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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愿离开无线电广播转行搞电视，但这样转行却是大势所趋。他已成了全国最有名的新闻广播员，正如《提示》杂志所指出的，他“很漂亮，可以扮演电影随军记者”。几百万人没见过他，但从书上知道他那《最后审判日》的样子，或者读过厄尼·派尔对默罗在战争期间进行广播时的描述：他口讲指划，不时点头、满头大汗，看看时钟——又老是在口袋里摸香烟。从1951年开始，随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广播节目《现在看吧》的初次演出，美国人就能在自己起居室的屏幕上看到默罗了。当时他正处在全盛时代，由于他坚持他的节目不受广播公司的干预，因此人们也可以看到自有广播宣传历史以来一些最为精采的广播节目。
1952年12月28日，默罗带着电视摄像机到朝鲜前线，让全国知道在散兵坑里过圣诞节究竟是什么样子。对《现在看吧》和它的姐妹节目《哥广新闻采访》说来，没有什么东西是难于办到或怕引起争论的。他访问杜鲁门，请他谈对麦克阿瑟的看法；又访问麦克阿瑟，请他谈谈杜鲁门。又在克里姆林宫访问了赫鲁晓夫。他还调查了亨利·德克斯特·怀特、安妮·李·莫斯、罗伯特·奥本海默、欧文·佩雷斯和海军上尉米洛·拉杜洛维奇等案件。在《现在看吧》的节目里，第一次讨论了香烟和肺癌的关系问题，这是个默罗比之别的新闻广播员更不愿多想的题目。最值得人们回忆的是1954年3月9日那晚，《现在看吧》这节目竟和当时最有权势的参议员麦卡锡见个高低，揭露他是骗子。
默罗结束时说：“对反对参议员麦卡锡那套做法的人们说来，现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顾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历史，但我们对后果不能回避责任。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是没可能放弃自己的责任的。”
默罗在这次节目上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所引起的敌意，怎么说也不能算是夸大的。该公司晚上11时的固定新闻广播员唐·霍伦贝克，因为在结尾时说了“我支持爱德·默罗所说的每一句话”，就触发了赫斯特报系对他的迫害，使他终于以自杀了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时正要雇员宣誓效忠，用了前联邦调查局特工来审查他们。这时公司也给默罗吓呆了。（默罗那时已是该公司的董事，他说他的同事们在下次董事会议上对他的做法的反应是，“节目不错，只是你这样干我们为你婉惜。”）麦卡锡本人则轻蔑地说，他没看这节目：“我对无线电和电视的极左分子和自由派分子的广播，是从不收听的。”他不屑在广播上答复，因此，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只好把广播时间给了副总统尼克松。而他就利用这广播时间要求麦卡锡按共和党的路线办事。
如果当时默罗对冷战所表现的热忱没有被充分认识的话，那只是因为当时在国内的人不管参加政治活动与否，每个人态度都是如此。他和他的同胞一样，都是热烈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支持在希腊和士耳其的杜鲁门主义，赞成花更多的钱进行军备竞赛，赞成在欧洲派驻更强大的美军，支持总统可以无需国会批准就可以派遣军队到海外。他支持朝鲜战争——“我们已划了一条线，”他称许说，“这条线不仅在朝鲜半岛划了，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划了”——而且他还预测到在越南进行“某种形式的干涉看来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是他对自由派那种威尔逊式的自决，也同样拥护。珍珠港事变以后，他曾说过，国务院“把这次战争的性质判断错误了。它既是一场世界战争，又是一场世界革命。”光是这一点，就足以使肯尼迪在1960年担任总统而要物色一个美国新闻署署长时考虑默罗了。
默罗答应担任该职。既因为他要报答肯尼迪的知遇之恩，也因为他对美国广播宣传的情况感到失望。靠着播映什么情节喜剧、问答比赛节目和毫无意义的西部电影，电视业每年可以捞得十亿元利润。默罗对电视的“腐朽堕落、逃避现实和它与我们的现实世界相互隔绝”，大声疾呼，严词谴责。但这个行业的巨头们充耳不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已把《现在看吧》这个每周节目砍掉了，改为临时特约节目。广告界称这种新广播为“有时看吧！”
他最后几年是很不如意的。他对做官感到很不自在，而且由于约翰逊政府决定利用美国新闻署作为对越南战争的宣传工具，该署已是名声扫地。他的《最后审判日》预言中一个最严竣的预言真的兑现了，游行示威也上了电视镜头，而摄影记者自己到场拍摄，实际就煽动了城市的人搞暴动。广播公司追求广告利润，变得愈来愈厚颜无耻。为了挤进更多的商业广告，所谓“穿插时间”已从三十二秒延长为四十二秒。《哥广新闻采访》这个默罗最后一个得意的新闻节目被取消了，代之而起的节目是关于一只能说话的马。他于1965年春天去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天公布了这个消息——但紧接这个消息之后，又是香烟广告。
他的骨灰撒在纽约市波林他自己的农场上。但爱德·默罗的生命并不是至此为止。埋在该农场的六尺黄土之下的，还有一条新的电视电缆。只要它摆在那里一天，只要通讯广播事业的社会功能还保持着强大的潜力，这个人的精神就还会活着的。
这——就是默罗。
第十七章 陷入深渊
玛丽·艾奇逊·邦迪身体很差，只好把小儿子留给外祖父母照顾，自己进了纽约市萨拉纳克的一所疗养院。就在那里，在希斯定罪的那一个月，她收到父亲一封来信，里面说：
『……我就要发表一篇公开演说，尽可能把远东问题、我们力量有限的问题、我们的目标与方向问题，说说请楚。过去那些愚蠢的、对国家不利的，一般来说是可耻的做法太多了，现在我希望可以摆脱这些，沿着明确的、明智的方针前进。』
用艾奇逊自己的话说，“这个时候谈亚洲问题真是一触即发。”蒋介石的悲剧已经演到了头。在对日战争胜利时，他是一支人数庞大、装备优良的军队的统帅。可是他接二连三受挫，被迫踉跄后撤，最后全军崩溃，他本人也躲到中国沿海一个岛屿上去了。凡是看到他崩渍过程的人无不都很清楚，此人愚蠢无能。甚至《芝加哥论坛报》主编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也对美联社说过：“蒋介石政府无力扑灭一场被错误地称为共产党性质的叛乱。”但这位上校不久要改变他的看法了，因为自从罗斯福从胡佛手中夺去白宫以来，失掉中国的问题是在政治上最可以大做文章的题目。
艾奇逊给他女儿寄这封信时，红色中国政权已经成立了四个多月。毛泽东正在莫斯科和约瑟夫·斯大林谈判中苏友好条约。苏联刚刚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因此和这位俄国的独裁者交朋友是很有用场的。美国人民知道这点，他们无心追究罪责谁轻谁重的问题。抨击政府的共和党人增加了大家的思想混乱，把蒋介石、富克斯、希斯、毛泽东、罗森堡夫妇、雅尔塔协定和艾奇逊等都混为一谈，贴上红色的标签。很多人都说，参议员塔夫脱在参院指控国务院，说“它是由一个左翼集团所左右。很明显，这些人想把蒋除掉，为此目的把中国送给共产党人也愿意。”
这是两党的政争。至于军事战略，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在1947年，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认为：南朝鲜并不值得一战。1949年3月1日，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
『我们对亚洲侵略的防御部署，过去常常从美洲大陆的西海岸来考虑。把太平洋视为是敌人进攻美国的通道。现在，太平洋成了盎格鲁一撒克逊的内湖，而我们的防线则是沿着亚洲海岸穿过一连串的岛屿。它从菲律宾开始，通过琉球群岛，其主要据点是冲绳岛，然后又弯回来穿过日本和阿留申群岛到阿拉斯加。【这位将军在那个月对英国记者华德·普赖斯的谈话，以及那年晚些时候对《亚利桑那明星日报》的威廉·马修斯的谈话，实质都与上述谈话相同。】』
在地图上看看这条曲物就知道，最低限度从战略上来说，麦克阿瑟觉得如果敌对力量控制了台湾或者朝鲜半岛，他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位将军比之国务卿的政治头脑要好。到了1949年底，他就知道美国舆论由于中国大陆上空红星高照所造成的震惊，如果共产党武力再有扩张，就会把它看成是美国的惨败。但艾奇逊则还是放弃了台海，听任毛去占领。1949年12月18日，他对美国驻亚洲各国使团说，台湾的重要性应尽可能不强调，因为“普遍都预料它会陷落”。两周以后，麦克阿瑟把他这份备忘录向报界透露。在一片吵嚷声中，塔夫脱和赫伯特·胡佛要求用海军保卫台湾，但杜鲁门拒绝这个要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艾奇逊于1950年1月12日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那篇他在给女儿的信中提到的演说。
显然，在现在这个时候国务卿要来个即席演说是不合适的。因此他的下属们给他写了厚厚的一叠讲稿，上面标上了符号。“但最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未加进一步解释地写道，“我把讲稿放在一旁，而以一两页提纲作为根据，发表了演说。”他对听众讲的美国防御线，还是和麦克阿瑟十个月以前所描绘的一样，是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群岛到菲律宾。但现在中国的沦陷使华盛顿的政治局面改变了。“至于谈到太平洋其他地区的军事安全，”他补充说，——显然他指的是台湾和南朝鲜——“肯定要明确的是，没有谁能保证这些地区不受军事进攻。一旦发生这种进攻，”他说，“首先起来抵抗的”应当是“这些遭到攻击的人。”如果他们确实以行动表明自己是坚决的战士，他含糊地说，他们就有权利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向它提出呼吁。
艾奇逊至死也矢口否认，由于他把南朝鲜置于防御圈之外，就是大放绿灯，招致侵略。但是当他对新闻俱乐部说，美国正等待中国“局势明朗化”，并说，美国的防御线是“沿着阿留申群岛到日本，然后到琉球群岛”，共产党人就只能从这里作出结论；美国是让朝鲜海峡西北的人们自己去照顾自己了。事实上他们也是作出这样的结论的。
错误地解释美国的政策，这很不象是艾奇逊的作为。事实上他也没有这样做。他和麦克阿瑟在上一年3月时那样，排除了美国在亚洲大陆参与地面战争的可能。但是，美国的趋向是会变的。过去希特勒没能正确估计这点，结果他就一败涂地。斯大林现在又重蹈覆辙。北朝鲜的作战计划是这位苏联领导人一手决定的（那时根本没有告诉毛泽东）因为他相信艾奇逊说的是实话。国务卿在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后第二天，俄国驻联合国代表雅各布·马立克退出安理会会场，因为安理会拒绝驱逐中国国民党，不肯欢迎大陆新政权的使者。斯大林是要提醒美国人注意。在他看来，他选择的时间是再好不过了。美国没有和莫斯科协商就草拟了对日和约。自从对日战争胜利以来，俄国人本来一直希望，华盛顿会让他们放手摆布朝鲜。按乔治·凯南的看法，就是：“他们看见事态发展并不如此，他们就得出结论：‘如果我们从日本和约中只有这么一点收获，那我们就在美国人放日本人回到朝鲜之前，快点把它抓到手。’”
与此同时，杜鲁门的全球战略正开始转变。4月，在总统主持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他就放弃了防御圈的概念，转而采取一项新战略，使美国可以应付任何针对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威胁。就是那次会议，通过了NSC第68号文件，除了其它问题外，这文件规定要将美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作为军事拨款。不管明智与否，这个决定决不应该保守秘密的。但斯大林不知道这事，就以为南朝鲜象193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是个熟透的苹果，该是摘下来的时候了。后来，国会中虽然有人批评艾奇逊发出信号不对，但也不能攻击他。国务卿在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后一个星期，那个一心以节约为念的众议院以一百九十三对一百九十二票之差，否决了一项拨款，即派五百名美国军官去监督南朝鲜军进行装备的预算。当晚艾奇逊就给玛丽写这样的信：
『今天真不好过，主要不是工作有困难，而是因为麻烦事太多。在朝鲜问题上，我们在众议院被击败了。在我着来，这是我们自取其咎。本来不应因一票之差而失败的。我们没有进行争辩，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