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的小偷，还有一些是穿着不朴素的奇装异服的人被怀疑成国民党特务，最多的人几乎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搞破坏时被当场发现的。
列车中是非常热闹的，红卫兵们几乎没有停止过喧嚣，不是念报纸社论，就是大唱时代革命歌曲。到了夜里也没法休息，大多数的人都互相拥挤着，一个靠一个地倚着某一个支撑物，在红卫兵喧嚣的间隙获得片刻的打盹。
罗鸣一路上认识了许多红卫兵，其中与冯波谈话比较投机。他知道冯波是兰州的一个中学生，其他的情况也就不知道什么啦。
一个有趣的现象上，几乎车厢里所有的红卫兵都没有打开过他们挎在身上的黄书包，要拿书包里的东西，所有的动作都很相似，都是伸手在书包里摸半天才找出想要取出的东西，包括毛主席语录本，或者碎饼干、馒头。
罗鸣到北京站下车后，与冯波挤散了，也可能是冯波被别人挤散了，反正都无所谓，红卫兵在哪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战友。
只是有一件要紧的事需要立即去做。
罗鸣找到一个胡同的拐角处，想把书包里挤碎的毛主席石膏像的残渣倒掉。当他打开书包准备倒的时候，他发现地上已经有许多像他书包里的残渣一样的石膏片，很好认的是石膏碎片上紧闭的嘴唇下的一个痣。全中国包括小孩在内的所有人都知道只有毛主席他老人家才在那个部位长那么一个痣。
其实罗鸣一上列车就发现他的书包里的毛主席像被挤碎了，一开始他吓出了一身冷汗，惟恐被发现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不过没过多久，他在拥挤的人群中不时听到红卫兵的书包里响着石膏像碎片的沉闷的撞击声。罗鸣明白了一个道理，大家书包里的石膏像没有几个是完整的。于是他发现了所有的人都没有打开过黄书包。
红卫兵出门搞串联必备的东西有红卫兵袖章和黄书包，还有腰间束的军用皮带。书包里一般必备的是《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红卫兵袖章是标志，黄书包则是学生身份的基本证明。红色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是随时要用的，倒并不是一定要读，主要是一种道具，在集合或有活动山呼万岁振臂喊口号时一定要拿在手掌中的。至于为什么要在书包里装一个毛主席石膏像，就不太明白了。那好像是红卫兵们的一个流行行为，也只有红卫兵们是这样随身携带毛主席像的，大概这是全国的红卫兵时刻忠于毛主席的一种流行的表达方式。还有就是他们腰间扎的几乎全国统一制式的军用皮带，真不知道他们都是从哪里搞来的，反正商店里好像基本没有卖过这种东西。
天安门广场上云集了大量的红卫兵，红袖章和红宝书在这个世界最大广场上飞舞，形成红海洋。这个红海洋在涌动，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可这激情涌动的时候，究竟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什么，他们这些红卫兵们暂时还无法思考。
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喇叭发出通知，毛主席取消第九次检阅红卫兵的安排，请广大红卫兵们迅速回到原地继续革命事业。
罗鸣很失望，他感到一种欺骗的存在。刹那间产生一种怀疑的朦胧意识，但一闪而过，他没有来得及细想，茫然地在广场上游荡，在他眼里的天安门城楼没有出现红太阳的光芒，他看到天安门背后有一片阴影，好像要有暴雨来临。
实际上天空爽朗，白云依然悠悠，还有几羽家养的信鸽在故宫上空飞翔。
通常情况下天气的变化与政治的动荡毫无关系，与人们的内心活动也没有什么联系，只是人们被动地，或是本能地对天气的变化产生联想，进而影响自身的情绪，仅此而已。
罗鸣到石刹海附近转悠，看见了遇罗克的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是他的《出身论》的一小部分，锋芒不是很暴露，但已经可以看出遇罗克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与批判了。
大字报是从一副流毒极广的对联谈起的。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辩论这副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初期敢于正面反驳它的很少见，即使有，也常常是羞羞答答的。其实这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还有人说这副对联起过好作用。是吗？毛主席说，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它起没起过好作用，要看它是否是真理——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
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从孩子一出世就受到了两种影响。稍一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在校时间比在家时间更长，党的雨露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滋润着这棵新生的幼芽，社会影响便成了主流。
……
罗鸣的北京之行没有见到毛主席。空前浩荡的红卫兵运动进入一个低潮，庞大的红卫兵队伍一时找不到革命方向，他们没有想到毛主席在八次检阅红卫兵队伍后产生了一个顾虑，他老人家看到了红海洋后面涌动的巨大的狂躁的力量，这种力量仿佛很快就要失控，一旦失控，将会对他指导的这场革命带来巨大的破坏。他现在正在为红卫兵找一个合适的去处，以消解这股将要失去控制的力量。
当罗鸣回到十里铺这个小城的时候，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已经传遍了祖国大地：到三线去，完成祖国的建设事业。
罗鸣这次没有像他的大姐罗兰那样响应号召去三线，他留在了学校，他想做一件事，能够独立地思考一些问题，来认清目前的政治形势。
当普通的红卫兵开始思想起来的时候，那肯定对中央的意志是一种挑战，它甚至会对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事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使之中途夭折。不过毛主席高瞻远瞩，很有办法，他用支援三线建设作为理由，将这样一批被他曾喻为无产阶级新生力量的红卫兵调离城市，到边远的地方修铁路，使他们脱离了斗争的中心——城市。这已经是他老人家第二次采用的大移民手法了。第一次是发动青年到建设兵团去，这一次是发动红卫兵到三线去，后面还有一次移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大移民解决了很棘手的大动荡问题，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尤其是体现在斗争的需要上，使斗争的形势得以掌控。大移民在斯大林时代曾用过一次，是政治斗争中被证明化解尖锐社会矛盾的有效方法，只是它带来的后果要几十年以后才逐渐反映出来。
罗鸣到十二厂革命委员会申诉他父亲的历史问题，他提出他父亲的历史是清白的，在五十年代三反运动中组织上已经有过结论，同时他还找到了当年给他父亲作证的现任军区参谋长的彭飞首长。彭飞给罗鸣写了一份当年的斗争情况材料。罗鸣拿着这份材料去找十二厂革委会主任孙林。
罗鸣：“我是十二厂中学的学生，叫罗鸣，我给组织反映一下有关我父亲的历史问题。我这里有一份现任宝鸡军区参谋长彭飞出具的当年对我父亲有关的历史问题的调查材料，结论是我父亲没有历史问题，现在我请组织上重新对我父亲的问题进行审查。”
孙林拿过那份材料，瞥了一眼，对罗鸣说：“有关这份材料的内容，我们掌握了一些，但是我们还有另外的材料和证明人能够证明你父亲的历史确实有问题。”
罗鸣：“那是诬陷。”
孙林：“你这是恶毒攻击人民群众的觉悟，是要犯错误的。”
谈话无法进行下去。罗鸣知道他的申诉无济于事。他回过头来把彭飞的材料折叠好放起来，告诉了罗青，要他注意这件事情，以后可能会有机会。
彭飞的材料是这样写的：
我对罗金的历史问题的回忆
我叫彭飞，现任宝鸡军分区某部参谋长。我于一九五Ｏ年初随解放军某部参加了解放山城宝鸡的战斗，在解放宝鸡以后参加了对当地的军管治安工作，后留守地方工作。
我于五Ｏ年六月参与了对宝鸡市内的反动组织和残匪的清剿工作，在被羁押的人员中有罗金这个人。当时的证明材料中曾有他参与地方反动组织‘一贯道’的相关文字，但在组织缴获的‘一贯道’内部名单上没有罗金的任何记录，包括审查了有关罗金的化名及其本人解放前的行迹，均无发现该罗金曾有参与‘一贯道’组织的直接证据。据其本人供述，他是因为我军在抓捕‘一贯道’行动中恰巧出现在现场附近被误抓的，对于有‘一贯道’组织成员与他认识，是因为被抓捕后关押在一起时间较长而造成的。经过我们的调查与核实，最后的结论是：该罗金与当地反动组织‘一贯道’无任何联系。
有关当时组织审查该罗金与相关问题的档案材料由当时的军管会保存。
我本人在此说明，有关当时审查罗金的相关人员有：军管会的肖正、市公安局的南林、方瑛（女）等。
证明人：彭飞
这份材料罗青也看到了，他比罗鸣更明白的是，罗青知道那份材料后面涉及的另外三个证明人也已经被关进了牛棚，所以这份材料的说服力大打折扣。
所以罗青没有在这份材料上多费神，但他知道，日后能够证明他父亲的历史没有问题，这份材料是相当重要的。于是他好好地保存着这份材料的另一个文本。
罗青长得没有罗鸣魁伟，也没有罗鸣高，但他比罗鸣沉稳些。他是那种埋头苦干不事张扬的人。罗鸣要外向的多，他基本上属于那种干柴烈火的性格，一点就着。罗鸣心里压不住事，他把他的想法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要付诸实施。
结果，在罗鸣中学毕业的那一天，他没有拿到毕业证，他被学校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逮捕，送到铜川马兰农场劳动教养去了。
这个时代镇压一个人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作为学生被镇压也不是仅此一人。罗鸣的罪名是替他父亲翻案，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罗鸣对他的结果有所准备，他通过替他父亲翻案这件事，多少明白了一些当前政治斗争的无序和专权。
这个小城暂时没有什么变化。
人们的生活依旧是那个样子，对刘少奇的批判无非是又揪出那些早就被定成右派的坏分子充当斗争的靶子，或者把一些思想表现异常的人当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镇压或批判。总之，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人们无法逃避政治的斗争。
罗杰的母亲现在也没有革命的动力了，她只是平静地上下班，不再参加任何组织，也没有去牛棚看望丈夫，在家里照顾罗民和罗杰的生活，一切都平淡如水。
罗青在学校也比较安分，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惊扰他的学习生活。
罗杰到了上学的年龄。
从今往后，他开始沿着十里铺这条叫宏文路的街道从家里走到学校再从学校回到家里，他在这条街的西半部分来回走了十多年，直到高中毕业。有关这条街上发生的事他都看到或听到了，有关这个城市的动荡他也感觉到了，十年多的时间可以发生许多故事，但罗杰基本上没有什么印象，他的生活被局限在学校里了。
十二厂中学有个语文老师疯了，整天在大街上游荡。罗杰一开始就注意他了，每次路上遇见他，总是远远地躲开。
这老师姓田，忘了叫什么名字。姑且叫他田丰（疯）吧，或者叫他田老师也没什么错。
田丰有时候在街上破口大骂，骂些学校里整人的事，骂他被整的事，有时候也骂一些攻击文化大革命的话。社会上对疯子是不怎么计较，知道他说的是疯话，对政治运动没什么影响。不过总会有一段时间，罗杰在路上看不到他，后来知道他被送进精神病院作电击治疗去了。
六十年代远去了，发生的事或没有来得及发生的事都成了记忆，一些事的影响在继续。但罗杰上学以后开始正式地认字学文化，社会上那些大人们干的革命事业和反革命行动，从前都是由罗杰感受到或听到的，对于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深远影响，现在则正式进入他的课业中，他必须被灌输一些天然的革命道理，也必须以学生的身份参与到其中的斗争里来，虽然看上去很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