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工作不象上课那样，天天都有事。学校的主要任务仍是教育教学。所以校庆过后有时遇到上级临时来学校抽调下乡人员去搞义务教育，搞计划生育之类的工作，我会成为“多余”人员被派去充数。
转眼到了1995年，学校开始筹备八十周年校庆，我的工作又忙碌起来。这一次的筹备工作做得早，时间较充裕，我也比较有经验。最令我自豪的是到北京、上海去组建一中校友分会。事前学校领导持反对态度，认为北京地面大，校友分散，几乎都在政府机关和科研单位上班，工作繁忙，对组织校友会未必感兴趣。但我心里有数，这几年在与校友的联系和接触中，我深信校友不论职位多高，工作多忙，他们对母校的热爱和忠诚是永远不会变的。甚至可以说，职位越高，成绩越大，对母校的感情越强烈。如果没有这点素质，恐怕他们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在我的坚持下，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以办事的准确性、周密性，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四月中旬，我和会长两人乘火车到达北京。一位厅级干部的校友深夜驱车赶到站台来接我们，还非得亲自为我们提取行李不可。一时竟让我感到一种被人尊敬的高贵，但我心里明白自己的分量，他其实是在感激母校培育之恩，同时坚持他为人谦虚的礼节。北京的校友已为我们做好了一切。他们相互转告，接下来的几天，不断有校友来看望我们，有的从老远的郊区赶来，光乘公共汽车要花两个多小时；有的刚从外地出差回家，听说母校来人了，顾不上休息就跑来。校友们象对待久盼的亲人，热情接待，关怀备至，令我感动不已，不少人过去都在与母校的通信中与我认识，这次见面格外高兴。经过大家友好协商，一致同意成立一中北京校友分会。
会议当天，除掉因公外出，或一时联系不上，凡知道的校友都出席了。他们当中有厅部级干部，有教授专家，有离退休干部，也有年轻“北漂”一族的。许多校友虽长期住在京城，但彼此不通信息，从未谋面，几十年后突然相会，相貌虽然陌生，心灵却相通，一说出名字，那惊讶、感叹、热烈的场面，使会场几度“大乱”。大家一下回归到学生时代的顽皮场面，彼此“挖苦”，“揭底”，“喜笑怒骂”互相叫着小名，象一群天真活泼的“老顽童”，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欣慰。虽然他们对我敬重有加，我愧对难当，不光是因为自己职低位卑，还因为他们大多是我的老前辈、老学兄，和他们比起来自己毫无建树。我知道，他们其实是在敬重母校，对母校怀有深厚的感激之情，我不够是提供了这种机会，满足了他们的愿望，造就了这样的情景。我是有幸得到母校的泽惠，借着她的光彩来照亮别人。
在京期间，我又赶快通过电话与上海校友作好联络，定好时间，地点，他们发出通知。所以我们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就召集了会议，成立了上海校友分会。上海分会的成立，同样令校友们兴奋异常，激动非凡，我就不再细述。
1996年八十周年校庆开得轰轰烈烈，母校在社会上的威望和影响进一步提高和扩大。我所做的一切结出了成果。我感到心满意足，别人是否肯定我的成绩，我无所谓。但是有一件十分遗憾的事，又不得不说，这不光是我个人名誉权利受到伤害，更多表露一种腐朽思想还在一小撮人头脑里生根作怪。
1995年科学楼作为八十周年校庆的献礼，开始动工兴建，由谁题写楼名，难倒了校长。我提议请科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卢嘉锡教授题写。我有“渠道”可以通到那里，我的一位同学黄锦顺是卢教授的得意门生，后来又接替他任物构所所长，同卢教授的关系不同一般，七十五周年校庆时我的同学曾请卢教授为母校题过词。我们俩又是好朋友，当年在学习上是你追我赶，不相上下。他勤奋、诚实，得到大家的器重。他对我同样尊重。每次我到福州出差，只要电话打过去，他就专车开到旅社看望我，却不愿让我上门去拜访他。题写楼名一事，经联系，他满口答应帮忙。1996年农历正月初三，他打电话给我，说卢副委员长回福州过年，初五就要上京开会，时间很紧，叫我赶快去一趟福州。我转告学校领导，初四一早赶到福州。在黄所长带领下，我们拜访了卢副委员长。卢副委员长慈祥可亲，平易近人。而我这人喜欢科学、文学、艺术，对它们有着浓烈的兴趣，也就敢于同即使是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交往。唯独惧怕“政治”，跟那些浑身官气的不会有多少共同语言可讲。而卢副委员长给我的印象完全是一种学者智者的神态，没有半点为官的架子，还十分谦和地声明，只为教育、卫生部门题过字，其它都谢绝了。当时我带着相机，抢拍了学校领导同卢副委员长交谈的镜头。还请卢副委员长的女儿为我们包括我的同学和卢副委员长一起拍了两张合影，我和黄锦顺同学单独在卢副委员长家里合拍一张。在我潜意识里，这完全是一种礼节和尊重，一个事件的记录。名人伟人也是人，能同他们合影虽是不易，也极平常，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更不必大惊小怪。
可是有些人不这样看，他们认为这张照片十分珍贵，是学校的荣幸，可以提高学校的知名度，鼓舞广大师生和校友。似乎成了一种资本，可以用来到处炫耀。于是有人羡慕，有人忌妒。“太阳慷慨地撒发光辉，不想与老鼠结下仇恨。”这句至理名言再次得到验证。在我只想把工作做好，做完美，从没有考虑可能带给自己的影响，不论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坏的可能对别人有利，想不到好的也会给自己带来祸害。学校编印八十周年校庆纪念册的时候，有人认为这张照片难得，非采用不可，可以增加纪念册的分量。可是偏见和等级观念、贵贱标准，束缚了一些人的正常思维。他对我这人总看不惯，认为我资历浅，浑身都是“问题”，声誉也“不佳”，怎么配与一位他认为是高不可攀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一起合影呢！他自己可是做梦都没有这个机会呀！这岂不是大不敬，有损伟人形象和政府威望。但照片又非用不可，如何“除掉”我，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不敢公开做这件事，而是待到纪念册要付印时，才临时通过所谓技术处理，把我的影像从那张合影中抹掉，连同我同学的形象也遭到损害。此事到庆典前三天，我接到印出的纪念册时才发现。他解释的理由是我非学校领导，只有领导才能代表学校与副委员长合影。这真是可笑至极。但愿他不是出于个人忌恨，却暴露了一种极端腐朽的思想。历来有些人眼里只有领导，为了维护领导的形象和权威，不惜牺牲普通人的利益，甚至用卑鄙的手法粗暴地践踏别人的人格和尊严，侵害别人的权利。道理本来非常简单，别提我为学校办了一件大好事，光是照片所有权属于我，要么你刊登，要么不登，不经我的同意，谁也无权对照片作任何技术处理。许多知道真像的校友都非常气愤，极力为我鸣不平，要我去控告这种侵犯别人肖像权和名誉权的行为。我知道有些人还一直沉溺在所谓“重政治”的怪圈中，以为在他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可以为所欲为，毫无法制观念。我相信，时代在变化，人们的觉悟在提高，一切违背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都将被无情地抛弃。这件事最后伤害的绝对不是我。
1999年年底我年满退休。新来的何校长热情邀请我继续留校筹备八十五周年校庆。他十分信任我，几乎是把筹备校庆的事全权委托给我。我有点惶恐，不够我已是轻车熟路，在校友中人缘声誉也不错。外地校友回到母校，许多人认识我。因为融洽，工作也比较顺利。我除了搞联络组织工作，还独自搜集编写了《一中校友风采》丛书，登载了一百五十多位杰出校友的业绩和成果。同时亲自编辑出版几期《校友报》，校庆过后又编辑出版《八十五周年校庆》纪念册。所有这些刊物，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比以往出版的有较大的改进和提高，得到大家的肯定。整个八十五周年庆典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赴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及美国、英国、新加波、香港等地的校友、嘉宾共一千七百多人，比以往任何一届要多。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都先后报道了一中八十五周年校庆的盛事。称一中是福建一所历史悠久、颇负盛名的一级达标中学。其校友遍布海内外，其中有中科院院士，有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多人，有一大批教授、研究员，当中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就有五十多位，还有不少著名的企业家、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我知道这些令人瞩目的成果能显示出来的后面有我的一份辛劳，不由得心里感到一种满足和安慰。只有广大校友的热心参与，这样的活动才有意义。何校长曾多次表彰我的努力和成绩，我也再一次看到自己的价值，虽是在一个小小的范围内，我对自己仍然充满信心，这已不再是停留在字面上，而是有具体的成果可以呈现给人们。我不必在别人面前感到自卑，自怨，自叹，我再一次相信自己有能力来做好我想做的事。
我十分庆幸能在工作中认识和接触到许许多多热爱母校的校友。他们当中有科学院院士，有许多获得政府特殊津贴的教授专家，有全国劳模，英雄人物，有政府高官，而更多的是在各个岗位默默奉献的莘莘学子。他们对我的工作表示感谢，但是我无权说出他们的名字来炫耀自己，我清楚自己背靠的是母校巨大的怀抱，离开她，我什么也不是。我关心的是如何向校友们学习，象他们那样对全社会做出贡献。
在母校这十年我找到了自身的价值，并努力去实现它，我觉得对得起她的培育，也对得起自己。学生时代的抱负，虽然未能实现，但我尽力了，不能做大的，就做小的，重要的是要做得完美，得到大家的肯定和赞赏，这样的人生可以无怨无悔。
我不习惯书写自己的成绩和功劳，我历来认为干好工作是分内的事，是应该的，如同一日三餐那样平常，用不着去详细描述。只有过错才值得牢记在心，因为那是不可原谅的。也许没有什么可写，正说明我已成熟，失败和挫折较少，不必耿耿于怀，大概我已经十分满足了。何况这点小小的成果，比起众多杰出的校友，他们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脱颖而出，对社会作出贡献，更是微不足道。
关于我的《一个普通人的回忆》，1991年我到一中工作后，就全身心投入到我所热爱的事业，再也无心去搬弄我的文章，于是一直搁着。直到完全退休以后，顿感精神“解放”，人生进入一个自由自在的空间，可以从容安排自己的一切。我才把稿子再拿出来潜心审阅、修改。而且每次修改，都差不多意味着重写，否则在语气上，情绪上怎么也不能“通顺”。但是我觉得每重写一遍，就象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既提炼文章，也洗炼精神，可以达到修身育性，怡养天年的目的，也使自己的退休生活更为充实。就象和尚天天打坐颂经，随着日月推移，功德自然在逐步圆满。到后来，我也就不急于把稿子脱手，这样可以时时感到还有事要做。而且以前每次修改之后，总会觉得不如想象的那样美好。现在是修改之前有这种担心。一到审阅完毕，往往心里就泛起一股暖流。感到没有白费光阴，甚至充满信心，想入非非。不知是自己迟顿了，还是作品真的成功了。如果说过去我的理想只是一根漂浮在空中的鹅毛，支撑它的是一阵阵狂风，于是有时它高高飞扬，有时又突然降落在地。现在我的理想已是一位登山勇士，依靠的是自己的信心和毅力，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有希望达到顶峰。
这几年，对作品政治性的问题少一些担忧，但如何能走进出版社的大门，我却毫无把握。还是听天由命吧！也许只能象处理我的后事，将来让别人去考虑了。而且如果社会已到了至善尽美的程度，我的作品不再公诸于世，又有何憾事！鲁迅先生说得好：“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待炬火。以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未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