这篇文章本来是有感于目前通俗文艺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中的暴力倾向，而发表的意见，不期引起了许多热心探索社会问题人士的注意。不仅有些读者在各地报刊上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有的还把这篇小文贴在了网上，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讨论。这是我预先没有想到的。
综合发表的文章和寄给我本人的信件，其意见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①“暴民”的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老百姓的反抗是天然合理的，没有什么“暴民”问题，只有“暴政”、“暴君”，“暴民”的说法是统治者对人民反抗“暴政”的污蔑。甚至有人认为，提出“暴民”这个概念就有“与民为敌”之意。有的读者很气愤地说：“暴民”是什么？中国的老百姓还不老实么？你不满意“暴民”，是不是在为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张目？
②如果说老百姓中有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话，那也只是“顺民”的问题。因为据有的论者说，中国的老百姓在迫害与压迫中缺少反抗的勇气。
③因为有“暴政”，所以才有“暴民”，因此，要“治民必先治官”、“治暴不如治权”。
对于通俗文艺作品，特别是当前影视作品中充斥着的暴力文化的问题，反而没有什么人接触到，这是令人遗憾的。也许是人们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1“暴民”是个沉重的话题
近几十年来，我们说惯了“人民”这个词儿（1949年前是说“国民”）；近几年来，又有倡导用“公民”这个概念，来表述老百姓在“法治社会”中位置的建议。这的确体现了公民意识的觉醒和社会的进步。而“暴民”这个词儿，却很少在我们的文字和口头里出现，大家头脑深处也缺少“暴民”这个概念。因此，《警惕暴民意识》的发表使一些读者感到突然，感到不解。我曾在《从“该出手时就出手”说起》一文中写到：头脑里充斥着“清官意识”和“暴民意识”的人们，“或是匍匐在清官脚下，希望得到他们的垂怜；或是不怕天不怕地，铤而走险，去争夺属于自己或不属于自己的利益”。于是，有的批评者就据此驳斥说，夺取“属于自己利益”的人们是正当的反抗者；那些夺取“不属于自己利益”的人们是“暴徒”，称“反抗者”为“暴民”是错误的。这种批评从根本上否定有“暴民”存在，没有“暴民”，当然更不会有“暴民意识”。于是讨论便失去了基础。
什么是“暴民”？我想大家都会有感觉，但它又很难下定义。我理解的“暴民”是：当社会或人与人之间出现矛盾时，一味执着地使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的平头百姓。他们认为暴力是万灵妙药，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而不考虑其他选择。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生与人类本能、某些生活经验以及环境、文化有关，我在下面将一一述及。
究竟有没有“暴民”？我认为首先这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现实问题。经过“文革”的人都不会对是否有“暴民”形成疑问！事情摆在那儿，不说“打砸抢分子”，就是那些造反的积极分子、勇敢分子，有没有暴民？那些充满了暴力语言和暴力行为的批判会、斗争会，“文斗”、“武斗”，喋血闹市，溅血长衢，这些都是谁干的？干这些事的不是“暴民”又是什么？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以此为乐，以此为荣。所谓“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暴民”不仅中国有，外国也不缺少。但为什么广大读者对“暴民”一词感到陌生和不习惯呢？因为近几十年来理论界谈到“民”都得用褒义词，把“暴”与“民”联系起来，在评论家看来是不可想像的。似乎说“暴君”、“暴官”还可以理解，而人民的一切暴力活动都是合理的。这与抽象的“人民”崇拜有关。“人民”只是个抽象的概念，可是其崇高的地位却无以复加。张三李四、王五赵六，谁都是“人民”，谁也都有可能不是。提到“人民”只能与正面意义的东西相联系，否则谁都有可能代表“人民”大兴问罪之师。这是犯了名词崇拜症。实际上，“民”是与“官”相对的，皇室、贵族、官僚以外都是“民”。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群体，可以与性质不同的形容词相连接。良民、刁民、顺民、莠民都是成立的，“暴民”只是其中的一类。理论研究本来不应该有禁忌，但实际上不仅过去，直到现在还存在着许多禁区和敏感问题。因此我们现在谈到“暴民”，不仅这个问题本身分外沉重，而且讨论的环境和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反应都不会很和谐、很轻松。
说暴民（2）
2“暴民”的产生
就人类的自然本性来说，人具有“攻击性”的一面，这已为欧美一些社会生物学家所证明。美国社会生物学创始人之一的E·O·威尔逊曾说，从调查和实验研究中可以看出，人的攻击行为具有较显著的遗传特征；这就是说，人类在处理矛盾时采取暴力行为或者采取有暴力倾向的行为，这是有内在的生物学根据的。但他又在《论人的天性》一书中指出，与自然界万类比较起来，人类绝不是最好暴力的动物，人类的暴力行为大多还是环境与文化的产物。这点实际上也为中国的古圣先贤所认识。孟子曾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社会失序、天下大乱，人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当求生存上升为第一问题时，暴力也就成了解决这个问题时的第一选择，暴力替代了一切秩序。此时，不“暴”的人根本无法生存，于是大家都成了“暴民”。
明太祖朱元璋曾经生动地描述过元末大动乱的情景。他说，大乱一来，无论“豪民”还是“窘民”，都得裹入乱兵之中。他们“弃撇田园宅舍，失玩桑枣榆槐，挈甲就军，老幼尽行，随军营于野外，少壮不分多少，人各持刃趋凶，父子皆听命矣。与官军拒，朝出则父子兄弟同行，暮归则四丧其三二者有之。所存眷属众多，遇寒朔风凛凛，密雪霏霏，饮食不节，老幼悲啼，思归故里，不可得而归。不半年，不周岁，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儿父母亦丧者有之，如此身家灭者甚多矣”（朱元璋《大诰三编》，见《全明文一》）。在这种情况下，“良善者生不保朝暮”，想不为“暴民”而不可得。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才会出现“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南村辍耕录》）这样激愤而极端的声音。
当然，此时的求生存奋斗中，包含有一定的反压迫、反剥削的内容，尽管不一定是行动者自觉意识到的。社会上是一片乱象，杀戮、抢掠成风，人们的行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什么叫“自己的利益”或“不属于自己的利益”，什么叫该杀或不该杀，哪有个认真的计算！老百姓朝不保夕，“丧乱死多门”，每天都面临着死亡，真是苦不堪言。这是老百姓最害怕的时代，我称之为“暴民乱治”。因此，老百姓总结说：“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这是生活在太平时期的人们很难理解的。每一个社会大动乱时期都要死上数千万人，总人口大量锐减，有时高达百分之五六十。毛泽东有一次讲话里说，用冷兵器，例如大刀梭镖之类，杀人未必比原子弹少！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说的。
社会与国家的倡导也是有很大作用的。前苏联有位作家名叫达尼埃尔，写了一篇近于荒诞派风格的小说，名为《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播音》。有一天，莫斯科广播电台突然宣布说：“为满足广大劳动群众的需求，兹宣布1960年8月10日为公开屠杀日（前苏联当局喜欢颁布各种名目的“日”，如“飞行员日”、“教师日”、“矿工日”等），这一天凡年满16岁以上的公民，皆有任意屠杀其他公民的权利。命令将于莫斯科时间1960年8月19日（原文如此）凌晨6时生效，至24时失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命令还有附加条款：16岁以下少年、穿军装的人和民警局的工作人员不得屠杀；过了规定期限屠杀者，追究刑事责任。这条消息激起了许多人的杀人恶念。第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托利亚，本来是温和善良的，他的情人卓娅约托利亚在“屠杀日”杀死她的丈夫帕夫利克，被他拒绝了，他想，你不爱他可以和他离婚嘛，干嘛非得杀死他呢？可是当情人走了，托利亚一个人坐在屋子里也不禁浮想联翩：那一天，杀死谁好呢？从他脑子里过的人有：上大学时总给他不及格的老师；他所讨厌的作家；还有那些“主宰人民命运的肥头大耳的人们”。最后还是心中善念战胜了恶念：“他任何人都不想杀，决不想杀！”当他的朋友在一起赞美“8月10日这一天是我们党的英明决策的结果”，和街头已经有了屠杀发生的时候，托利亚在呼吁：“公民们，不要互相屠杀，我们要爱他人。”
这篇带有寓言性质的小说，揭示了1930年代以来，大清洗等政策带给普通百姓心理上的创伤。当政者挑动人们的攻击本能和人类内心的恶性，把老百姓变成“暴民”，最终会自食其果的。纳粹、法西斯、日本的军国主义都这样干过。他们把善良的百姓塑造成为“暴民”，然后驱使其为自己的侵略政策服务（从日本老人东史郎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当然，即使是极端专制制度下的“暴民”，也不一定跑到街头上去杀人，但人们之间关系紧张，互相提防敌视，彼此虎视眈眈，一种不是你吃了我，就是我吃了你的心态，为此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权力恶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毒化了社会氛围，会给这个社会的全体成员带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损失。
“暴民”的迅速培养往往都要通过所谓的“群众运动”，并借助它来张扬。“暴民”也可借群众哄起，充分展示自己的残暴（他们都把这种残暴当作自己人生的辉煌）。“文革”当中，第一个打死教师的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学生们，动手的都是十六七岁的女学生。如果没有所谓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作背景，没有“群众”一起动手，我想让哪个女孩子单独上阵，都不会有这个胆量。这是有心理根据的。19世纪末的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他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指出：当人们汇成群体，他作为个体所具有的品行和理智消失得无影无踪，无论智力高低，在群体中很少起作用了，大家所具备的只是群体特征了。勒庞认为，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他们往往受到一种理念的控制，并用专横的手段推行它；群体不能接受讨论和质疑，更不能批评，在群情激奋时，暴力是他们特别爱使用的手段。
有人认为，“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就是因为群体具有简单幼稚的本质。群体易于被一些炫人耳目的说词所左右，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越简单越好）、一些激动人心的口号就可以使群众慷慨赴死。从中获利者，让群众为自己火中取栗的人们，当然要廉价赞美群众运动。另外一批慷慨地赞美“群众运动”的就是“看客”。这些人抱定“看热闹”的宗旨，惟恐天下不乱。他们不懂得真正的“大热闹”出现的时候，很少有人逃脱，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真正身处于这种大动荡中而又无所适从的广大老百姓，绝不会再有“看热闹”的雅兴。20世纪对中国人来说是有着太多悲哀的世纪，如今我们走到初步稳定和发展这一步，已是很不容易的了。不仅是经济和国家整体面貌的巨大改变，更重要的是有更多的人逐渐相信了，还可以通过非暴力的形式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益，从而选取了比较平和的态度来争取社会的进步。现在人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暴力”的负面价值和“非暴力”的正面作用了，这在20年前还是不可想像的。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与主流意识稍有差异，轻则为人所笑，以为是太迂；重则被指为别有用心。
最重要的是专制压迫制造着“暴民”，极端的专制时代杜绝了一切和平解决社会矛盾的可能，把实在无法生存下去的广大人民群众逼上必须诉诸暴力的道路。横征暴敛、吏治黑暗、社会腐败和自然灾害都是催化剂，当走投无路的民众处在“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两难选择时，稍有胆识者就会揭竿而起，干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事。可是在农业文明的中国，民众没有新的意识形态作为指导，他们的目的、宗旨乃至反抗的手段，都是从他们的压迫者那里学来的；可以说暴君是“暴民”的“老师”，暴君与“暴民”是一条暴力链上的两端。从暴君专制到“暴民乱治”再到暴君专制，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循环往复的怪圈。当“学生”变成“老师”后，他们又在培育新的“学生”。这一点我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有较详细的论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在该书中，我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游民、游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