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后战死，为杨家留下一些余荫，从此改换了门庭。杨度大伯随其父参军，借着父亲的余荫做了个小武官，后来因功升为总兵。杨度的父亲还在家务农，兼做吹鼓手。杨度父亲早亡，杨度被过继给在战争中发迹变泰的大伯，这才有了读书的机会。这是他在出身上不同于一般的读书人之处。
杨度的从学也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一般文士，他不是那些正统的士子，读高头讲章，死抠八股；也不是像风流才子一般弄些华章绮句。他是湖南名宿王ND064运的弟子，王对杨也优待有加，并可以随便开些玩笑的。在王的《缃绮楼日记》中，常称杨度为“杨贤子”。杨度先是跟着王ND064运学“帝王之学”，后又醉心于新学，上了湖南师范。
1903年，清政府新开“经济特科”进士考试，杨度是第一批考生。这科的考题真有些“现代经济”的味道。“桓宽言外国之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则国用饶而民用给；今欲异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像这样的题目，那些八股脑袋大概是连怎么下笔都想不出的，结果懂新学的杨度中了一等第二名，未来的北洋政府的财长梁士诒这次被取为一等第一名。由于梁士诒这个名字被说成是“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字，康有为字祖诒的“诒”字），而“康梁”因为“戊戌变法”，正为西太后所痛恨，于是，梁士诒被除名。杨度受到这个案子的牵连，又是“湖南师范生”，疑为唐才常之同党和革命党，也被除名。到手的功名，转瞬而失。而且，慈禧太后口喻要捉拿梁士诒、杨度，要避祸又对出路感到茫然的杨度就跑到日本留学，当时也没有护照、签证之类，杨度去日本比他回老家湖南还方便。到日本留学，是杨度成为活跃于清末民初的重要政治人物的一个重要契机，他是留日学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杨度是主张“君主立宪”的，然而，他从这时起就懂得联络各种各样的人士为自己的未来开辟道路。他托人认识了孙中山先生，他不赞成革命，但是与孙先生相约“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无相妨也”（《世载堂杂忆》）。同时他还与黄兴、梁启超都保持了较好的关系，颇有点“挂钩三方来闯荡”的架势。
1905年，清政府为了挽救危亡，准备立宪，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他们到欧、美、日本走了一趟，大约也是糊里糊涂；杨度除了日本，哪里也没去，可是却请他捉刀代笔，为五大臣的出国考察写考察报告——《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从此，杨暴得大名，政府的高层人士都知道了中国还有个“懂法”的杨度。
1907年，袁世凯、张之洞向清廷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这位仅有举人功名的杨度遂以四品京堂充宪政编查馆提调，从此，他对袁世凯怀有知遇之感，或深或浅地参与了袁世凯的许多政治活动。
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此时朝廷要搞“法治”了，号召王公大臣都要“学法”，于是，杨度被委任为高级“讲师”，得以出入颐和园，为这些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并开设了宪法讲座。从此，他与许多满洲亲贵拉上了关系。
1908年，西太后、光绪相继去世，掌权的是光绪的弟弟载沣，他将袁世凯开缺回籍。此时，杨度知道袁的羽翼已丰，决非一个摄政王所能对付了的。当袁世凯的许多朋友都不敢与袁再往来的时候，杨度却奔走于北京与彰德（袁的隐居之地）之间。为袁世凯通消息、出主意，成为袁的重要谋士之一。这种“烧冷灶”的行为带有明显的纵横家的作风。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南北会谈，杨度是北方代表团的高参，还替袁世凯暗中收买南方代表团中要人，以期作出对袁有利的结果。他很看重与袁世凯的关系，挂在杨度口头上的“救国”，实际上是在谋图自己的发展。辛亥以后，在袁世凯建立洪宪王朝的过程中，杨度表现得非常积极，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面。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谈。
洪宪帝制失败以后，杨度被作为第一“要犯”被通缉，这与当局不敢碰那些耍枪杆的“洪宪党人”比起来，是有点冤，但是就参与洪宪帝制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来说，把杨度视为“祸首”还是名实相符的。杨度躲在天津租界不敢露面，这个局面待张勋复辟活动破产后，才有了好转。虽然，杨度自称其中年以后“好佛”，那时失意的政客几乎是个个如此，但即使是在其参禅论道的时期，也没有忘记在各种各样的军阀中搞些纵横捭阖的活动。有时也做了一些对人民有利的事情。杨度还是有种特殊能力，使得一些很蛮横的军阀也听他的话。那个连自己有多少姨太太都弄不清楚的狗肉将军张宗昌，对杨度是言听计从。例如在枪毙新闻记者林白水时，为林求情者很多，张宗昌一概不接受。杨度前去说，才答应下来。可惜的是当张打电话给行刑队时，林白水已于半小时前被绑赴天桥了。
杨度在晚年做了两件惊世骇俗之事。一是到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的门下做清客，当时政客与青红两帮往来的很多，但有一定身份的文人学者则以依附他们为耻，因此，杨度和章士钊两人依附于杜月笙就很引人注目。另一件事是，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前一件事知道的人很多，因此过去一直把杨度视为反面历史人物。后一件事，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只有几个人知道，直到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危时，才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冶秋；王发表了《难忘的记忆》，向世人公告了这件事，从此杨度在人们的笔下才换了一幅形象。然而，这仿佛是一俊遮百丑，从此以后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写到杨度，对他的过去所作的一切都能谅解了，连搞筹安会也都是为了“救国”了。这也是一种偏颇吧。
洪宪闹剧·杨度·帝王术（2）
二
《洪宪纪事诗》真是一部有趣的书，连该世纪一些重要的政治家谈到它都赞不绝口。董必武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为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作序时，说：
武昌刘禺生以诗名海内，其脍炙人口者为《洪宪纪事诗》近三百首。所本为《洪宪纪事诗簿注》四卷，孙中山、章太炎两先生为之序。中山先生称其宣阐民主主义。太炎先生谓所知袁氏乱政时事，刘诗略备，其词瑰玮可观，后之作史者可资摭拾。
实际上这也是董必武对《洪宪纪事诗》的看法。其纪事除个别细节外，大多可信。洪宪前后，刘禺生正在北京，他与副总统黎元洪是老乡，常能见面，对于当时政界掌故知之甚多。他又与杨度是“大同乡”（当时湖北湖南同属湖广），二人共过事，有一定的交谊，对杨度的为人有较深的了解。所以，他在《洪宪纪事诗》中的评论不仅有深度，而且，颇有诛心之论。
洪宪帝制活动中，杨度是很卖力气的。当然，杨度之所以这样做是有个人打算的。袁世凯对杨度有知遇之恩，是袁的推荐，杨度才由一个普通的举人一跃而成为“四品京堂”。这样，在摄政王下诏要杀袁世凯时，奉命草诏的杨度才会奋力搭救，在接下来与袁世凯的往来过程中，向袁透露了朝廷的许多秘密。从此杨度把自己与袁世凯绑在了一起。因此，当袁要做皇帝、需要人们拥戴时，杨度从内心里发出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而且，杨度与袁世凯的老部下、老袍泽不同，他手中没有兵；他靠的是自己的头脑、自己的嘴巴和自己的人际关系。这些都是软性的，说有用也有用，说没用也没用。与那些手中掌握着硬梆梆的枪杆子的北洋系军人们比较起来，杨度不能不分外出些气力。另外，杨度自视甚高，他要做洪宪第一功臣，这样才有可能圆得宰相或总理的梦。可是，我们检查一下杨度与筹安会的表演，会感觉到那真是够“丑”的，但还谈不到“恶”，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杨度的同乡熊希龄在组织“人才内阁”时，曾想请杨度担任一个次要部长的职务，杨度说，“我帮忙不帮闲。”可是我们从洪宪期间杨度和筹安会所做的事情来看，都是帮闲性质的。这对杨度来说不能不是个悲剧。
在这方面，《洪宪纪事诗》中都有记载，有些细节也很有趣。筹安会曾经悬赏征求论文，论述国体问题。另外编写了两部书，名为《国贼孙文》《无耻黄兴》，居然每本印刷了10万册。这些书大约也要靠公款购买，否则是要都堆在筹安会的仓库里的。孙中山先生最为袁世凯所恨，所以在这本书中对孙肆意诬蔑还嫌不够，还把《国贼孙文》改成京剧，这就是《新安天会》，在新华宫里演出。实际上袁世凯不好京剧，更不懂戏，出这些主意的就是筹安会那些帮闲者。《安天会》本来是根据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前几回改编的，讲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和被收服的故事。因为孙中山也姓孙，这些洪宪文士便突发奇想，把《安天会》改为影射孙中山的《新安天会》，并加紧由“第一舞台”的演员排练，要在庆祝袁世凯生日的中南海宴会上首次演出。《洪宪纪事诗》中有两首记载了这件“盛事”：
誓言国贼撰成篇，教谱梨园敞寿筵。忘却袁家天子事，龙袍传赏李龟年。
盛时弦管舞台春，一阕安天迹已陈。今日重逢诸弟子，念家山破属何人。
《新安天会》描写了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逃回了水帘洞，天兵天将、十二金甲神人围困水帘洞，孙悟空又纵一跟斗云逃往东胜神洲，扰乱中国，号称天府大圣仙府逸人，化为八字胡，两角上卷，以东方德国威廉第二自命，其形相状态，俨然化装之中山先生也；其中一军官为黄风大王，肥步蹒跚，又俨然化装之黄克强（黄兴）也；其先锋官为独木将军，满头戴李花之白面少年，容貌俊秀，与江西都督李烈钧是一是二，难为分别；前锋左右二将，一为刁钻古怪，虎头豹眼，一为古怪刁钻，白鼻黑头，暗指当日李协和守九江、马当之二将也。玉皇大帝一日登殿，见东胜神洲之震旦古国，杀气腾腾，生民涂炭，派值日星官下视，归奏红云殿前，说是弼马瘟逃逸下界，又调集喽罗，霸占该土，努力作乱。玉皇大怒，诏令广德星君下凡，扫除恶魔，降生陈州府（这是影射袁世凯），顺天应人，君临诸夏。其部下名将有大树将军冯异（影射冯国璋）、桓侯张飞（影射张勋）、通臂猿李广（影射李纯）、忠武王曹彬（影射曹锟）。他们在广德星君的指挥下大败孙悟空，班师回朝，受降献俘。这时文武百官齐呼《圣天子平南颂》，歌美颂德。剧之末尾，作者更是忽发奇想，从神话转到现实中来。舞台上出现新布景：海天波涌，明月当空，孤岛沉寂，照见一人，只见他独坐在盘石之上，高唱《怀乡自叹人》一曲。其词云：“小生姓孙名文，广东香山县人士。向来学医业，奔走海外，诱骗华侨，中国多事，潜入国门，窃得总统一名，今日身世凄凉，家乡万里，仰看一轮明月，岂不惨杀人也。”然后是大段唱：“孙逸仙坐东瀛自思自叹……”
这种紧密联系“现实”和“为政治服务”的剧作，古今真不多见。“四人帮”掌管文艺期间，那么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也没有搞成这个样子。筹安会和杨度搞的这些东西，就是从袁世凯角度来说，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能帮他们什么“忙”？而此时，袁世凯还不到需要人来帮闲的时候。这些事情只能在“洪宪”帝国史中留下笑柄，对孙中山先生的形象毫无损伤。这个《新安天会》的演出还有个插曲。当时北京京剧是“无腔不谭”，所以最理想的是谭鑫培来演主角，可是谭老板说什么也不干。后来又找外号叫“老乡亲”的孙菊仙，孙也曾是朝廷的“供奉”，自有身价，看不起袁世凯，也坚决不演。我想，这些老艺术家们一看到《新安天会》这个本子，第一句话一定是：“这什么玩艺儿！”谭、孙不肯演，这是极正常的，后来以唱功闻名的刘鸿声接了这个差事。刘鸿声（据说田汉名剧《名优之死》的男主角就是以刘鸿声为模特的）唱到“到月怀乡自叹”时，因为这是影射孙中山落拓，所以袁世凯很高兴。他看到刘鸿声身上穿的龙袍太旧，于是，把登基大典筹备处为自己准备的龙袍赐给了刘鸿声。这件龙袍上面绣了九条龙，蜿蜒全身。袁世凯不喜欢这件龙袍，认为它“气不团聚”，便给了刘鸿声。所以诗中有“龙袍传赏李龟年”之句。
不仅杨度从立志“帮忙”，最后变成了“帮闲”，筹安会中其他人士也大多如此。像严复那么大学问的人，也为洪宪皇帝帮闲，他游曲阜孔林，获得了周宣王冕旒，作为吉祥物似的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