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罪犯未被揭露，还会胆小心虚，一旦败露，反而会疯狂起来，做出本来就害怕的事来。
但是，我又无论如何不能将日记本烧毁，那些是我的命根子，如同我亲生的儿子一样。为了这一事业，我忍受了无数次歧视和侮辱，付出的代价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怎能这样将它毁灭，把十几年的心血和理想一下烧去，还有这半年来的“煎熬”。考虑再三，我决定剔除日记本里含有政治色彩的内容，和文稿中明显带有政治气味的地方，以及富有刺激性的“含沙射影”，或在别人看来可能成为反动的东西，撕下来烧毁。只留下属于个人生活工作记载的文字，一旦被发现，顶多受一场批判。我相信自己是纯洁、诚实。有一点不满也是客观的，根本不属于“反动”。其实骂几声出气的不一定是死心塌地的反党人物，满口颂扬的才是更危险的家伙。可惜没人这样想，那些人头脑发热，只想听好话。
我急忙一边翻阅一边烧毁，把“政治的东西”匆匆挑出来，投进火炉里，不一会满屋里纸灰飞扬，我又赶紧扑杀纸灰，弄得满头大汗，浑身灰烬。最后把剩下的支离破碎的日记本，和残存的文稿重先埋入地下，至此才宽下心来。
回想起来，当年真有点象电影上看到的，地下党员在撤退前销毁文件的镜头。不过，电影往往一闪而过，我可是用了两个半小时的时间，想不到一个“逍遥派”也有如此惊险的场面。至今还有点胆战心惊，也有点后悔，烧去的都是一些精辟的见解，有自己对社会对政治独到的观点和看法。我相信是有一定道理的，如今再也写不出来了。留下的仅仅是一具抽去灵魂的僵尸，毫无生气。
三、他们说我“里通外国”
我的文章里没有男女爱情故事，只有我自己对进步、光明和一切美的东西的追求。它带着痛苦、烦恼、不安同时来到我的生活里。在我身上交织着，使我不能超脱于“史无前例”之外。象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劫去了我所有的爱。
1968年在一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和“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欢呼声中，提出“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的任务。到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又进一步深入和扩大，广大群众如同陷入战争年代的惊恐之中。全国各个城镇乡村、各个角落、街头巷尾都在流传着各种耸人听闻的“特务案”、“叛徒案”，还不时爆出冷门，诸如某某大人物被捕的“特大新闻”，令老实人摇头叹息，惊讶不已。似乎九州大地处处隐藏“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随时将破土而出。有时在不经意中，身边的某个人会一下子成为“特务”或“叛徒”，遭到批斗。有人因此公开提出“怀疑一切”，“不相信任何人”，“你可以怀疑我，我也可以怀疑你”，似乎连鸟儿从空中飞过也值得大家去怀疑。一时间社会上人心惶惶，自危不浅。
我那时因用脑过度，神经衰弱，失眠症还没有痊愈，一天睡不上三、四个小时，白天头疼心悸，全身乏力，对这场运动难免产生一种心理上的畏惧和负担。无端害怕过去与海外通信交换邮票的事，会被当作“通敌罪”予以追查。那时只要跟“外面”稍有联系，事情就复杂了，麻烦也随之而来。我因此对周围人们的一举一动格外留神。只要稍有对我冷淡的态度，一束不信任的眼光，都令我不寒而慄。
六月初在公社搞“清队”时，倒也平安无事。目标都集中在那些“浮在面上”的“反革命分子”，即过去已“挂了号”的。况且我毕竟年轻，没有人想到要从我身上找碴儿。
九月份从公社又全部集中到县城里参加“清队学习班”的学习，对教师们进行封闭式的审查。我们是第二批来的，进“学习班”的当天晚上，就参加前一期“学习班”结束后召开的所谓“宽严大会”。即对“抗拒交代”的“从严”，对“坦白交代”的“从宽”。那天，当场宣布逮捕二人，另有一位中学教师骆某某上台“坦白”，说是因集邮而犯了“里通外国”的罪。我的神经一下紧张到极点，他交代的被称为“特务”的邮友中，有一名我好象跟他通过信，交换过邮票，我还仿佛记得跟这位“坦白的人”也有过邮票交换的往来。他会不会把我牵连进去？顿时我浑身颤抖不已，一颗心狂跳不止。我虽然清楚自己只是集邮，没干坏事，但一种可能被怀疑的恐惧深深扎入我的心房，使自己失去控制，失去理智。以为当场就会被押到台上去示众。那天会上就突然点了两个人的名字，说他们“隐瞒重大政历问题”，在众人的怒喝声中，被勒令上台“亮相”。我吓得差点晕了过去。
回到学习班，我食不甘味，睡不成寐，整夜翻来覆去，胡乱猜测着各种可能性，只听见心在怦怦地狂跳，手脚冷冰冰，全身没有一丝热气。但心里还是清楚这是一种病态，一种由神经衰弱引起的恐惧症，再不排除引起紧张的因素，发展下去可能变为神经分裂症。身体就彻底垮了。为了解脱自己，也为了自己的健康，我决定第二天在小组讨论会上把这件事讲清楚，不是说“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嘛！不外是那么一回事，领导常说“交代了还是好同志”，没什么可怕的。
不料，我在会上一公开。“学习班”的负责人立即重视起来，凑在一起分析道：“这是以攻为守，企图用支节的问题掩盖实质的东西，背后肯定大有文章”，“何海生在刺探我们是否掌握他的材料，没想到露出尾巴。”其实那些人都是“对敌斗争的能手”，阶级斗争的弦时刻绷得紧紧的，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只有“敌人”，根本没有朋友。难怪他们要这样去想。经过一番周密研究，他们决定“乘胜追击，决不放过”。中队长下令将我隔离起来，要我彻底交代。同时派出专案人员外出调查。
当我把这件倒霉的事掷出去以后，心里就轻松了许多，睡眠也安稳了。可头脑清醒，才发觉自己做了一件蠢事，还是一片忠诚换来是非。我心里十分后悔，同时不服，马上给当时的县革委会主任，“清队”总指挥，写了一封抗议信。天真地强调自己是主动交代问题，对党忠诚老实，不该受到如此对待。
信很快转到中队长手里，他大发雷霆，说我破坏了“学习班”的制度，与外界搞“串供”，说我“企图蒙混过关”，宣布对我“五不准”。连我的一位亲戚，原来在“学习班”当炊事员，也受我的牵连被赶出去。我从此行动失去自由，但我没有一丝害怕，心里十分坦然，因为我觉得对党已毫无隐瞒了。
大约过了10天左右，9月23日，“学习班”热闹起来，到处张贴着巨幅标语：“何海生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何海生‘里通外国’罪该万死！”“反革命分子何海生必须老实交代重大政历问题！”等等。我知道，这一天轮到我上台接受“革命群众”的“挽救”。我还是一点不紧张，只是有点好奇，隐隐感到一种痛心。他们如此大动干戈能在我身上得到什么？岂不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而让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溜之大吉吗？凭我所受到的党的教育，和毛主席著作的熏陶，我相信党和组织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一时“灵感”涌现，在“反省”时，我写下了几首充满革命激情，不畏“审查”，忠心不二，热爱党，热爱人民的诗。一个人一旦言论和行动失去自由，唯有思想可以任意发挥。可后来在一次对被审查人员的突击搜查中被发现，竟说我是“心怀不满，书写反动黑诗。”又不公开“黑诗”的内容，让“革命群众”鉴别一下。大概唯有如此说法，才符合那些人想象中推出的逻辑吧！才能激起“革命群众”对“阶级敌人”的痛恨。我因此想到，“革命群众”有时也太可怜，受了蒙骗还不知道，反而产生出错误的判断去冤枉好人。
“批斗”会开始时，两个人拿出一块纸牌，上面书写我的罪衔，姓名，还画一付人们通常用来表示有毒物质的骷髅图。然后狠狠挂在我脖子上，把我押上台。我一露面，下面的口号声就响起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其实对我来说，已是“坦白从严”了。我开始有点慌乱地站着，象一只惊慌失措的兔子，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只听得口号声平息之后，中队长叫大家翻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此时我手里也拿着一本，同时翻开。这是“学习班”里唯一可以看的书，就象上教堂，对于《圣经》，牧师和罪人一样感到神圣。念了几段对敌斗争的语录，中队长点出当天的主题。一个人就声色俱厉地走出来揭发批判：“何海生是个隐藏已久的反革命分子，他里通外国，干尽坏事……”这就不用多写了，那些话可以用在任何一个受批斗的人身上，只要多参加几次这样的会，也就背得出来。对有点经历的人来说，毫不耳生，只是姓名不同罢了，有时张三，有时李四，反正他们都是“坏蛋”，就象戏剧脸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积极分子”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台来批判，有的说到激动处就叫我举手下跪。我不肯照办，于是又一阵口号声的浪潮压过来。有两个冲上台来，动手要将我按倒。我顽强地顶着，两膝不愿下弯。我觉得人民向人民下跪是一种耻辱，对我对大家都不光彩。中队长大概觉得还不到火候，走过来打圆场。一边示意那两人退下，一边说：“何海生，群众是在挽救你，你不要执迷不悟。否则革命群众绝不会放过你。”
“批斗”会以后，他们把我押到一间“反省室”去继续思考问题和写交代材料。“反省室”里已有三个“阶级敌人”，我是第四个。大家平时都相识，或通过“学习班”在“批斗”会上认识。那时彼此不能说话，每人面对一堵墙站着“思考问题”，想写“交代”可以坐下来，需要写很多的还可以优待到另一间有桌椅的房间去，外面有看管人员守着。
他们三个比我“资格老”，进“反省室”已两个星期，都是从公社“学习班”直接“转学”来的。一位秃顶老头，听说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肃反”时能坦白交代，且有立功表现，又没有民愤，当年定为“一般政历问题，不予追究”。“文革”初“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阵子被揪出来“游街”过。“清队”一开始又最早被光顾。这次中队长公开说要翻“肃反”的案，认为当年对他的定性太轻，还说发现他解放后参与特务活动，是“双料反革命”，“九类”加“九类”属于“十八类”的“大人物”。这老头表面服服贴贴，平时扫地洗厕所，表现蛮积极。“批斗”会上也老老实实，叫他“举手”便“举手”，叫他“下跪”便“下跪”，但“问题”压根没有交代。
第二位是“特务分子”，还是个“中队长”，被审查前是一间小学的校长，中共预备党员。他的材料是农村大队送来的，据说是“同案犯”的揭发交代。他神情忧郁，整天愁眉苦脸。那时不知真象如何。只见他不停在写“材料”。十几年后我遇见他，才知道原来当时审查他参加的那个组织后来“平反”了，变为“革命组织”。他也就由“特务”而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如今已是一位离休干部，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再一位是一间小学的教导，“文革”初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过，这一次是“敌嫌”问题。他曾经在学校中对同事讲过：解放初他舅父做生日，那天他去赴宴，同桌十二人，除了他，其余的后来查出都是“兴泉水陆纵队”的特务。他显然在夸耀自己的超然。“清队”一来，他的自白成了可疑的线索，大家对他的问号打了一大堆，不肯相信他是那天桌上唯一的“良民”。又据“同案犯”交代，那次请客实质是一次“反革命聚会”，这下可是东海之水也洗不清了。可是他死不承认，整天面对墙壁拼命地抽烟，交代材料一张也没有写。
以上仅是一间“反省室”里的情况，比这更复杂稀奇的有的是。整个公社一百五十二位教师，竟揪出三十二位“阶级敌人”，占百分二十强。中队长沾沾自喜称这是个“巨大的成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大概是发现“阶级敌人”越多，他的功劳就越大。就象捕得鱼越多，渔民越高兴一样。为了创造“优异成绩”，他不惜抓住一点可疑的，就硬将一个人往敌人方向推，而且一定要证明他是个坏蛋才肯罢休。在他眼里，一个简单的问题，被复杂化了，诚实被说成是伪装、是狡猾。凡是跟敌人有过往来的就更值得怀疑。他实在是把敌人看得过于强大，而对自己竭力宣传的政策又缺乏信心，缺乏对毛泽东思想是可以教育人的自信。这种人当时却被誉为“警惕性高”，“阶级斗争观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