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一位团员，更应该在运动中经受锻炼和考验。”“难道把一个人说成是反动的，再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让他尝尝当反面人物的滋味，这就是对他的‘教育’，也就是对他的‘考验’吗？”我不客气地反驳他。
下午继续开会，教室里的桌椅早已规规矩矩沿着墙壁围成一个长方形，这是每次开辩论会的场面。铃声还没有响，一些同学已在各自的位置上坐定，有几个正埋头写着，教室里的气氛有点沉闷。
我的心突突地跳，上午顶撞了团宣委。他说我是班上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代表。他凭什么给我下这样的定义？还说我娇生惯养，骄傲自大，这不明显在泄私愤图报复？可同学都护着他，说我态度恶劣。我知道下午的会是针对我开的。他们就是想压服，想叫我服服贴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哪里是大辩论？团支部委员们正围坐在教室前面的草地上讨论着。我焦虑不安地等待他们来较量。
一会儿支委会散了，团组委进来宣布开会，他说：“下午继续辩论，任何人想阻止这场大辩论都注定要失败。毛主席教导，‘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团组委的话音刚落，一位同学拿着稿子雄赳赳地站起来说：“何海生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对党怀有刻骨的仇恨，利用‘鸣放’之机，大肆向党进攻……”这样的发言缺乏水平，太乏味了。哪里是为了分清是非，探讨真理。而是以他为绝对正确，把别人当“右派”来批判。凡是能用在“右派”身上的话，他都搬出来。我反而冷静下来，深知那些话对我多么不合适。但我吸取上午的教训，知道分辨是没有用的。我只是不明白，叫大家“鸣放”，就为了这样来作弄人吗？
会上发言的除几个事先做准备的“积极分子”，两个平时友好的同学也站起来凑热闹，连小东也讲几句难听的话，仿佛大家都在赶时髦。只有一位同学替我说句公道话：“我认为不能把海生和‘右派’分子等同看待。毛主席不是说过，允许人家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吗？”
我开始后悔，为什么团宣委一点名，自己就站起来说了，要是上午不来学校就好了。我忽然明白，会上有时沉默无声，原来是没有靶子。同学早从社会上看到说逆话的下场，有的虽然也发言，都是些鸡毛蒜皮无伤大局的事。“放”得早“收”也早。一些家长再三告诫自己的子女：“不许你在学校胡说八道，参加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那都是骗人的。”几个原先写过不少大字报的同学，后来也一反过去，成为批判别人的“积极分子”，以此将功赎罪。偏偏我太认真，不敢承认自己其实是太幼稚太傻了。难道我写的大字报还嫌少吗？要是这样的行动值得称赞，学校早把我当积极分子使用，而不是成为众矢之的。打在我身上，可以显出一些人的“觉悟”来，我成了一些人向上爬的阶梯。我感到心里乱得很，可泼出去的水是怎么也收不来。
1月23日召开全校的辩论会，名为辩论，却是公开批判几位同学的“反动言论”。说他们和“右派”分子“一鼻孔出气”，“同穿一条裤子”，“妄想蒋介石反攻大陆”等等。还把那几位同学祖宗三代、亲朋九族的污点都挖出来。我想，资产阶级看不惯无产阶级的东西，往往表现出蔑视、嘲笑，以显示自己的高贵。而无产阶级看不惯资产阶级的时候，就不在神色上使功夫，干脆就训斥和批判，在权力所及的地方，是压迫和打击，企图通过斗争把它改造成无产阶级所喜欢的。大概资产阶级注重“感情”，无产阶级则讲究“态度”。
我不由得浑身颤抖，仿佛自己也是个罪人。可我实在想不通，大家出于听话才写了大字报，校长不也说过，“同样一句话，‘右派’分子说的跟我们同学讲的有本质上的差别。”并一再强调不捉“右派”。有些同学在大字报上虽然用了一些不恰当的词句，什么“史无前例”，“残酷暴君”，“苛捐杂税”等等。无非为了使大字报出奇，有“份量”，能引起同学的注意，如究其内容往往十分贫乏。一位同学曾说：“我是为了吸引人才故意用上‘杀人魔王’这样的标题。”并非要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纯粹想“出风头”。对这样的错误，应该从学生容易“脱离实际”，犯“主观片面”，“个人主义”等方面去批评教育。硬搬用社会上对待阶级敌人的一套办法，套用“阶级报复”，“妄想复辟”等上纲上线来联系，将大大伤害同学的自尊心和积极性。一个人犯错误，只要不是出自他的本性，是由于一时糊涂，就应该抱治病救人的态度。对这次写大字报还应该说，“错误吗？我们也得负责一半。”革命导师列宁在教育身边的同事总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有时反而鼓励你，把你当好同志看待，却使你的心受到比批评还难受的打击。然而，我们许多人不肯这样，他们老想教训人，否定别人的优点，这种人怎么会成为一个教育家？也许总想打击别人的人，最需求权力。而渴望权力，又意味着不满意别人。
校长最后做了总结：“大家不要误会今天是要捉‘右派’。刚才有些话可能说重了点，但不要从词句上去追究，应该从阶级感情方面去考虑。”这真是岂有此理。叫别人不要追究词句，他们却这样在做。当初如果不是校长使劲启发鼓动，同学会平白无故去写那些大字报吗？会想出那么多恶毒刻薄的话来吗？也许有人会说，这跟那些人的思想有关。那么学生不是在学校的教育下吗？如果错了，该由谁来负责呢？难道校长是故意唆使人干坏事，而后自己溜去叫警察，还说是出于“好心”的吗？学校的教育职能是将错误化有为无，还是无中生有，故意设计陷阱，網罗学生，再来达到所谓的“教育”？
我不认为自己写的大字报都是错的，没有根据的，有的还完全正确。但是我本人确实有不少缺点，缺乏生活经验，不懂得用阶级观点来分析问题，又容易轻信，过分好强。这些跟我个人的修养有关，也受到家庭教育的影响。如果能帮我改变这些不足，我将十分欢迎。我开始冷静下来，不再去计较那些无理的指责和缺乏实事求是的批评。与此同时我也看到几个真诚的人，听到不少有益的劝告。
一天班长约我个别谈心，他没有否定我美好但显得天真的动机，对我的热情首先给予肯定，又介绍几本书给我看，亲切地对我说：“关于旧社会人民遭受的苦，我们知道一点，都是从书上看到，或听长辈讲的，不是亲身经历，感受就不深，对党的感情比不上翻身农民那样深厚。同样一句‘拥护共产党’，从贫下中农嘴里说出来是真心话，毫不动摇的一句话。从我们口里喊出来，恐怕仅仅认为道理上应该如此。所以知识分子遇到风浪就容易动摇，容易产生怀疑。”我谈了自己心里的委屈。他又接着说：“一个人的立场不是自己说了算，要看他的言行，尤其在关键时刻，看他是站在哪一个阶级讲话。一个人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就必须到工农群众当中去，同他们相结合。我们有不少革命领袖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他们都背叛了自己的出身，成为无产阶级坚强的战士。”这些话我以前听过不只一次，政治考试也能答出来。可是直到那一天，我好象才发现它的真谛。我不住地点头，表示同意。
我的朋友也从外地给我寄来热切的信。他们说：过去在一起发表的议论太偏激了，政治上是幼稚的，行动上是可笑的。都表示今后要加强自我改造，把自己培养成一名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钊人在信中写道：“不合理的现象是难免的，太阳再亮也不能除去树叶和屋宇的阴影，要达到十全十美，恐怕只有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又说，“生活本身是个大熔炉，又是铁面无私的法官，我们每个人都要受到熔炼，得到它的鉴定。因而责已严是多么必要。”朋友的鼓励，使我非常激动。仅仅几个星期，我们都经历了一次飞跃，从看不惯这一切，到理解了这一切；从不负责的信口开河到学会冷静地思考。虽然只是一个开端，却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起点。
这期间团支部组织了一次访贫问苦的活动，到乡下去访问一位老贫农。这位老大伯解放前受苦受难不用说，解放后虽翻了身，比起原来就富裕的农民，生活仍是很苦的，一个儿子刚病死，还欠了一百多元的债。但他告诉我们现在的生活比过去好：“要不是共产党人民政府，遇到这种情况，我早当乞丐去了。现在不怕官，不怕土匪，不怕抓壮丁。”他指着膝下的一个孙子说：“这小娃将来长大就幸福了。”我过去认为农民自私自利，眼光短浅，可这位老贫农已经看到未来。我突然感到自己十分渺小，却还要去斤斤计较。
1月30日班级召开“丰收会”，总结一段来开展“大辩论”取得的成果，我在会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定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劳动，争取又“红”又“专”。我甚至认为校长说，“多放多收获”一点不假。要不是经过这次运动，带着一脑子疑问到社会上去，可能要犯更大的错误。
我在当天的日记上激情地写着：
“一个人要善于发现生活的意义，当我们还懵懵懂懂的时候，也许厌恶不满。一旦发现它的奥秘，就会疯狂地去追求它，爱护它。
“回顾过去，老是患得患失，有时认为人活着，如果不是为着伟大的理想，神圣的真理，生命还有什么价值？我不愿自己的一生在无声无息中度过，即使不被历史铭记，也要跟她相识，让社会感到有我这样一个人来过。因此活着就要奋斗，要争到生活中的一个位置，如此人生才有价值。有时我又觉得一旦理想破灭，徒劳无功。大概是我没有天才，要不，现在就该显露出来。然而一点值得骄傲的也没有。一年到头，除完成任务似地增加一岁，双手依然是空空的。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于是又悲观地认为，人生就象树上的叶片掉到江河里，被无情的江水悄悄地带走，一分一寸地向前漂流，一刻也不停留，不管经历过怎样迂回曲折，终归要沉入大海，一生也就完结，无人知晓，无人忆及。因此‘对酒当歌，及时行乐’又何等需要！
“现在我明白了，这是因为我始终走不出个人的圈子，一心只想成名成家，没有更崇高的目标。而离开国家和人民，就谈不上个人的理想和前途，只有和国家、社会溶为一体，才能有所作为。”
这是我纯洁心灵的表露，当时尽往好处想。那年寒假我特地报名参加建校劳动，决心通过劳动改造自己，那同样是一次刻骨铭心的过程：
第一天挑着一担破畚箕，怕不雅观，叫人笑话，又不敢挑得太少，怕人议论。勉强支撑着，很快感到不行，腿酸肩疼，不时偷偷跑去看时钟。第二天挑着空畚箕，肩膀都难受。我担心坚持不了，迟疑了许久才走进土坑，头几担是钻心般地疼，差点哭出来，但我终于挺住了。以后几天反而有点轻松，心里感到无比高兴，这不仅是有劳动的能耐，更是意志上的胜利。经过这次劳动的洗礼，我在当时的日记上又写着：
“我曾经喜欢那些外表漂亮，打扮入时，能歌善舞，懂得文学和艺术的姑娘。现在我觉得这些人不少是‘资产阶级小姐’，她们享受良好的教育，有优越的条件可以去‘精雕细刻’。她们也只能懂‘文学’和‘艺术’，只能讲究吃穿。劳动人民的女孩子，从小受生活的折磨，没有机会上学，没有钱走戏院，没有时间逛公园，终日劳动，怎能有娇嫩的皮肤，整天忙碌，哪有心思讲‘文学’和‘艺术’。旧社会的统治者逼使劳动人民过着贫穷落后的生活，反污他们这也不懂，那也不懂。那些寄生虫靠剥削过活，他们的‘漂亮’，‘文雅’不正是他们的罪证？如果把他们放在劳动人民的地位，还不是一样‘没有教养’，恐怕连活下去的勇气和能力都没有。当然，劳动人民并非不要‘漂亮’，劳动人民完全懂得美，但首先必须享有暖饱，而后才能去过‘资产阶级的生活’。我们的制度正在创造条件，可以使劳动人民逐步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有一种坏习惯，爱面子和注重外表。每次从一个公众场合回来，总要到衣镜前去自我端祥一番，看看自己刚才给人留下怎样的印象。要是看到自己容貌不凡，就神气十足，以为将来大有出头；要是看到一副呆板寒酸的模样，又沮丧万分，自觉比别人矮了半截。有时脸面修得光滑洁白一点，衣服穿着整齐得体，就文质彬彬，潇洒大方，说话轻声慢语，显示自己有充分的‘教养’。一旦自己穿着随便，满脸胡须，脑子里掠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