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清队”中一些人总想从石头里榨出油来，不惜采用一切手段逼迫我，引诱我写出假口供，然后据此要定我的罪。后来出自某些人卑鄙的目的，竟然将1962年的“结论”抽掉，将我写的“翻案声明”毁掉，企图造成一条“悬案”来掩盖当初的“错案”。那时又没有人愿意替我来解开这条“悬案”，就这样将我“挂”着，就这样不得“转正”，就这样只能领取菲薄的薪水。我着实感到愤愤不平。
“转正”一事毫无结果，1973年家庭在农村“插队落户”又遇到麻烦。乡下的干部、群众对居民“上山下乡”越来越不满，认为这些人到农村占用了他们的口粮，而政府答应减少统购的诺言又没有兑现，于是迁怒到“上山下乡”居民身上。对他们百般挑剔和歧视，制造事端，追讨住房，不发口粮。许多“插队落户”的居民无法在农村生活下去，只好“倒流”回城里来。这种情况各地相互效仿蔓延，我们的遭遇也不例外。房东开始索要房子，而且态度十分蛮横粗暴，声称限期不搬，就要拆除门窗。我找他们评理，他们觉得可笑，讲政策，他们说我是“书呆子”。美娟一人应付不了，只好搬回城里住。这一来成了“黑人黑户”，要吃“黑市粮”。以我每月二十几块薪金怎么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往后的日子又不堪设想。
搬回城里后，起初美娟每天照样走十几里路到乡下去出工，希望还能分到口粮。可是麦子入仓了，稻子收割了，仍是一粒粮食也不分给我们。美娟只好死了这条心，开始在城里找活干。刺绣、裁缝、雕刻、泥匠小工，只要有活就去干。甚至一度替人挑粪尿，一天五角钱。有一次体力不支跌倒在地，溅了一身臭。她爬起来，回家洗一洗，换件衣服，照样又去干。邻居好友十分同情，但同情不能当饭吃。后来她又到大街上摆小摊，贩卖零食。我因成了“堂堂教师”，不大愿意她出去“抛头露脸”，有碍“声誉”。可除此外，别无法子可想。她原是一位聪明漂亮的妻子，生活把她折磨得有点衰老。她把全盘的思想都倾注在求生上，倒是我不时阻拦着，妨碍她这种欲望的尽情发挥。我甚至怪她埋头于求生而忘了生存的另一含义。可是我的见解是错的，她为生活勇挑重担的精神值得我学习。她不愧是我生活中亲密的朋友和患难与共的伴侣。
那时两个孩子也相依为命度过他们苦难的童年。早在乡下，姐弟俩没有保姆，没有玩具，留在家里只有孤单和哭泣。小儿不会走路，只好关在房里，任其哭闹，直到声嘶力竭，感到无望为止。小女跟随邻居的孩子上山捡树叶，有时在家见弟弟饿了，也会动手把锅里的饭温热，喂上弟弟几口。我虽然觉得艰难的环境，也许可以养成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但是哪一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过得幸福愉快？逢年过节我便带他们回城里，让他们熟悉自己的老家和这里的亲人。这是“根”的所在，谁愿意背井离乡寄人篱下？每次一路上姐弟俩都会欢天喜地。小女边欣赏大自然的风光，边哼着自己编的曲子，那歌曲虽无章理，却十分悦耳动听，让父母听着心里快活。小儿总是不眨眼地望着陌生的世界，象一位小画家，正在构思一部伟大的作品。大约天下做父母的总对自己的孩子有点偏爱，无论自己的孩子怎样蠢笨，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发现可喜的变化，觉得他们一点小小的进步都是惊人的成绩。正如再糟糕的孩子照片，也能让父母找到可爱的痕迹一样。看着他们，我心中的不平和烦恼也随之烟消云散，感到世界本该是美好的。
“倒流”城里后，两个孩子更可怜了。一天下午六点多钟我从学校回来，看到他们还在外面奔跑，小女光着上身，小儿流着鼻涕。姐弟俩见到我象看到救星一般欢呼雀跃，边喊“爸爸”边冲过来。我知道美娟又出去摆摊子，留下两个孩子成了流浪儿。我又是心疼又是难过，然而我还不能马上抱起他们，我得赶去问问黄组长，“转正”一事怎样了，还有“上山下乡”“回收”的事也要去打听打听。我放下自行车，顾不得孩子早已盼望的心情，立即又跑出来。可得来的仍是失望的信息。垂头丧气回到家里，两个孩子却不见了，又到外面去等他们的妈妈回来。我呼叫着，小女在公路边应答，小儿吧哒吧哒跑过来。我心里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两个孩子跟我们一样在受罪呀！
进到屋里，我赶紧动手做饭，姐弟俩乖乖地在一旁等着，只有小儿细声说：“爸爸，我肚子饿。”偏偏柴草不干，烧着了又熄了，冒出股股浓烟，急得我满头大汗。幸亏这时美娟回来，放下担子就过来帮我烧火。两个孩子却伏在椅子上睡着了，只得把他们抱到床上去，可刚一放下又都醒过来。好容易煮好饭，已是晚上九点多，这时祖母过来“告状”：“早上那小的爬到楼台的栏杆上，太危险了。”美娟一听就骂小女没照管好弟弟。小女委屈地哭了。我心里很难过，应该怪我们没能照顾好他们。美娟不理解我的心情，埋怨我纵容了孩子。我知道那些日子美娟够苦的，一大早得起来做饭，然后到集市上买生花生，回来得赶紧煮熟再挑到街上去卖。晚上要料理家务，给孩子洗澡换洗衣服。我看她瘦了许多，不禁又叫她别去排摊子。她十分生气；“我又不是喜欢这样，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可不这样又怎么办？一斤黑市米四角多钱，你每月的薪金光买三个人的口粮还不够呢？”是呀！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呢？
逢上星期天，我在家里尽量多做些事，支援美娟“做生意”。替她煮花生，再让小女送到街上去。有时小女提不动，我就亲自去送，小儿哭着要跟上，三人只好结伴向大街走去。这时我仿佛觉得人们在用奇异的眼神看着我们，我便不屈地昂起头来，在苦涩中显露高傲，正视这真正的人生。就连小儿也会为这种贫困感到“自豪”。那时他不得不穿着姐姐退下来的旧衣裳，邻居小朋友便笑话他，可他却理直气壮地说：“这件衣服我有，可惜你还没有呢！”他一点不为自己“男扮女装”感到羞愧。这种“自豪”恐怕也只有穷苦人家的孩子才会有。来到街上。美娟正寂寞地蹲在街旁叫卖，看见我们，象是得到极大的鼓舞，我想她心里一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患难中最需要相互支持。大凡每个人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乐园，不要把那些生活穷困，灾难深重的人看得过于悲观，就连在路边行乞的人，也并非没有幸福的时光。美娟告诉我，前几天小儿竟独自一人跑到大街上。当他找到妈妈时，又蹦又跳，嘴里不停地欢呼他的胜利，这是他来到这世界第一次独自走出家门去找妈妈，他能不高兴吗？可我们都吓得要命，多危险呀！小儿毕竟还不满三岁。
星期一我必须回学校上课。美娟照样一大早就出去，照看小儿的任务还是落在小女身上。她总是懂事地点着头，小声“嗯”一声表示同意，可语调嘶哑，眼角边似乎还噙着泪花。有时小儿哭了，我只好等他不注意时悄悄溜出去。而小女却叫起来，声音有点凄厉，尽管她答应过，可看到爸爸离开，妈妈又不在，她能不感到孤单害怕吗？她才刚刚五岁。结果小儿也哭了，此时我怎能忍心走开，只得回来哄骗他们。最后没办法，也只好让他们去哭了。我想只要不出危险不生病，苦是一种锻炼，对孩子的将来有益。我不为此感到悲哀，看到别人的孩子穿着漂亮的衣裳在嬉笑，我一点不羡慕，只有无所忧虑的人才会满足这种幸福。我认为人的一生，不在童年的遭遇，童年是短暂的，孩子也是无所烦恼的，决定的是成年之后，走进社会面前是一条怎样的路。我关心的是孩子们的翅膀长得硬不硬，能不能高飞翱翔，冲破云层去异国他乡观光觅食。倘若只知道在原地打转，再肥胖也只是一只庸鸟。
居民“上山下乡”政策的失败，造成许多“黑”人“黑”户在城里到处游荡。这些人络驿不绝地扣打当年负责“上山下乡”事务的“四向办”大门，愤怒围追县革委会要人，要求返回城里居住。但是那些当官的，办事的，根本不予理会，也许他们也做不了主。拿人民的利益为自己请功有人干，一到谈“回收”，是纠正工作过错，等于打自己的嘴巴，就谁也不愿做了。
有一次我到“四向办”去想反映一下自己的困难情况。一位年轻干部摆出一付官架子，对人不屑一顾。我站在一旁也冷冷地看他怎样对愁眉苦脸的群众高声斥责，无理拒绝。所用措词当然堂皇：“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指示，是消灭三大差别的重要措施，是伟大的战略部署……”对别人可以满口革命，大言不惭。被生活迫得走投无路的居民，只能低声下气苦苦哀求。他们怎么敢说这不是“毛主席的指示”，不是“伟大的战略部署”？他们象一群被人欺侮惯了的乞丐，还在等待恩赐。我觉得自己也是一副狼狈相，在那个年青人眼里同样是“下等人”，对待“下等人”的态度就是傲慢。我知道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这不仅仅是个权欲熏心的小官僚，支撑他的是当时整个的现实。
人们说干部办事看“关系”，看“后台”。为了被“回收”，我也跟着做种种拉“关系”的努力，走访所有亲友熟人，希望找到一个通向“四向办”主任的人，借他的“关系”来解决问题。我还不得不跟“四向办”那些人敷衍着，见面赶快热情打招呼。回应往往是冷淡和轻蔑的。但我并不要他们的热情，我深知自己对他们的招呼全是出于个人目的，而非对他的尊敬。权力在那些人手里，为了被“回收”，不得不这样，即使一百次冷遇，也还要做下去。尽管这显得有点下贱，但绝不是他的高贵，而是我为生存权利奋斗的决心。对方的傲慢淫威只能叫我更瞧不起他，丝毫未使我感到一丝害怕。
生活迫得我要到处奔走，每个星期天，整个假期都在东听西探，希望上级有新的指示，希望出个“清官”来为民伸冤。有时得到一鳞半爪“好消息”，大家奔走相告，彼此欣喜一番。可是随着希望破灭，得来的是更加深沉的忧虑。一些迷信的人又把希望寄托在神明身上，期待有一天会出现奇迹。他们上山求神拜佛，抽签卜卦，恳求上苍解脱苦难的人。连美娟也听信了一些谣传。我虽觉得纯属迷信，有许多可笑的地方，但我不愿予以驳明，宁愿让她信其有，不愿她的精神遭到折磨。生活原本如此，当我的能力无法改变困境，当我感到危险就在眼前，也曾经在心里默默地祷告，祈求上帝的拯救。那是谁也不知道，连美娟也不晓得我在恳求上帝的帮助。许多时候总能平安无事，度过难度。虽然我不祷告也会这样，我还是情愿在精神上愚弄我自己，甚至依赖它忍受着生活中的种种不公。
精神上的充实和自信，我往往看得比物质上的拥有和满足还重要。在那样困苦的年月里，我仍不忘享受一点娱乐。除了经常带孩子去“团部”、“机场”看解放军公映的免费电影，那时影院正在上演一部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据说十分火爆，有个地方公开放映，拥挤的场面导致踩死人。说故事感人至深，主人公悲惨可怜，“整个影院都在哭”。于是我带领全家也去看，这一看几乎花了美娟一天劳动得来的辛苦钱，我还是不心疼。可是电影却让我失望。我不认为值得去为那位姑娘伤心落泪，我自己的境遇就够苦的，从未想到应该痛哭流泪，还去同情别人干什么。也许温饱的人掉几滴眼泪，表明自己有“阶级感情”。我却认为是意志薄弱的表现，真正的无产者不一定要流泪，真正的人生无须那样悲哀。从发展的意义说，不应停留在痛恨过去，而更应该着眼于创造未来。一个人在困境中最需要的还是力量，是精神上的鼓舞，而不是“同情”。
“精神”是支柱，但不能填饱肚子，“物质”才是最实在的东西。1974年除夕，当安逸的人们停止工作，在自家门前杀鸡宰鸭，热气腾腾准备迎接新春的到来。我还在孤独寂寞地迎着北风，为“回收”和“转正”奔走。家里冷冷清清，乡下已经一点食物也不肯供应，城里没有“居民证”，买不到任何食物，一切都凭票证供应。“高价”的食品又买不起。美娟十分过意不去，总不能让孩子去看别人热闹，在大年初一还吃地瓜粥。我不认为过年过节一定要吃一顿好饭，然而不这样就在世俗面前显得不景气。再穷也要在过年时摆一点门面，预示来年有好年景。我想，本来就没有好年头，何必去强装，至于新的一年，当然也希望着，希望只存在于我的努力。
我决计去做一次“为了吃”的努力，找到一位学生家长，他有权批“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