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儿叔叔到我房里来，后面还跟着父亲，我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叔叔却忧心重重地对我说：“听说你又写大字报了。”父亲紧接着说：“现在两派斗争愈常激烈，你要当心，要吸收过去的教训。”我低下头一言不发，想着两位亲人又要拿话捆绑我。果然叔叔又提起当年的“大鸣大放”，提起“集邮”的事来，证明他过去劝告的正确。我不听话的可悲。父亲大概认为我已“无可救药”，态度有点冷漠，说是因为骨肉亲情才肯劝告。我实在忍不住，到底我怎么了，写一张大字报表明自己的看法，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他们的好心，有时会办成坏事。他们老是把我当成一个罪人，一个似乎是屡教不改的人。
我憋了一肚子不满，索性躺在床上听收音机，因为是装上耳塞机，叔叔又惊叫起来：“当心让别人看见。”我哭笑不得。我解释了，他照样搬出“好心”的法宝。我知道，因为是“好心”，就要听从，就得什么都接受。难道他们当惯了奴才，又要把我拉进这阵营，做他们的接班人，使世上多几个奴才，以证明当奴才并不坏？或者是我有贪心怕死的一面，他们才会找上门来收我做徒弟？我一旦觉悟了，他们又摇头叹气，认为我冥顽不化，在心里预言我的失败。过去我又以许多失败使他们得到印证。这次又在预见我的“后果”，准备与我“划清界线”，说明他们并非“见死不救”。他们的“好心劝告”已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信心。我知道，父辈们如此“关心”我的政治，还有一个原因是担心我出了事会连累他们，叫他们脸上不好看。要是我真的受到迫害，他们不敢挺身而出为我撑腰，还要埋怨我不该得罪当权者，帮着指责我的不是，以求减轻当权者的“愤怒”，逼我低头求饶。他们会认为自己人可以牺牲，当权者无论如何不可侵犯。以为对当权者最好的策略是讨好、退让。他们不知道，正是这种态度助长了当权者的压迫。
父辈们只知道永远循规蹈矩，逆来顺受，我却选择了叛逆的路。父辈们也许可以得到“幸福”，我可能要受苦。但如果大家都象父辈们，这世界只有死一般的沉寂。也许“划清界线”倒是件好事，我可以无牵无挂地去做我想做的一切。
我也想过，父辈们的话在当时的环境下有一定的道理。不能当有勇无谋的匹夫，这于已于人都无益处，白白的牺牲毫无价值。战术要讲究，老一辈的话也不能不听。他们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训话，即使是懦夫的忏悔，也该听取。但是路仍要摸索着走下去，不能畏缩不前，失败了自有后来者，如此反复，将走得更远，胜利也就在望，如接棒的结果，最终有人到达。只有大家都停滞不前才毫无希望。老朽的东西无论怎样足智多谋，最后总要消亡。新生的无论如何幼稚，惨遭挫折，终归要向上，要完善起来。生命的力量不是任何腐败的东西能压制。我还要走我自己的路，固执我的“固执”。即使须吸取教训，目的也还在于战斗。但是后来，我也渐渐平息了愤满之心。看到当时一些身居要职的大官在胡作非为，我觉得这不是我应该为之拼命的人。我的心冷了，原先的打算一消而尽。七月份学校放了暑假，给我一个逃避现实的机会。我又将时间和精力拉到书本和日记上，这才是我真正的出路。
八月份政局更加不稳，“小道消息”满天飞，许多人津津乐道地谈论着，仿佛知道一点“内部消息”，听到一个“没有公开的新闻”，便可以刺激一下神经，象吸一口鸦片，喝一杯浓茶，得到片刻的兴奋。讲的人往往在显示自己消息之灵通，知道一点秘闻将在同伴中高人一等。我不愿去追逐那些“小道消息”，觉得没有多少可信的东西，事情虽是难于料想，上层的内幕确实神秘，但“小道消息”总是带有传话人的偏见，即使真有其事，传来播去，有增有减也一定走了样。与其听了将信将疑，不如多观察一点现实。谈论是无益的，丝毫不对社会产生作用。还是那些脚踏实地进行搏斗的人，无论站在哪一面，都值得钦佩，那才是有价值的，能分出真伪的人们。
九月九日传来毛泽东逝世的噩耗，许多人感到震惊和悲痛。我平静地听完广播，不觉得意外。因为人老了，必然会死的，这是自然规律，谁也逃脱不了。毛泽东是伟大的，他以自己雄伟的气魄和出奇的策略使中国得救，使中国人民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束缚，使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不再受到外强的欺侮。世界上没有人能抹掉这一丰功伟绩。然而他也使整个中国陷入一场又一场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没有了安宁和稳定。从“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不知有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蒙冤受屈？有多少无辜的人丧失了做人的基本权利，被埋没了可贵的智慧和才能？他个人的威望高得可怕，至今还不敢对他公开评论。不知何时能还给人民一个公正的历史的说法。他终于逝去了，一尊巨大的永远手指前方的雕像被搬走了，人们从此可以重新发现和选择更为明智的道路。
十月间“四人帮”被揭露，并且被干净彻底地打倒。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男女老幼深深透出一口气，人们又充满着希望，以为从此将宣告一个可怕时代的结束，后来的人不管是谁，都将开创一个新的时期。我是10月13日从英国伦敦广播电台最早收到这个消息的听众之一。第一天我不动声色，开始注意国内电台报纸的动静。第二天我听完后悄悄告诉一位朋友，他吓得不敢往下听，说这是“造谣”，不可信，当心被打成“反革命”。其实用不着大惊小怪，“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只是没料到来得这么快，主席的尸体还没有凉呢！国内到10月21日才对外正式公布。一时大家都咒骂起“四人帮”来，骂得痛快淋漓。过去大力赞美的人也站出来指责一通，几个人围在一起开怀大笑，好象他们早就料到“四人帮”的下场。其实不少人是墙上顺风倒的芦苇，从来没有自己既定的目标，也不敢坚持自己相信和尊重的事实。今天宣传一种思想，他们随声附和着，在小圈子里当起先进；明天这种思想遭到批判，他们又立即赞同起来，使自己不沦为落后者。
“四人帮”如何祸国殃民，如何篡党夺权，且不去论它，单从在位时人们是那样地吹棒，现在又这样地咒骂，实在令人费解。喜欢一个人，可以找出他种种好处，用主席的语录加以肯定。到了不满意时，同样的人，同样的事，又得到相反的解释，照样搬主席的语录来诋毁他的过去。曾经十分显赫的人物，一到下台就被说成是一文不值的废物，还要将他三、四十年前的事拿到现在来攻击，作为他腐败的根据，仿佛他的过错，都是倒台后才从脚底下挖出来似的，先前是一点也不知道。弄得大家大惑不解，这哪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在前进，人的思想跟着在变化，过去的反动，后来可以成为革命，也可以再成为反动。评定一个人应以当时当地为依据，翻阅过去是无意义的，等到下台再来痛斥这一切，已是感情用事，哪里还有一点马列主义者的态度，哪里是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对人对事？
“四人帮”也诚实可恶，但这种近于做戏的行为，只是政治舞台上一次换场而已，胜者王败者寇历来如此。对战败者的无端指骂，跟对战胜者的盲目吹捧，一样叫人恶心，这样的人们最没有希望。我就爱那浴血奋战而不幸牺牲或被俘的人，虽是我的敌人，也值得钦佩。对“四人帮”我并没有特殊的感情，他们也许是中国的祸根，赶掉他们会有一个好的开端，我为什么不高兴？可是学校里一些人却认为“四人帮”倒台了，我也该倒楣，这虽有点可笑，此时此地却似乎要成为一种现实。一些人是不肯实事求是来评判是非，而喜欢以势压人。符合一时潮流，即使是笨蛋，也可以成为“英雄”。反之，无论是个怎样的人物，也要被贬为“盗贼”。
1977年春，一个新学期又开始了，各地揭批“四人帮”运动排山倒海似地进行着。过去响噹噹的“造反”人物纷纷落马，我的同学也被抓了起来。学校里几个不怀好意的人在磨拳擦掌，气势汹汹准备向我开拳。那些人一面受他人的榨取，一面还要去榨取别人。他们不喜欢“和平共处”，总要摸摸别人的底细，遇到弱小的就凌辱，遇到强大的就奉承。我坦然地等待着，同时收回我全部心神，我深信自己所干的一切光明磊落，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以正直为依据。
四月间公社在教师中开办揭批“四人帮”学习班。指名要我“讲清楚”。采用的办法是先把我“搞臭”，挖出我的“过去”，说明我“不是一个干净的人”，接着找些鸡毛蒜皮的事，以为可以击中我的要害，靠歪曲事实，无限上纲上线欲置我于死地。其实这一套不正是从“四人帮”那里学来的。如果打倒一些人仅仅是“换汤不换药”，这样的斗争还有什么意义？一些人见真老虎总是屁滚尿流，打死老虎却要以武松自居。但是广大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大家明白1976年同1977年有着怎样的是非颠倒，这能怪一般跟随的群众吗？何况他们在位时都是共产党的干部，都说是奉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果从孤立的事件看，我坚信自己没有错。我作为一名群众，写大字报提意见，当年即使在平时也是允许的，是宪法赋于的权利。我在大字报里实事求是，没有乱扣帽子，没有恶言相加。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我还是承认自己在客观上对当时的运动作了宣传鼓动工作，所谓“推波助澜”，我指的是转抄大字报一事，这一点我可以“讲清楚”。我已准备好接受大家对我的“考验”，没什么大不了的，“文革”中我看那些在台上受“批斗”的人就一点不替他们惋惜，不象庸人那样无聊地嘲笑他们。我其实隐隐有一点钦佩，只要他在台上还是一条汉子。我这人向来热情、忠诚、坦白，随时准备为真理献身。在我心中永远只有美的，正义的东西。为了它，我愿意改正错误，愿意负着臭名声；为了它，我可以忘掉那些丑陋的狡诈的害人虫。因为粗暴直率，不懂策略，我成为那些伪君子十分称心的陪衬。我不后悔，因为我十分自信，可以忍受别人对我的不公正。我只在纳闷，怎样才能拨开浓雾，让人们看到真像，怎样才能使真善美的东西得到发扬光大。也许有的人享受眼前的幸福，对于将来，可以拱手相让；有的人追求未来的理想，对于耻辱，也可以满不在乎。
我仍然高贵地尊重我自己，不在别人面前低下头来，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和别人一样混日子。我知道，有的人会象岐视一个“坏蛋”那样将我作为嘲笑的对象，还因为有人附和而亢奋起来。这种人如果不将别人说得近于愚蠢就无法支撑自己在教师中的地位。我默默地忍受着，就让他把我当作傻瓜吧！我是不该参加这场运动。我在等待那可以畅口高呼，直白心意的时候，可以无所顾忌狂谈的时候。我此时心里另有一个高尚的理想，我在坚持一件别人不知道，也无须让人知道的工作。我的《心迹》已日趋成形，我可以觉得比别人活得更有价值。
1977年12月，我风湿性关节炎复发，不得不住进医院，寂寞地躺在病床上。那时医生不时来查诊，护士天天要打针，学校领导却迟迟不来探望。同事害怕被“传染”，确切说担心被牵连，或者因为我是个大家不需要的人，不值得来关心。不来也好，探病者固然可以给病人一点安慰，消除病人的无聊，增强治病的信心。也可能给病人增添麻烦，最实在的还是好好休息。探病者并非人人都关心病人的健康而到医院去，他们各有所因。只有病人的亲属，才被病者的健康驱使着，显出最真切的忧虑和欢喜。病中还得识别形形色色的探病者，对待他们只有一种方式，就是“感谢”。他们不来，我连“感谢”都可以省掉。
意想不到的打击，就连我在病中也不能幸免。1977年“调资”，按规定我属“线上”的，可以不受限制自然提升一级，学校老师已一致通过。可是公社有关的人操纵“调资”评议小组，给我编织三条“罪状”：一是1958年被开除团籍。二是“清队”中受过审查。三是1976年跟随“四人帮”。决定将我的工资“缓调”一年。尽管县教育局认为三条理由不能成立，应按规定给我“调资”，同时发给表格让我填写。但是有人就是不肯盖章，当时“地方割据”的势力，似乎比“中央集权”还管用。接着连春节职工生活福利费也不发给我。算是让我尝到苦头了。我在心里发笑，我甚至不愿与他抗争，无非少拿几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