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家庭会议上就基本确定了打持久战的策略，这场与拆迁办的对抗也浩浩荡荡地拉开了序幕。
拆迁办自然也不是好惹的主儿，他们明察暗访、深入敌人内部，把每个家庭成员的住房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从爸爸开始逐一谈话、各个击破。
爸爸抓住户口在、房子在、人也在的有利条件据理力争，论述我家是多么需要一套宽阔明亮的新房子来改善居住环境。
拆迁办则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妈妈已经有一套福利分房，他们打过电话到妈妈单位核实。
爸爸说：“那套房子是合住，每天哆哆嗦嗦与别人同在一片屋檐下生火做饭。”
拆迁办说：“那也只能给一个独居。”
爸爸说：“三口之家，应该给个两居。”
拆迁办说：“你家孩子不够十三岁，按规定不能给两居。”
爸爸说：“那我就耗到孩子十三岁。”
拆迁办说：“你随便。”
第一轮的对抗，爸爸明显处于劣势，我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年龄小也成了阻碍分到大房子的原因，反正那几天爸爸每天面对我都是耷拉个脸，对我妈怎么不早点把我生出来也是怨气连连。
第二轮对抗，我妈和我亲自出马，主攻拆迁办一个姓庞的胖子。去之前我妈就告诉我那个庞胖子不是什么好东西，看她脸色行事，不该说的话别说。果然如此，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满脸横肉满肚流油的猥琐胖子，上来就是一副不招待见的范儿，满嘴跑火车，半点儿不着调。难怪有传闻说拆迁本少给一套房，自己就多赚几万块钱，他先嬉皮笑脸端茶送水，然后威逼利诱软硬皆施，最后揣着明白装糊涂，顾左右而言他，总之就是三个字“二百五”！
有四个字足以概括我那天威猛的表现——“太二百五”！我不但没遵循妈妈不该说的话别瞎说的嘱咐，还在拆迁办扯着脖子跟那个胖子比嗓门大，那阵势给在场的大人都吓得够呛。最后用一连串北京土话作为结尾：“您自个儿照照镜子去，好嘛，这么大个人了，越活越抽抽儿，你瞧你为虎作伥那个德行，样儿大了你！装的人五人六儿的，看着挺像那么回事的，实际上满肚子的花花肠子，你也就看着我们母女俩好欺负，哪天遇上个混不吝的，给你一板儿砖；你就知道什么是肝儿颤了！”
1999年（2）
那庞胖子气得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法盲”！
由于我以不靠谱对抗不靠谱，从而导致了我家的拆迁工作进入了第三轮对抗，与拆迁办顺利达成了添几万块钱换个两居的共识。就当我妈兴高采烈准备掏钱的时候，姓庞的胖子突然反悔，又开始了新的谈判，忍无可忍地老爸大手一挥，在协议上签了字，彻底让几个月的努力打了水漂儿。最后时刻为了姑姑家也能争取到房子，我爸甘心地放弃了自己到手的两居室，把多要房子的机会留给了自己的姐姐，心甘情愿地在一居室的拆迁协议上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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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上，我对爸爸的决定一直心怀埋怨，尤其当现在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子涨价的速度时，我依然无法理解爸爸让到手鸭子飞了的心理，而分得的那套一居室住房，十年来，我从未跨进去一步。
那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就更有人生转折的意义。
虽然现在我对媒体采访一律冠冕堂皇地说几年的学琴生涯对写作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但最初点燃写作热情的导火索却是几本口袋言情小说。
那时候正是口袋书风靡大江南北的时候，五六块钱一本，薄薄的揣在身上轻易不会被人发觉。上课的时候悄悄拿出来用宽大的课本挡住，或者干脆放在二郎腿上，流着口水把自己意淫成书中的俊男美女，沉湎于一个又一个不靠谱的爱情故事。六年级的功课轻松，基本上三节课就可以解决一本，然后迅速和小伙伴们交换阅读。姑娘们一旦入迷，就不再会结伴去厕所热论隔壁班的男生，只会怀揣着坚定的信念一定要看麻雀是否变成了凤凰。
口袋书的封面通常是淡粉色、淡绿色、淡紫色，一个美女娇滴滴地看着远方，用显眼的字体标明“纯情玉女再出力作”、“爱恨缠绵生离死别的最佳诠释”等一系列富有煽动性的标语，虽然题目起得朦朦胧胧，但书里的性描写可谓露骨至极，亲吻通常是这么描写的：“毫无预警地，他情不自禁地执起她的脸，将唇印下，舌尖滑入与之交缠，动作一气呵成，跟吃面一样顺畅。她像只缺氧的鸭子，花容失色地挥动双手，慌张失措地瞪大眼睛。他他他——说吻就吻，把她当便利商店啊！他深入浅尝，封住这张明明很心动还硬要说话的小嘴。丁香小舌无辜的蠕动，搞得他更加情难自禁，吻得高潮迭起。噢……昏了！她昏头转向了，被他的唇一罩上，全身的力气瞬间被抽离，他明知她敌不过技巧高超的一吻，分明是故意的！”
而且最逗的是，书中的性描写通常都是女孩黯然销魂的初夜，对器官的描写更是极为隐晦：“你在做什么？她被那异样的亲匿感迷住，不知所措地看著他。被春潮滋润的花瓣，缓慢地接纳了属于他的巨大部分。”“‘让你成为我的，彻底地成为我的。’黑子骞低声说道，在许诺的瞬间，火烫如铁的欲望，彻底地占有她，‘啊……’撕裂的痛楚在体内炸开，她惊慌地尖叫一声，小手连忙推拒著，害怕他会带来更多疼痛。 柔嫩花径被撑到极限，痛得她直吸气，偏偏又推不开他，只能难耐地翻动著。‘呜呜，出去、快出去，我……呜呜……我不要了。’她哭泣著，在心里好气他。他为什么没有事先告诉她，会疼得这么厉害呢？‘别哭，一会儿就不疼了。’他嘶声说道，克制著驰骋的强烈欲望，低头温柔地舔去她粉颊上的泪水。环绕著他灼烫欲望的花径是那么的紧窄温热，让他神魂为之销融……”
我就是通过一本一本毒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口袋书朦朦胧胧地明白了男女之事，小学、初中的生理健康课就是瞎掰。顶多讲讲人体构造，辟谣一下我们不是从胳肢窝生的，但隐晦半天也没让我明白我到底哪生的。还给我们放了个卡通片《小雀雀的大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小雀雀就成了班里个头最矮的男生的别名。
还有一次，护舒宝公司来我们学校，老师特秘密地让班里的女生留下，男生提前放学。然后工作人员开始给我们放了个月经的介绍片，紧接着一人发了个包装特精美的袋子，里面有月经期记录本，护舒宝宣传手册，还有那年刚刚流行的超薄卫生巾。第二天，男生就跑过来告诉我，昨天他们都没走在门口偷听，可是听了半天也没搞明白，我们流的到底是血啊，还是水啊。
1999年（3）
1999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我正式开始了写作的道路，虽然初衷仅仅是因为口袋书的耳濡目染和一部警匪剧《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的启迪，但我在一个暗红色硬皮笔记本上整整齐齐地写了三万字以后，我才发现自己的潜力真是无穷啊！
由于我眼高手低，致使我的Chu女作是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鬼宅凶影》，讲的是某城郊区的一幢别墅里发生了离奇的凶杀案，香港警察苏永琪（苏有朋和永琪的合体）以及内地警方徐静雯（徐静蕾的翻版）和队长xx（具体忘了叫什么了，就是电视剧里老出现的那种大义灭亲，最后时刻临危不惧的新一代公安形象）三个人一起联手侦破此案，并由此牵涉出了一段更复杂的关系……我开头铺的极为宏大，一副海岩剧的经典套路，可写着写着我就发现自己对社会浅薄的认识已经不足以弥补小说里的漏洞百出了。所以即便是在班报上连载获得了强烈反响，我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这个两万字的开头，转型写了另一部校园小说。
第二部作品有个很奇怪的名字——《希捷心语》，封皮还请了班上写字最好看的女生用五颜六色的荧光笔亲笔题字，因为道德感提升看了诸如《花季雨季》、《十七岁不哭》之类的校园小说。所以创作内容还比较贴近群众，写了一个叫古希文（古天乐、林文龙综合体）的香港男孩，拥有强大的家族背景，却向往自由来到内地的某重点高中就读。在酒店的旋转餐厅里遇到了漂亮勇敢的大提琴手林雯洁并产生好感，结果在开学的当天发现林雯洁是自己的同班同学，随即展开了追求，一顿轰轰烈烈、清纯浪漫的爱情故事就这么地拉开了序幕。必不可少的也加入了狐狸精、老Chu女班主任这类的反面角色。我不靠谱的特质又在一万字的关口显现出来了，在向笔友求助了高中的课表后，我发现自己依然无法杜撰出高中的生活，随即宣布放弃。
虽然两部作品都无果而终，但还是显露出我在创作上的天赋远远大于音乐，起码在当时我对写作的乐趣要远远大于拉琴。我可以写到天亮可以兴高采烈地与人分享创作成果，但拉琴总是一个人在郁闷的状态下进行的，还被人批评为有锯木头的潜质。而到了现在，当我写作的兴趣远不及淘宝的兴趣时，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又该转行了。
1999年大江南北人手一册的书是《学习的革命》，虽然我不知道广告里那个穿马甲的老头就是我们的电影前辈谢晋导演。但我还是被天花乱坠的“终身学习革命”给忽悠到了，在地坛书市上以顶礼膜拜的心态买了本盗版的《学习的革命》，然后在看不懂那个几轮学习法后，对自己的学习前景大失所望，专心致志地看言情小说去了。事实证明全国百万人民都被这书忽悠了，让那黄｜色的宝典带给我们的只有满头雾水。
1999年，当庄胜崇光开始买一百返二十的活动时，我觉得他们的老板一定脑残体了，可当买一百返一百的把戏搞了好几年后，我发现他们的老板把顾客都当成脑残体了。
1999年，农夫山泉以“有点甜”的广告诱惑了我们无数的少年儿童，但当我们喝了以后发现还是白开水的味道时，就把瓶盖当球踢了，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开始思索起来，究竟该给孩子喝纯净水呢还是矿泉水呢？
1999年，在央视的黄金时段DVD取代VCD的时候，我还生活在那间十二平米的小房子里，过着原始人的生活。
1999年，被我们亲切称为“面的”的黄面包出租车彻底退出了北京人的生活。我家旁边的老司机张叔那天起了个大早，把车擦了又擦，招呼着全院的男女老少开着车在胡同里兜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公司几番催促才恋恋不舍地交了钥匙。以后再也没有一公里一块钱，宽敞到能运送大彩电的出租车了，“大蝗虫”彻底被“救护车”给歼灭了。
1999年过去的时候，我又倍感忧伤地以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因为我到最后也没搞明白2000年和2001年那个才算是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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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
无论怎样，我还是把2000年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开端，以零开端还是以一开端的问题就像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永远争论不出个结果。
我发誓在二十一世纪开始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少说话多办事。可实际上当我贯彻了一段时间少说话的方针后，就发现大事不妙了，我开始变得自闭了，每天也不怎么说话，就拿个本子写写这写写那，多是些谁辜负我，我的泪流成了海洋之类的矫情。
家搬到了很远的地方，以前七点半起床溜达着去上学，现在却要六点半起床换两趟公车，每天见证着北京日新月异的变化。那时的公共汽车以红色的三节无轨电车和蓝色的两节有轨电车最为普遍，乘坐彩色的空调车是新生的小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表现。
而我也通过三年的公交车经验总结出了挤无轨电车通用法则，首先要从中门上车，那时还用纸质月票，随便从那门上都行。中门之所以比较空，是因为在车厢连接处有个大转盘，安置了四个座位，一般的老幼病残孕是瞧不上这块区域的，连民工都嫌抗大包站着不舒服。也就是些爱穿肥腿裤的哈韩族驼着个背靠在栏杆上，耳塞里传来震耳欲聋的韩国舞曲，还用头发遮住半边脸，一副见不得阳光的模样，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靠这些枯萎的花苗肯定完蛋。
过了段时间，我发现这些枯萎的花苗居然齐刷刷地登上了售票员的岗位，对来首都观光的乘客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整天“啪啪啪”地摁着自己的砖头手机，咨询个地名也是含含糊糊，不知所云，每天穿着工作服却幻想着那天被星探发现带去韩国成立演唱组。
其次上车得拿个小巧的背包，以备有座的时候抢不过大爷大妈大叔大婶们，可以扔包占座。虽然遭受到无数的白眼，但对于六点半起床的学生来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