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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翻译官、当年二十岁的德里松在二十六年之后，写了一本《一个赴华翻译的日记》，在书中，德里松做了如下回忆：
这一大群各种肤色、各种样式的人，这一大帮地球上各式人种的代表，他们全都闹哄哄地，蜂拥而上，扑向一堆无价之宝。他们用各种语言呼喊着，争先恐后，相互扭打，跌跌撞撞，摔倒又爬起来，赌咒着，辱骂着，叫喊着，各自都带走了自己的战利品。
德里松还对英国人和法国人在抢掠方面的不同点做了一番对比：
法国人堂而皇之地抢，而且都是单独行动；英国人比较有条理，他们能很快就明白应该怎么抢，而且干得很专业。他们都是整班行动，有些人还拿着口袋，都有士官指挥。有个难以置信、但又是千真万确的细节，就是那些士官都带着试金石。见鬼！他们是从哪儿弄到的试金石？
劫掠和破坏是同时进行的。发了狂的英法兵士们把能拿走的尽量拿走，拿不走的就随手破坏。对此额尔金采取了冷漠的观望态度，他在十月七日写给妻子的信中说：“劫掠和蹂躏这样的一个地方，已够坏了，但更坏得多的是破毁。原来总价值一百万镑的财产，我敢说连五万镑也不值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洗劫（2）
为了避免分赃不均，英法联军专门成立了一个“战利品管理处”，对所有的“战利品”进行拍卖，在这场特别的拍卖会上，价值连城的珍宝仅拍出了八千镑的低价，连同现金一万八千镑，分成三股，其中一股归军官，两股归士兵。作为英军最高指挥官，格兰特没有参与分配，他得到一只纯金的工艺瓶作为纪念；同样，法军最高指挥官蒙托邦也得到了一份纪念品，他们还分别给英国女王以及拿破仑三世留了一份礼物。如此以来，英法联军从将军到士兵，人人得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皇家御园——圆明园的战利品。
抢劫和拍卖持续了两天时间。到了十月九日，英法联军离开圆明园的时候，这支混合队伍变成了一支运输大队。
德里松在他的书里谈到了英法联军撤走时的场面：
说到车辆，还有一件稀奇事。在走到安定门时，法国军队只有一辆车辆——也就是将军车辆才载有帐篷和军用箱。而当军队开拔时，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出现了大批满载着的车辆，单是这支车队也得十十足足走上一小时。至于英国人的行李车队，那更长得出奇。这一支神话式的车队足足有两法里之长。
通过抢劫圆明园，英法联军的官兵们全都发了横财。许多普通士兵回国后，通过变卖从圆明园抢得的珍宝，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富翁；英国陆军军官赫利斯回国后，因拥有大批圆明园珍宝甚至获得了“中国詹姆”的绰号，这笔财富使他享用了一生。一八六三年，法国拿破仑三世在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行宫建造中国馆，专门收藏中国珍玩，其中大部分珍宝来自圆明园；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里也藏有大量来自圆明园的文物，其中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传世名作《女史箴图》（唐人摹本）就是其中之一。
一八六○年十一月七日，《泰晤士报》随军记者从北京发回的一则通讯称：“据估计，被劫掠和被破坏的财产，总价值超过六百万镑。”这只是一个不懂中国文化价值的外国人的初步估算。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圆明园损失物品的清单，不过，现在就开始清点还为时过早，因为圆明园所遭受的更大的劫难还在后面。
初劫之后（1）
咸丰皇帝是通过奕訢等人十月八日的奏折，得知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洗劫的消息的。盛怒之下，他只好在无能的军事将领身上出气，立刻将“僧格林沁著革去爵职，瑞麟著即革职，以示惩儆。”同时，咸丰皇帝也被英法联军的暴行吓破了胆：为了防止英法联军以同样的方式对待紫禁城皇宫，一再谕令恭亲王等人速办和局。
英法联军撤离圆明园之后，留下的是一片狼籍。协助恭亲王奕訢办理抚局的礼部大臣鲍源深，大概是第一个看到劫后圆明园的官员。他在《三天入直琐记》里记录了十月八日的见闻：“闻夷人已退，乘车回园寓一顾，则寓中窗槅已去，什物皆空，书籍字帖抛散满地，至福园门，则门半开，三天书籍亦狼藉散于路傍。至大宫门，则闲人出入无禁，附近村民携取珍玩文绮，纷纷出入不定，路傍书籍字画破碎抛弃者甚多，不忍寓目。”
一直担任清廷代言人的大臣恒祺也是最早目睹圆明园劫后惨状的清廷官员之一。十月十日，恒祺陪同刚被释放的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进入圆明园。看到圆明园的惨状之后，恒祺痛不欲生。英国皇家炮兵队队长亨利·科龙勒斯（HenryKlonllys）在《1860年中国战争纪闻》中转述了这一幕：
10月10日，钦差恒祺要求我们允许，偕同巴夏礼，赴圆明园游览一趟。……后来巴夏礼告诉我，说看见那个可怜的人，令人难受得很。恒祺坐在小湖的岸畔，双手抱头而哭，声言万事皆休，他也将要自杀，了此残生。
可以肯定的是，除去英法联军，圆明园附近的不法之徒以及闻风而来的土匪也加入了抢劫的行列。英法军队退出圆明园后，京城西郊一时成为无人管辖之地，土匪和附近村民趁管理失控之机，大肆入园抢劫。对这些人来说，圆明园始终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禁苑，现在他们终于有机会进去大捞一把了。尽管英法联军刚刚撤走，清廷便派贝子绵勋带兵两百人护卫圆明园，不过，这点可怜的武装根本不能阻止愈演愈烈的劫掠之风。
李慈铭在十月八日的日记中写道：“城外劫盗四起，只身敝衣，悉被掠夺。又闻有持园中断烂物进城者，铜龙半爪，金兽玉镶，俱相传视玩弄”。十月十一日，李慈铭继续写道：“闻圆明园为夷人劫掠后，奸民乘之，攘夺余物，至挽车以运之，上方珍秘，散无孑遗。”
其实，十月九日英法联军撤走之后，抢掠并没有停止，他们经常回到圆明园再行抢掠。法国军人德凯鲁勒在他的回忆录《北京之行》记述了这一情况：
10月11日。看起来英国军队对它在夏宫所收刮到的那部分东西并不满
意。在英方军营里，刚刚又组织好一次大规模的远征，要去把法国军队没能
带走的东西都收集起来……
这次远征由1200名骑兵和一团步兵组成，另外还有许多旅游者伴随前
往。他们带有成千辆车子和军队里所有的驮兽。
此次抢劫延续了整整一天。
10月13日。今天早晨，派往宫殿的英国远征队刚刚回来，他们随带的成千辆车子和驮兽也都满载着战利品回来了……他们当时曾深入布满豪华住宅和可以与华丽的皇宫相媲美的腹地进行搜索。正是在这些至尽尚未搜索过的地区，他们才抢到了大批物资。
英法联军在抢掠的同时，还纵火烧毁了圆明园的部分殿宇。十月六日，法国军队占领圆明园的当天，就烧毁了圆明园大宫门外的多处朝房。海淀一带的民房也多被烧毁。
此时，远在热和行宫的咸丰皇帝只能在奏折上发泄自己的郁闷之气。十月十二日，内务府总管宝洌г谧嗾劾锼担约涸诔抢锓阑ぃ盘姆舜辰裁髟埃皇し吆蓿煌惶欤︿＇又上了一个奏折，希望咸丰皇帝再委派两个人和他一起管理圆明园，咸丰皇帝看完奏折后大怒，愤然批道：“汝系内务府大臣，非他人可比，即使不能在园料理，出城一往有何不可，乃竟置之不顾，尚有人心耶！”
十月十二日，恭亲王奕訢悲愤地致书法军特使葛罗：“法国兵士，对于皇帝避暑行宫，仍肆焚掠，其故为何，法兰西亦文明大国也，其军士饱经训练，宜有纪律，今乃焚毁皇帝行宫，所根据者何因，贵统帅何以不加禁止，置若罔知乎。吾两国所争者何事，将军其有以教我。”对此，葛罗公则冷漠地回应说：“联军占有行宫之举，乃其分内所有之事，两军交战，克其地而享有之，亦战时公法所许也。”
此时的北京已经完全处于混乱之中。受命总揽大局的恭亲王奕訢居无定所，先是避居在万寿寺，之后又逃至丰台长辛店一带；军队将领僧格林沁和瑞麟在京北郊一带避敌，不敢应战；守城的王公大臣们则坚闭城门，一筹莫展，坐视着局势一步步地恶化。
火烧圆明园
开门揖盗（1）
一个北京老人观察日落在渐渐变红的北京——（美）斯蒂文斯这几句诗是二十世纪初一个美国诗人模仿中国诗风创作的，虽然与本书的主题无关，倒是很贴切地反映了一八六○年北京深秋的情景。
英法联军占领并大肆洗劫圆明园，使得留在京城的王公大臣大为惊恐。为了表示议和的诚意，十月八日，清廷方面释放了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并开始陆续释放扣押的“人质”。
十月十日，英法联军照会北京当局，要求进城换约，并提出不毁灭北京城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开放安定门并交给英法联军驻守，最后期限定在十月十三日午时。英法联军威胁说，如果中国方面不答应，他们就要用大炮轰城。英法联军所做的一切都带有虚张声势的性质，他们的真实意图是希望通过高压手段迫使恭亲王尽快出面签订和约。
英法联军的恐吓再次奏效。此时北京城内的守军尚有一万多人，城外也有多路外省援兵不断赶来。无奈留京的文武大臣恐于“抚局”有碍，又慑于英法联军的淫威，最后竟“开门揖盗”，将安定门拱手交给了英法联军。
英法联军对能否“和平接管”安定门并没有把握。十月十三日上午，他们一直在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规定时间的到来。法军炮兵指挥官朋茨曼上校对格兰特汇报说，他怀疑他的炮火能不能打开北京城墙的一个缺口，持怀疑态度的绝不止朋茨曼一人。指挥四门攻城大炮的英军上校华斯莱在他的《一个军人生活的故事》里写道：直到限期前十分钟，敌人还没有投降的迹象。我们的炮衣揭开了，炮身经细心地拭净，装弹，排列起来，对着要打的城墙瞄准。我屏住气息，心情沉重，觉得我们是在玩‘吹法螺’的把戏，因为我太清楚了，用我们所有的这些炮弹，要打开一个有用的缺口是没有希望的。
到了规定时间，安定门竟然如期打开了。这时的华斯莱们“舒了一口长气，十分满意这个结果。”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北京城第一次被外国军队占领。入城后的英法联军，驻扎在国子监一带。
当天，一位中国诗人沉痛地写道：古来和有策，今日战无功。
戒夜銮舆出，当关锁钥空。
云愁鸟啄屋，军散马嘶风。
秋草金台路，斜阳黯淡红。
——陈寅《庚申八月二十九日》在另外一首诗里，诗人对王公大臣“开门揖盗”发出了诘问：郭外貔貅十万屯，严关何事竟开门。
凶锋早裂贤王胆，款议翻邀虏使恩。
大吏效忠争扈跸，穷民无路亦狂奔。
只应一片城头月，照得书生有泪痕。
——贾树诚《庚申九月作》当时，并不是所有的大臣都同意打开北京城门，让英法联军入城。至少他们在事后给咸丰皇帝的奏折里是这样说的。十月十五日，在八里桥之战身受重伤的光禄寺卿胜保愤然奏道：“城内议抚诸臣，信其诡谋，无求不应。”一直躲在北京城外的恭亲王奕訢则奏称：“以都城雉堞坚厚，即逆夷炮火猛烈，尚可凭高自固。如城中于释放巴酋（巴夏礼）后，尽心防守，共济艰难，该夷岂能遽行得志。现在天气渐寒，该夷扎营城外，进退无据。臣等乘机办抚，亦可冀就范围。乃该王大臣巧为卸责，辄称订期开城为宗社苍生之福。殊不知开门揖盗，何福可言。”最后，恭亲王下结论说，“可见该王大臣等被夷人虚声恫喝，为一身自全之计，初非为大局起见也。”
恭亲王奕訢的上述奏折是在十月二十二日写的，当时英军已经焚毁了圆明园，尽管不免有事后诸葛之嫌，但奕訢的分析却是对的。英法联军在掌控安定门、进入北京城之前，行事还稍有顾忌，一旦拥兵入城，手里多了北京这个砝码之后，英法联军就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
事实也正是如此：十月十四日，得知英法联军进入北京的消息后，恭亲王奕訢立刻致函英法特使额尔金和葛罗，表示已命令恒祺跟联军代表会商《天津条约》，并希望择日互换1858年所订的条约。
焚园的决定（1）
正当清廷答应接受全部议和条件，准备择日签约的时候，十月十七日，事情又陡生变故：英国特使额尔金就“人质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声称巴夏礼等被俘人员遭“凌虐过严”，鉴于“圆明园所尚存的一切，很可能就是一些英国人和法国人遭受极为残酷折磨的地方，必须予以摧毁。”
十月十六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