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家长的拥护。他们当中又有不少人是民办或代课教师，特别羡慕我有“正式的饭碗”。
在这间学校我只呆了一个学期。1979年3月，我被调到一间完全中学，这次不是我个人的请求，是工作上的需要。那里的一位英语教师出国去了，需要一位能教高中英语的教师。我好歹受过培训，无中推有。我只好加倍努力，拼命来做这超出我能力的工作。想不到“福兮祸所倚”，在这里我再一次遭遇挫折。
由于“文革”的耽误，那时许多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已多年未调。而物价却一涨再涨，养家糊口，改善生活成了大家迫切的要求。
好容易盼来一个消息：1979年10月起将再次“调资”。于是教师们喜形于色，大家碰到一块，谈论的中心就是“调资”。前两年曾有过两次“调资”，但范围小，受调人员有限。这一次是百分四十的比例，难怪大家都在跷首以待。
直盼到1980年4月，“调资”工作才正式开始。当时学校里在有资格参加“调资”的教师中，按比例可评上十四个名额。我觉得自己教了二十年书，那时又担任着高中毕业班的功课，在“第一线”工作。不久前，还被评为优秀班主任，承担过一次全公社的公开教学，算得上是教学骨干。论“贡献”应该不比别人差。本人工资又如此之低，还不如一个刚毕业的大专生待遇。对照条件，我以为这次评上没问题，心里甜滋滋地等待着。
教师们各有各的打算，都在算计着这十四个名额的分配，谁也不肯承认别人比自己强。而我却一头扎在工作里，因为毕业班有好多事要做，我的时间全花在学生身上。几乎每星期要跑许多路，到每个学生家里去访问，做毕业前的思想工作，无暇顾及到“调资”的事，以为学校领导自会替我考虑，就象我全心全意为学生着想，替他们负责一样。
然而公布“调资”名单时，我却“榜上无名”。也许我这人不会抽烟喝酒，不善与人交际，别人都视我为“孤僻”的人，在同事中没有几个能互相“关照”的“知己”，没有一群“基本群众”，以这样的人际关系，票数还能多吗？而学校领导组成员有的已调过两次工资，这次居然还要。正是吝啬的人不会因为钱多就变得慷慨；自私自利者不会已拥有许多就想到别人。尽管会上每次都讲了一套“调资”大道理，读几份“风格高”的材料，要大家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互让互爱”。这都是裁缝师手里的戏服，专做给别人穿的。我“调资落选”已是必然的结果。
当初说得好听，希望通过“调资”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鼓励先进。实际情况是：调上的认为理所当然，甚至认为还远远不够，并不因此感激、卖力；调不上的情绪低落，满腹委曲，同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不安定的因素反而增多。我“调资”落空，不但经济上吃亏，还蒙受耻笑。人们可是称赞那些善于巧取豪夺，靠拉关系获利的“能人”，最瞧不起“呆头呆脑”，只会干活的“笨蛋”。尤其是那些刚步入社会，自命不凡的年青教师，更是把我当成“傻瓜”一个，不屑与我交谈。这才最刺痛人的心，比每月少拿几元工资更可悲。我只要一坐到办公桌前，望着一大堆学生作业，想着不公平的报酬和周围的白眼，就怎么也提不起劲来细细批改。何况人们看重的并不是工作好坏，而是一个人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的关系如何。按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他是否“能干”。
调资的打击，让我一度感到心力绞瘁，万念俱恢。但本性难移，在教学工作中，我仍是一丝不苟，不敢辜负学生家长的期望。对我来说，做人的准则是，可以对不起自己，不能对不起别人，尤其是我的学生。那年暑假我又被县教师进修学校调去参加全县中考英语科的评卷工作，而且自此年年评卷工作都有我的参与。有时还负责命题和对英语教师的考评事项。我在全县英语教师中已享有一定声望，容不得我消沉下去，这就是我的本性。
工作上我勤勤恳恳，业余时间我一直没有放弃我的《心迹》。但我也并没有想到要去投稿。心里总觉得作品还不成熟，气候也仍不适宜。1982年我在修改《心迹》的时候，忽然觉得作品有点不伦不类，既不是原始的日记，又不像创作的文章。倒象是一个刚被同化的野蛮人，在许多方面显出不协调。再说有许多事情都是回忆的东西，一个人在受煎熬的时候，哪记得写文章？该是痛定思痛，才逐渐去回味总结。不如干脆就改写成回忆录。
看看国外那些政治上的风云人物，一旦退出历史舞台，就闭门写回忆，卖书赚钱。国内不少名人，功成名就之后，也急急地要出本关于自己的书。别人也想知道他们是怎样走红，有哪些密秘可以披露。大家对名流的生平，乃至生活琐事都倍感有趣。这样的书往往还很畅销，名气越大，卖得越火。也许是因为它真实可信，能给人提供一些真像，一点启迪，甚至一条人生之路，或者至少可以满足一种好奇。
然而，我既不是一位血战沙场的英雄，更不是一位名扬四海的伟人，没有成名成家过，甚至连一枝之长都谈不上。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的存在并不为许多人所知。我的回忆对别人毫无意义，如果也录成一本书，肯定不会有人去看它。我好象有点不知趣，我自己就知道，回顾过去，尽是失败和过错，还有受辱和被欺。这样的回忆有价值吗？岂不是故意将自己的幼稚、愚蠢和可怜，再次暴露在别人的面前？
名人与平民之间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人们对他们的态度就有十分不同的差别。同是一句话，名人说的，则深信不疑，甚至捧为金科玉律；出自普通人之口，就不被重视。这看法很害得一些来自平凡生活的有益结晶被忽视了。也很害得名人一些片言只语被盲目地崇拜了。世俗的偏见，往往使一些人恢心丧气，永远遭到埋没；也使一些幸运儿，名不符实地留传于世。其实，即使最伟大的人也不可能深知所有人内心的想法，这就需要每个人自己来表白。只要一个人是为社会，而不是为自己；只要他提供的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有这样的各种人的回忆，不单单是一些名人的，这世上的文学不就更加丰富？至少可以提供给作家、政治家、艺术家许许多多真实的素材。让他们了解到自己无从体会到的真情实感，从中发现有用的东西，去进行更有价值的再创作。何况，有经历，不一定有感想，有感想，也不一定都能记录下来。
我愿意自己来写一写。鲁迅先生在《未有天才之前》一文中说过：“我以为幼稚的人或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说幼稚的话，只为自己要说而说，说完之后，至多到印出之后，自己的事就完了，对于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不理的！”就让我来说：“幼稚的话”吧！只为自己要说而说。
改写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也许于写作我已经多少熟练了。历来经验出于成功的较少，往往是失败之后才总结出来。不久我的《一个普通人的回忆》初稿完成了。我觉得这是不灭的身躯，可以比我的生命活得更长久。一个人用赤诚的心花毕生的精力写下来的真实语言，是永远磨灭不掉的。通过写回忆录，我感到活得有意义，不再为自己的不幸遭遇痛哭流泪，还能留给后人几句刻骨铭心的忠告，给他们树立一个矢志不渝的榜样。我的子孙后代将从书中找到一点佐证；热爱生活的人可以从书中发现一些启迪；勇于攀登的人可以从书中获得信心和勇气。我感到无比宽慰，这将是我留在这世上最好的纪念品。不够说是一个人的回忆，但并不是原始的“老照片”，不是“写真集”，而是现代版的“电脑合成”。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文中所有人物、地域都用假名。个别情节也是拼凑成的。希望不会有人去“对号入座”。
也许这个题目起得不够“刺激”，不能引起别人的阅读欲望。但是正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不是讲述“炼钢”的事一样，我的《一个普通人的回忆》也不会象名人那样着重在叙述自己过去的一举一动，歌颂自己的丰功伟迹。一个普通人的回忆，从经历看，自然平常，否则就不是普通人。但一个人在困境中能坚信未来，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时时总结来自生活中富有哲理的感受，我想这就有点不寻常。而我更主要也在借回忆某一事件，来表述自己的看法和对生活的热爱，当中有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我相信是对的。因为我敢于正视人生，讲出真话，我始终不怕献丑，不怕失败，有一种顽强不屈的精神，一股积极向上的力量。这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到，即使名人也未必都如此。有的人喜欢迷信名人，以为他们都是圣人，认可了他们的一切。我想这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我更愿意自己去分析、自己去判断。名人也有好的与不好的两面，一味推崇，凡沾着“名人”两字便崇拜得五体投地，应该说是一种幼稚和不负责的态度。
1983年6月，县教育局发出通知说，凡是“文革”中到中学任教，本人没有大专文凭的原小学编制教师，必须经过考试，择优录取，才能转为中学编制的教师，其余将下放小学任教。当时被点到名的对象，感到一种耻辱，有的表示抗议，不肯报名参加考试；有的惋惜自己的业务，只好忍气吞声；也有的贪图中学名声，在积极地准备。旁观者对这些人有点幸灾乐祸，好似他们都是些盗名窃誉之徒。
我劫数难逃，也在应考者之列。说实在的，当初名曰“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动员我到中学教英语时，正是领导焦头烂额四处找不到人的时候。十二年来经过自己刻苦学习，钻研，并未辜负这一重任。待到中学里头教师过剩，其中就有我培养出来的学生，却要拿这些人开刀，本来当教师就是培养人的园才，“点燃自己，照亮别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无可厚非，作为阶梯，心甘情愿。可是用一个“没有大专文凭”为由，将这些人撵到小学去，不但没有“光荣”的份儿，还落得个滥竽充数之嫌，大家受得了吗？
回想自己何曾害怕过考试，但年龄大了，记忆力就不如前，平常教学讲究的是教学方法，对没有涉及到的知识，遗忘自然就快，比起当学生专事学习知识，有很大不同。领导不肯深入课堂认真听课，了解每位教师的实际教学能力，看其是否称职，而采用这种简单省事的考试办法，恐怕谈不上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历来一些人办事喜欢跟“风”，那时盛行考试，这固然是检验学识水平的一种手段，但绝不是唯一的办法。对象不同，考查的方式不该都是一样。有人就喜欢条条框框，所谓有章可循好办事，做什么都不肯从实际效果出发，而愿意划一条线，于是“线”上的幸运，“线”下的倒霉。如此而已。
一场考试之后，一些人被“淘汰”到小学去。我虽是“考上”留任，却已经有点自卑，大家都知道我是没有大专学历的人，能教中学吗？我好象觉得别人在冷眼含笑，似乎我是个好慕虚荣的人。
好的是同年9月我又被调到规模设备更完善的第三中学任教，算是对我的一种“补赏”。到了1984年初，上面又一次通知，除了由国家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外，凡是从社会招收的职工，所谓“以工代干”者，一律得通过考试，才能转为国家干部，否则只有“职工”的待遇。我尽管已工作了二十五年，原来同那些毕业生还有这样的区别，我可从来没想到。幸而又考“合格”了。此时还要有一份“计生证明”，我说当年我们是在国家规定之前采取计划生育，医生没有给我们“证明”，我们也不想要“证明”。如今最小的儿子快初中毕业，我上哪儿打“证明”去。可主办人员说“手续不完整，不能办理‘转干’。”后来还是校长出面为我“担保”，才获得批准。但显然要比“明媒正娶”的逊色多了。
经过两次折腾，我觉得自己在中学里总比别人矮半截。但是两次考试也是两次学习，学生时代的雄风又鼓起来了，我决心争口气。听说成人高校开始招生，我借了一套文科复习教材，决心再一次向大学冲刺。想不到惹起不少议论，好象我又在沽名钓誉。都说就算我考上，还得坐两年板凳，结果仅仅是一张大专文凭，能用上几年？可别人不知道，我还有个目的，为了我写回忆录有个完整的结局，实现我多年的夙愿，圆我大学的梦。我的《一个普通人的回忆》不但用笔来写，还要用自身的行动来写。我要留给子孙和别人一个榜样，证明自己不是说大话。学习本身也是一种乐趣，我很快就发现，许多知识对我并不陌生。尽管学生时代报考的是理科，地理历史早已放到一边。但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