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堂唱赞美诗的时候，他们对“秃鹫”的情况就已不怎么了解了。飞到那里上空去了解情况的观察机，不是被武元甲的高射炮火打下来，就是被赶跑。整条跑道都在越南军队的机枪控制之下。最后，用C－54型运输机空投补给的尝试（包括德·卡斯特里的准将星章，庆祝他晋级的白兰地酒，成盒成盒的战斗十字奖章和荣誉军团勋章等等）也完全失败了。现在已落入越军手里的地堡里的无后座力炮，已朝着那些向着降落伞跑去的法军瞄准射击。第二天越盟电台兴高彩烈地宣布，他们已把空投补给，包括白兰地酒在内，全部缴获了。
奠边府的法军现在处境之惨难以想象。阵亡人数已达一半。他们一会受到热带酷日的无情煎熬，一会又受到倾盆大雨没头没脑的浇淋，躲在堆积如山的粪便和腐臭难闻的尸体当中。炮兵阵地丢失以后，怎么进行反击都没有奏效，使他们陷入绝望之中。相反，武元甲的一零五毫来大炮一直打个不停。越军的战壕蜿蜒曲折，逐步向法军逼过来，敌人步兵也愈靠近。有一阵子，突然传来好消息，说河内派来了援军，接着又说美国来了大队空军。不管士兵、军官、甚至德·卡斯特里自己都有点相信这种传说，因为他总不能相信，纳瓦尔是要他来这里送死的。现在到了4月，他知道了。河内命令他把军火和补给全部炸毁，以免落在敌人之手。至于部下士兵，他应让他们知道，他们挡住了越盟的大军，保卫了法兰西的荣誉，这样来动员他们进行最后决战。
5月7日，奠边府在被围五十六天之后，终于竖起白旗来代替三色旗，然后又挂上了越盟的金星红旗。法兰西的荣誉一去不复返了。亚洲问题的多边会议已在日内瓦召开。但是还是有人谈论美国是否派远征军问题。“没有作出派遣美军到越南的决定，”爱德·默罗在评论这个会议的广播中说，“但也没作出在任何情况下也不派遣军队到那里的决定。两者比较，第二句可能还更重要。如果问题归结到最后是把印度支那丢给共产党还是把它救出来的话，采取某种干预的形式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接着，杜勒斯对参加会议的国家说，虽然印度支那很重要，但从挽救东南亚使之不沦入共产党统治的意义来说，还不是必要的。这就为达成妥协铺平了道路。越南暂时以十七纬度为界分为两半，双方的谅解是要在1956年7月20日在南北两方都进行自由选举后统一起来。《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罗伯特·多诺万写道：这宗亏本的买卖最好也只能是这样的了，多米诺骨牌不至于“一下子就全部倒下来。”
与此同时，国务卿继续努力，设法在亚洲结成联盟，因为艾森豪威尔己声明，“自由世界”知道，“对朝鲜和东南亚的侵略”是“对整个自由世界的威胁，只能通过联合行动才能对付”。杜勒斯这个任务，终于在9月在马尼拉胜利完成。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新西兰、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和美国的代表来到这里，提出保证要进行联合防御对付侵略。这个协议使他们结成东南亚条约组织，其中第四条就是，这些国家中如果有一个遭到进攻，他们便有共同行动的义务。不但有条文规定对付外部威胁，也有条文规定对付内部颠覆活动。另有一个议定书，将这条约的保护扩大到包括越南、老挝和柬埔寨。
美国的外交这时似乎有点一帆风顺。至于日内瓦协定上南越或美国代表并没有签字，这点很少人认为是重要的。杜勒斯在会议上的官方身份，只是个观察员。既然没有签字，两方都没有义务来履行两年后在越南举行选举的保证。这就理下了伏笔，而这是有历史意义的。没有进行选举，就会引起内战重新爆发。所不同的是，这次越南起事会被指责为“侵略”，从而也就是对在马尼拉组成的联盟的每一个成员国的挑衅。约翰·奥利所说的“滚雪球”已经开始了。
10月，国务卿在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对内阁的部长们说：“美国从没有象现在那样受到别国的尊敬，对外关系也从没有现在那么好！”
后来在私下里谈到越南时，他又说：“我们在那里是手脚干净的，没有任何殖民主义的污点。至于奠边府失败，焉知非福。”
第二十一章 主席先生，主席先生
过后一个时期，奠边府这个幽灵在美国人心里会变得愈来愈可怕。但在当时，那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它的陷落还不算是1954年的唯一一件大事，甚至还不是头条新闻之一。那年，美国的新闻特别多。1月份，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舡鱼”号，使用核动力，从康涅狄格州格罗顿市的海军造船厂驶了出来。六个星期以后在底特律，六个密执安州的共产党领袖被判犯有阴谋推翻美国政府的罪名。总统面临着经济衰退即将来临的不容置辩的迹象，在3月12日内阁会议上，决定把经济衰退称为“循环调整”。
《麦考尔》杂志在1954年复活节那一期，提出所谓“共进共出”【指家庭成员在社交活动和文娱活动中能有很多时间是在一起，使家庭成员关系团结而稳定。——译者】，马上就风靡一时，有了一种社会改革的味道，几乎成了五十年代美国国民的共同目标。4月1日，空军学院成立，它的第一期学员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劳里空军基地宣誓入学。国防部长查理斯·威尔逊批准把华盛顿州的约瑟夫大水坝交给一家美国建筑公司承建，虽然一家英国公司投标造价还要低一些。还有两院都通过了建筑圣劳伦斯河的内河深水航道。
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堡夫妇于6月19日处决，在此以前在白宫外面有人示威，反对这样的判决，但是另外也有一队喧哗不堪的赞成判刑的青年示威者，他们的标语牌上写着“两份煎罗森堡肉排马上就好”。海军作战参谋长罗伯特·卡尼海军上将增加了冷战紧张气氛，因为他对记者说，他和他的参谋部认为，中国共产党将在一个月内向金门和马祖两个沿海岛屿展开进攻。总统说，“他们掌握了我所没有掌握的情报。”但是他还是警告说，要向福摩萨进攻，都“要从第七舰队身上杀出一条路过去”。内阁在7月23日会上知道经济指标不久就会上升，可以结束所谓“循环调整”，都感到高兴。8月份的卡洛尔旋风，把波士顿市那座有历史意义的“老北部教堂”的尖塔刮了下来。后来9月份，埃德娜和黑兹尔旋风，又接踵而至。
艾森豪威尔和丘吉尔在百慕大讨论世界和平问题。原子能委员会在10月5日批准了一个合同，由以埃德加·狄克逊和尤金·耶特斯为首的南部一家公用事业集团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在西孟菲斯市建一座发电厂。艾森豪威尔总统谈到他的政府的政治态度时，最初说是“有活力的保守主义”，接着改为“进步的、有活力的保守主义”，又说是“进步的温和主义”，然后又说“温和的进步主义”，最后又是“积极的进步主义”。1954年12月21日，克利夫兰市一个整骨科医生塞缪尔·谢泼德被判犯有在7月4日谋杀妻子玛里琳之罪。攀登埃弗勒斯峰的埃德蒙·希拉里爵士在中西部演说，使听众大感兴趣。有关吸烟和心脏病关系的头一批科研报告出来了，全国各地都畅销一时。
《花花公子》每份卖五角钱，在五十年代报摊上和它竞争的有《鉴赏》杂志（每份五角），《秘密》杂志标榜“未经审查，不得发表”（每份两角半），《狂热》（每份一角）和五十年代里最畅销的期刊《电视指南》，每份一角半。到了五十年代末，这已经在五十三个地区出版，订阅人数己达七百万了。
美国的吸毒风气还是很久以后的事。但是人们在一些博普音乐会上【爵士音乐发展的一个阶段，以节奏疯狂等为特征。——译者】听到如迈尔斯·戴维斯和特龙尼亚斯·蒙克等大师的演唱时，就可以听到有关吸毒文化的词根了。他们管把钱叫作面包，少女叫作小鸡。把懂得说成是flip（啪嗒），过去说fabulous（好极了），现在说crazy，它的最高级形容词则是cool，groovy，the end，far out，后来还发展为out of sight。学时髦to be hip（嬉皮），如果有人嬉皮到了心醉神迷精神恍惚时，就叫做hippy（嬉皮士）了。
广告语言当时比较流行，在整个五十年代成了知识界谈笑的资料。由于整个社会对广告商愈来愈重视，而他们也变得愈来愈聪明，于是他们所创造的流行一时的行话就在一个短暂时期内成了语言的组成部分。1954年风靡一时的词，是后缀词“wise”，意即“关于”“在……方面”或“象……那样”。用得太多就变了样，结果它就成了一个万能词。例如你不说“今年的汽车都是镀铬的”，而说“在式样方面，今年汽车都是镀铬的。”从钱方面来说，工商界巨头就是富有的。从先后次序方面来说，失败者是最后的一个。从年龄方面来说，少女就是年青。从服装方向来说，她可能是很时髦的，从性格方面来说，她是很迷人的。从痛饮方面来说，你可能痛快它一个晚上。从头方面来说，你早上就会痛得够呛；从工作方面来说，你还得赶上班。
在曼哈顿岛麦迪逊大道的另一边，就是流行音乐的中心——锡盘巷。在那里，掌握着牛耳的还是那些民歌手。1954年最流行的歌曲是基蒂·卡伦的“事小情深”。紧接着的就是佩里·科莫的“征求”，弗兰克·西纳特拉的“青春的心”，和平顶头乐队（那时不剃平顶头而留长发的，只有那些古典音乐家）的“嘘……砰”。阿尔奇·布莱亚的“赫纳多的躲藏处”也是当年令人难忘的小调。四王牌乐队的“冷饮店里的三个铜板”是由多萝西·麦圭尔，克利夫顿·韦伯和琼·彼得斯等主演的同名的高级彩色宽银幕电影的主题歌。有关纽约江边码头区营私舞弊的消息在1954年整年连续不断——4月15日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被吊销国籍——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将它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电影奖给了“在江边”。当年获奖的还有，“该隐号哗变记”，“乡村少女”，“七兄弟七新娘”，“萨布莱纳”，“经理套房”，“谋杀案件请拨M号电话”，“后窗”和狄斯奈的“海底二万海里”。电影赚钱还是不多。但至少暂时来说，有才华的人还是留在好莱坞。
被《剧艺报》亲志列为1954年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的是“我爱露西”，“拖网”和格劳乔·马克斯、爱德·沙利文这样不同的人物。电视喜剧中的真正优秀节目：锡德·凯撒和伊莫金·科卡的星期六晚的“你最爱看的节目”，经过一百六十次连续演出之后，在1954年宣告停演了。因为广播公司认为观众不感兴趣。但总的说来，1954年风靡一时的是“问答节目”：有“我有个秘密”，“把音乐停下来”，“猜猜是谁”，“猜猜是什么歌”，“我的行当”等。有些有巨额奖金的问答节目，如“二十一”，“六万四千元的问题”，正在流行一时。电视的巨片节目更令人感到兴趣，那是长达一小时半的场面豪华，成本浩大的长片。吉安卡罗·梅诺蒂1951年为电视写的供圣诞前夕演出的歌剧“阿曼尔和晚上客人”，受到各地的欢迎。但是，1954年电视主要巨片“缎子和马刺”结果却是很惨，它的主角贝蒂·赫顿只好退出剧坛。接着那年看来会好得多：玛丽·马丁的堂皇华丽的儿童剧“彼得·潘”，准备在1955年3月7日电视广播，但现在就已在各地签订合约了。
很显然，电视对美国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但要把影响明确地说出来就不容易了。有些人认为，电视广播太开放了，太听之任之了。电视节目比广播节日更多暴行，有关性问题更为明目张胆。五十年代早期的一个新发展是胸部半裸，看来女明星都是乳部丰满，而且以此为得意的。当德西·阿纳斯使他的妻子、合演者露西尔·鲍尔怀了孕，“我爱露西”节目的制片商就认为是千载一时的良机。每周节目里都插进露西的怀孕状况的筒报，甚至说她的丈夫由于她早期怀孕呕吐，自己也染上呕吐了。
事实上，电视只是指出一种趋势，而这个趋势的意义要再过十年才会显露出来。这个宣传工具本身并不能为时代定步伐。它忠实地反映五十年代的生活方式，但也和这方式一样，它本身是没有刺激的、没有害处的、不会引起争论的。它的最流行的主题都是讨人喜欢的，但与真正的问题毫不相干：比如洛丽泰·扬在每次节目之后所读的陈词滥调，戴夫·加罗维的“和平”，还有雷德·巴顿在画面外跳舞配合的“好好歌”等等。
这是商业节目吗？毫无疑问。但利润动机就和“共进共出”那个概念一样，同样神圣不可侵犯。谁要敢嘲笑它，那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