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另一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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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另一个中国- 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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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如宋江、柴进一类;也有一些青年羡慕古之游侠,愿意打抱不平,充当社会良心,而投入江湖成为侠者,《水浒传》中的鲁智深就近于这类人;更有数量很大、并对当时及后世精神生活发生重要影响的江湖艺人。
江湖艺人基本上也形成于宋代,由于宋代城市结构的变化,从城坊制变为街巷制,商业手工业繁荣起来,促进了对娱乐业的需求。于是一些具有文艺天分的游民,在流入城市后可以通过创作和表演通俗文艺作品来谋生,他们便是最早的江湖艺人。江湖艺人的生活状态、思想情绪,与一般游民很少有差别。他们演说或表演自己熟悉的江湖人的故事,这些故事的冒险性、传奇性对生活在宗法制度的人们很有吸引力,因为宗法人过的是周而复始、平淡无奇的生活。
江湖艺人大多有些文化,头脑比较灵活,心智较为发达。游民的思想情绪、游民的个性,没有文化的游民很难说清楚,而江湖艺人却能够通过他们所创作的通俗文艺作品表达出来,因此,他们的一些作品就成为游民文化的载体。《水浒传》虽然成书于明代,出自于一位文人之手,但宋江的故事始创于宋代,最初的创造,还是当时的江湖艺人。明代的施耐庵基本上没有改变原创者的思想倾向,《水浒传》也可以看作是游民思想和江湖文化的载体。


说江湖(5)


中篇
一、社会边缘人与江湖
上篇着重谈了游民与江湖的关系,游民是我们所探讨的江湖主体,因此谈论江湖必先谈游民。这些大多在拙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已经涉及到,所以这里说得比较简单。其实在江湖中兴涛作浪的,以及江湖的中坚力量或者江湖领袖,往往不是游民。游民在啸聚山林时,大多是喽罗,最高也就是个小头目,而那些绿林班头、江湖领袖,则多是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物,如《水浒传》中的宋江、柴进、晁盖、鲁智深等。
这些人物在未脱离主流社会时,或由于社会地位,或由于当局的排挤,或由于自己的选择,他们处在社会的边缘,非常容易走上反社会的道路。这些人仿佛是失去电子或带有多余电子的离子,在物质的化学变化中是极活跃的因素,他们在社会变化中具有极大的能量。这些人群曾经引起统治集团的关注,但没有很好的办法可以进行有效的控制。
1什么是社会边缘人
“社会边缘人”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地说,凡是脱离主流社会的都可以视为社会边缘人,包括那些浪迹江湖的游民,甚至已经进入反社会团体的叛逆者,因为相对全社会来说,他们是处在边缘状态的;狭义的“社会边缘人”是指处于主流社会边缘的人们,这种人时时刻刻可能会脱离主流社会,站到主流社会的对立面去,成为主流社会的反对者。统治者对于这类人物特别关注(有时关注过分,起反作用,反而促成他们向对立面的转化),谨防他们冲击主流社会,对统治阶级的地位和利益造成威胁。
过去的边缘人不像现代那么潇洒,如经济学家汪丁丁在他的随笔集《走向边缘》序中,仅仅把“边缘”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非主流’的生活方式”,并认为“假如一个社会里面所有的人都局限于‘主流’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社会的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源泉迟早会枯竭”;这对学术来说是正确的,各个学科的原教旨的“学究”,大多只能抱残守缺,新的追求、新的发现往往属于被视为野狐禅的边缘学人,意识到这一点的边缘人是独来独往、天马行空的。可是在古代社会里,处于边缘状态的人们常常要被视为“造反者”的后备军,是要受到主流社会人们的嫉视,甚至要被送上火刑场的。布鲁诺不就是一个例证吗?处在下层的边缘人更是要被打压的。
应该看到中国社会既不像欧洲中世纪,教皇、教士、贵族、农奴、商人、手工业者,各守其业,历数代而不变;也不像现代的欧洲,人们的社会角色像万花筒似的,变得令人眼花缭乱。与欧美近代相比,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其社会角色是相对稳定的;如果与欧洲的中世纪相比,各阶层之间的流动还是很频繁的。因此,一个王朝的兴盛时期,社会秩序比较稳定,统治者、被统治者,各安其位,士农工商,各司其职。此时某个社会群体是处于社会主流,还是流荡在边缘,可以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往往有不同的社会边缘人。
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这个社会的边缘人就是脱离宗法的人们,在他们没有违法、没有身陷囹圄、没有啸聚山林时,他们还是会被主流社会视为处在边缘状态的人们。久而久之,游民逐渐从边缘走到主流社会的对抗面。也有许多本属于主流社会中的各阶层人物,由于种种原因成为了社会边缘人。
2社会边缘人形成的原因
社会边缘人的形成大致有三种原因:一是经济的原因迫使主流社会的人们流向边缘;二是统治者的政策导致一些本应属于主流社会的群体边缘化;三是一些身处主流的人士主动走向边缘。
①我们说古代的中国是宗法社会,它的社会基础是“士农工商”等四民,他们被视为社会的柱石,这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的。如果从经济的角度观察,其财产的多寡,生产效率的高低,则是其社会地位是否能得到保证的一个重要原因。没有饭吃的人自然会产生一种边缘感。历史学家孙达人在《中国农民的变迁》一书中指出,宗法社会中国农民的生产可用“小”、“少”、“散”三字概括:“小”是生产规模狭小,而且自宋代以来越来越小;“少”是指财产很少,直可以“一贫如洗”来形容,大多数农民仅靠农耕是不足以糊口的,还要从事其他副业以补不足;“散”主要指居住分散,除了宗族戚里外,基本上没有其他交往,不能形成有自觉意识的群体。手工业者、商人大多也是如此。这种经济现实很容易破坏他们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农民,正如汉代晁错所说,今法律“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任你把这些人捧到天上,他们也不会有社会主人的感觉。因此,从社会规定来说,士农工商是处于社会主流的,但是贫困则可能把他们中的一些人抛向社会边缘。因此部分农村人口的边缘化,最后成为流民或游民,这是小农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形成的。



说江湖(6)


②其次是统治政策造成的。古代社会是专制社会,统治者的意志对于社会的走向影响极大,他们制定的政策和法令,也可能把某个阶层或某个群体推到社会边缘。例如宋代武将焦光瓒率部降金,宋乃贬其部伍为“堕民”;明初把元末割据一方的张士诚和方国珍的部属划为“堕民”,这些人群被驱逐出主流社会,成为边缘群体,人们称之为“贱民”。“吏”的社会地位的变迁,也与统治者政策有关。宋代以前,吏是官僚队伍中的一员,只是级别低了一些;宋代和宋代以后,“吏”逐渐边缘化;明代和明以后,吏则成为边缘人。这就与宋太祖期间开始禁止吏人参加科举考试有关(见《续资治通鉴·端拱二年》),士农工商都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队伍,而吏人反而不能,其社会地位显然低于平民,再加上这个群体是官与民的中介,他们贪赃枉法、欺压百姓,道德水平低下,更为人们所贱视。
又如宋代重文轻武的政策和对于武官的防范,军人与行伍出身的将领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军人都要“黥面”,视之如盗贼。北宋官至枢密使的狄青,因是行伍出身,官至高位,面上仍有黥文。狄青曾对人说,文臣韩琦“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所以总觉得在韩琦面前矮一头。狄青为人极谦和,就这样,后有彗星出,也被指责为“跋扈可虑,出青知陈州。同日以魏公(韩琦)代之。是夕,彗灭”(《默记》卷上)。枢密使相当于现在的总参谋长,位尊权重,尚且如此,一般武将的情况可以想见。《水浒传》中也有武将受文官歧视、社会歧视的现实反映,清风寨的知寨刘高,除了贪赃枉法和使阴谋诡计外一无所长,但他是正知寨,就有能力陷害武将、副知寨花荣。他的话在上级那里要比花荣的话管用。《水浒传》一书代表了社会边缘人的心声,书中处处为武将鸣不平,抨击“假文墨”、“大头巾”(高级文官)。这些恰恰是当时社会中的主流人物。
③另外,就是个人的选择。也就是说,社会没有逼迫他,也没有人迫害他,走向边缘完全是他个人的选择。现在“走向边缘”没有什么现实的危险了,特别是在学术领域,因此汪丁丁先生可以很洒脱地说,“真正的生活是主流以外的生活,这被海德格尔叫做‘世界’”。可是古代人们勇敢地脱离主流,洒脱地走向边缘的人是不多的。沉沦于社会底层的、处于社会边缘状态的人们,许多通过发家致富或科举考试,甚至是捐纳买官等多种途径来挤入主流社会,从而改善自己的处境。另外,也有从主流走向边缘的。这大多是不安于平庸的循规蹈矩生活的年轻人。他们追求冒险,追求不平凡,这些想法和行为也可能促使他们离开自己本应有的社会位置,成为边缘人物。例如一些向慕古代侠客的热血青年,勇于充当社会良心,打抱不平,反抗社会,便成为自我边缘化的游侠。当然有野心的人更容易成为边缘人。如项羽见到秦始皇的车驾的威风,倡言:“彼可取而代之。”刘邦则说:“大丈夫当如此也。”如果他们只是说说就完事了还好,当他们处心积虑,筹备实现这些向往时,就走到了社会的边缘。这类人最为统治者头痛,防备也最严。事实上,项羽、刘邦的确也成为灭秦的主力军。“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项羽、刘邦就是其中的“两户”。这类人在社会的大动荡中,搏风击浪,以求一逞,往往改变了历史的面貌。这些人是被统治者视为不逞之徒的,是社会边缘人物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类。
社会边缘人物最容易投入江湖,有些处在社会边缘时就已经和江湖人物往来,甚至结成团伙,在江湖上作感情上的投资,为将来下海作准备,这是真正威胁到封建统治者宝座的人。因此,统治者对于这类边缘人物特别关注,识别和如何处置这类人,就是统治者绞尽脑汁也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社会边缘人是个灰色的群体,由于客观的社会条件而成为边缘人的还好识别,也好处理(如宋代对于武将老是心怀惴惴,监督很严,甚至是凭空猜疑,岳飞的冤案就与这种心态有关);那些心怀不逞之徒就很难识别,更难处理。中国古代社会生产率不高,能够负担的社会组织成本有限,因此古代关于社会组织的思想(这种组织是需要花钱的)虽然很发达,但限于经济条件,实践中的社会组织化程度是不高的,仅仅到达县一级(不同时代略有差别)。而社会边缘人的政治能量很大,社会想要实现对他们的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下面仅就宋代的例子,看一看统治者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努力。
3宋代的社会边缘人
我们研究通俗小说,应该特别关注宋代的情况,因为通俗文艺作品到了宋代才大张其道,江湖文化(指游民的江湖)也是在宋代才被披露出来的。我们也有理由认为,江湖文化到了宋代才形成。从《水浒传》这一类通俗小说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些社会边缘人的感召力、凝聚力。唐代的文人士大夫“谋官谋隐(实际上是回乡当地主)两无成”,还要努力向主流社会靠拢,到了宋代,本来在主流社会有安适生活的偏偏向往江湖,要在江湖上一争高低,寻觅前途,岂非咄咄怪事!南宋诗人华岳在开禧三年(1207年)向朝廷献《平戎十策》,其中有《取士》一篇,对当时社会边缘人有很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控制他们的办法:
夫名山大川,秀由所钟;ND052山乔岳,神由所降。千岁之日至,则间世之士生。必有翘楚之材,特起之子,梦寐未形,占卜未见,寓于贫贱闾阎流俗之中,隐于耕农商贾草莱医卜之下。罗之以科举邪?彼不善于章句之儒;诱之以利禄邪?彼不由于闻达之路;置之于驻扎将佐之中邪?彼不生于营垒行伍之地。三城桐柏之耕农,罗源贾木之樵牧,六安辽峰之高隐,羊岘房陵之商贩,类多抱负所长,高出世表。能否相参,有无相授,非不欲求用于世以尽其所蕴。然上则拈致无方,而下则无阶可进;内则搜访无术,而外则无门可入。是必庙堂广于延纳,而无间于疏远;幕府勤于听览,而无拘于早暮;监司州县专于荐举,而不遗于微贱。其门有八:一曰有官,谓沉溺下僚,不能自奋;二曰无官,谓素在草茅,不能自达;三曰世家,谓将帅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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