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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校长召集教师开会，大谈学校乒乓球队在公社比赛中获得优胜的事。他为此高呼：“我们就是要培养这种能为集体争光的学生，没有集体荣誉感，书读得再好也没用。”所谓“为集体争光”，说白了是为校长一人争气，好让他在全公社校长中高出一等。教师们并不感到这个荣誉有自己的一份。其实对上面讨好效力，顶多得到提拔重用；而对手下的人关怀照顾，却可以得到尊敬和拥护。一旦需要，有人会替你出生入死，还可能荫及你的子孙后代。
校长又谈到这学期要评选优秀班级。名义上是为了互相促进，实际上是借评选，评定班主任工作的好坏。教师们不得不在工作中处处照顾这种名誉角逐，搞些表面形式的东西，而不愿去做从长远考虑的工作，不是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而是跟着评比转，做荣誉的奴隶。评比对一个懒散的人可能有促进作用，对一个责任心强的教师却成为不必要的负担。我不赞成这样的评选，照样发表自己的意见，要求多开展有益学生身心健康的活动，比如组织学生到外地参观访问，开展体育竞赛，举办文娱晚会等等，让学生过一种生动活泼的学习生活。校长仍坚持他的做法，其他教师默不作声，我的发言又成一次空炮，如果继续顶撞下去还会被看成是故意要和领导对抗。
最后公布这学期教师任课情况，照例又是一番争吵。过去我有过一次，同事们为了表示“公正”，都站在领导一边，非议我的不是。我为此得出教训：这种争吵有损无益，更何况给了同事一个巴结领导的机会。那天又发生两起争端，但不在我这边，在那些非议过我的人身上，我就很感到有点幸灾乐祸。
我虽然喜欢与人争论或争斗，总是对事而言，从来不针对人身。只要我发现有值得争论的，不管牵涉到什么人，都要争个是非曲直。我会动用所有的“武器”，说理论证，讽刺挖苦，常常不留情面。但是过后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怨恨，自己总结一下得失，又去注意和找寻另一个值得争论的目标。我不知道因此和一些人结下仇恨。他们却不肯就此罢休，往往在背后算计，等待机会对我报复。这使我感到非常悲哀。一些人也认为我到处树敌，十分孤立，打心眼里瞧不起我。我很懊丧，感到这种性格是不适于生存的。
这次我很佩服他们争吵了一阵之后，便停在那里做进攻和防御的准备，同时向外收购同情和支持。几个人纠集在宿舍里议论别人的短处，将自己说得十分有理，把对方讲得一无是处。这一切又都在背地里进行，当着脸谁也不吭声。我的宿舍相对冷清得多，很少有人过来问津，更不用说是来交心问底。
我有时也觉得自己是不受欢迎的，有点被人遗弃了。我不善于吸引人，又是一个孤僻的人，一个不会同情和附和别人的人。事实上偶而有同事步入我的宿舍，我会六神无主，找不出好话儿来跟他谈，往往是请坐之后便相对静默，或是他向我诉苦一阵，我仍无反映，于是他就站起来告辞了，这时我心里也不痛快。而那些冷漠得象具僵尸一般的人，对我也是一种压迫，相比之下，我的心就要急躁起来，我外溢的热情完全被他身上透出的一股冷气给冻结了。还是没有人来打搅更好。大概我的兴趣和事业不在于有许多人。在孤独和忧郁中我的思想才有生命，愉快热闹的场面都可能将我的理想冲淡。胡适先生说：“老虎总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才需成群结队。”是很有道理的。
在学校里，跟校长和教师们的关系，我可能处理得不太好，但是对待工作，对待学生，我是一丝不苟，尽力要教好书管理好所担任的班级。然而此时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使自己一败涂地。
一天下午，班上一位学生郭祖生向我请假，说他母亲病了，要提早回家煎药。我当然同意了。放学后，几位学生跑来报告说，郭祖生欺骗老师，他到校外去赌钱，还对他们说，“做人要学狡猾一点！”虽然只要善于裁剪，歪斜的图案，仍可以成为端正的图片。但我平生最恨不老实，也不许学生赌钱和“狡猾”。加上那些天正有一肚子气，听到这种“报告”，一时火冒三丈。跟着学生冲到校外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郭祖生叫到办公室来。受骗后的疯狂竟不考虑后果，边责问边将他猛力一推，把他撞到墙上，郭祖生的嘴唇被牙齿砸破，顿时口腔出血，他乘机大哭大闹，血流不止。我一看慌了，不知所以。教师们闻声赶来，有的帮他擦血，有的挡住看热闹的学生。一会儿他母亲骂到学校来了。我狼狈不堪，此时郭祖生竟有点昏迷的样子，一些人又赶快去叫医生。学校里乱轰轰的，我急得团团转，心里懊悔莫及。自己怎么蠢到干出这等事来，跟我的人格意愿多么不相称。我平生第一次做出伤害别人的事，他又是我应该循循善诱去教导的学生。我的痛苦无以言表。面对学生的哭闹，他母亲的伤心，同事的责备，学生围观的难堪，我感到无地自容。郭祖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是非自杀不可的。
后来，郭祖生总算平安无事。我也登门道歉。家长通情达理，一再骂自己的儿子不学好，老师教育得对，当然也心疼自己的孩子流了那么多的血。为了惩罚自己，我把头发理光了，让自己记住这是一次永远的耻辱。
那天校长正好不在学校，回来后得知情况，他好象觉得这下有工作可干，特地去家访，却不是帮忙做善后工作，而是找来班上其他学生个别谈话，要进一步搜集我的材料。我很坦然，错误明摆着，别人安慰也罢，辱骂也罢，都不能减轻我内心的自责。我不想作太多的解释，过错是一定要纠正，教训也一定要吸收。
这事发生后的第七天，校长找我谈话，先说了一通体罚学生的严重性，又说家长准备告到县里去，问我打算怎么办？我承认自己有过错，也开诚布恭地指出，校长不该在背后对教师搞小动作，这不是在帮助人，而是乘机落井下石。校长看不到我象个“罪犯”的样子，故意曲解我的意思，说我态度恶劣，不承认错误，还反咬一口。我知道谈不下去，以校长对人的逻辑，他不会理解我所讲的句句是真话。他到中心学区去汇报，回来神气十足地宣布：“公社党支书指示，责成何海生公开检查。”大概我这辈子注定要不时作“检查”。
4月20日晚上召开教师生活会，让我作公开检查。我毫不掩饰地谈出自己的过错。因为坦露错误，说明有改正的决心；如果隐瞒过失，将会受到时间的惩罚。但大家照例要提意见“帮助”。他们都认为应该给犯错误的人以痛感，而后他才会改正。仿佛一旦陷入泥宁，唯有岸上的人能帮助他。于是每人发表一通激烈的言辞，有的上纲上线。郭祖生是贫下中农子女，文章自然好做了，什么“法西斯行为”，“摧残贫下中农子女”，差一步又是“阶级报复”了。我是个有“棱角”的人，平日少不了会划伤周围的同事，因此得怨甚多。一两位跟我感情不和的，乘此机会把一些鸡毛蒜皮与过错毫不相干的事也一古脑儿搬出来，随意发挥，扣帽子。反正人人的权利比我大，分辨和解释是无用的。一些人正苦于没有话题可发挥。我要是说出真话，他们立即会说我不够虚心；我如果一言不发，又会说我对批评有抵触。唯有我说出假话，大家才会满意。
我很感慨，人们并不伟大，至少我周围的人很少有人理解我的心。因为我粗暴，不懂得忍耐和妥协，我便成了一些人十分称心的陪衬。那些无爱于人类而又十足自私的人受到称赞，因为他们懂得温良谦恭让。人们喜欢他们的好面孔，愿意听他们的花言巧语。唯独我不是这样，这不懂世故的黄毛还没有在我身上退尽，我始终不肯昧着良心说瞎话。我知道自己有缺点，也有优点。别人的看法无论是好是坏；都要中肯才能叫我信服。过高的赞誉，我会认为他要利用我；过低的贬价，我会感到受委屈。说我不好，我一点不苦恼，对自己我比谁都清楚。恶意的诽谤反而令我冷静下来，感到没有计较的必要。我被人误解得太多，损失也无可量计，一两句废话算得了什么。事实本身才是最长命的东西，我的智慧不会因此减弱分毫。我所怕的仍是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时他们即使不说，我也会羞愧难当，感到无颜立于天地。
这次过错使我的头脑清醒了许多，觉得任何时候都要忍耐。贝多芬说过：“忍耐，这是多么痛苦的逃避方法，然而对于我却是唯一的办法。”我想，不要总是喜欢光明，忍受一下黑暗吧！它也许正是医治我的一帖良药。我唯一痛心的是由于这次过错，许多事情被颠倒了，我跟校长在“教改”上的争论以我失败告终，我的威信扫地，历来发表的意见成为无稽之谈，校长成为正确的化身。生活就是如此产生不公平的待遇。本质的好的东西被忽略了，只看到表面的枝节的过错，还要据此大造舆论来坑害人。按理说，我的校长应对我的过错负有一定责任，因为一位不好的领导往往使下级心情抑郁，脾气暴躁，导至做出不合情理的事来。可是我的校长不但安然无恙，还从我的过错中捞到好处。
接连几天我闷闷不乐，极度忧郁，甚至害怕忽而欢乐起来，忘了受过的教训。同事们在说笑亲热，我会感到受嘲弄和歧视。也许我的力气早在对理想的追逐中耗尽了，只有整天的不言语，极力表现一种学者的昏庸，以示全部精力都花在书本上，无心再去理会生活中的琐事。
我有时也报以微笑，算是说明我还有知觉。不过也真是这样，当我感到孤独和寂寞时，一点也不害怕，满桌的书籍是我的朋友。此时我正热心阅读古散文，想从那里找出几条人生的告诫，生活的格言。我觉得古人立身处世的道理，清静无为的想法，对治疗我的急性病将有一定的效力。我学会一点“中庸”，一点“世故”，在对付别人的挑衅和刺激中，会起到镇静的作用。当然我没有也不会完全地中庸化，、伪君子化，至少我还不够格。但是读着古人的著作，我又往往变得孤芳自赏，十分清高，对旁人视若无睹，似乎得天独厚，唯我至尊。而一接触到生人，一交谈，说了一句多余的话，又即刻象泄了气的皮球，感到懊丧空虚。我的读书总是重在感情，进得去却出不来，防碍了我与人交往。
因为过错，我竟成了一个“落伍”的人。一天晚上，教师们都到中心小学参加“积极分子交流会”。唯独没有让我去，要是以前我会因为没有自己的份儿，感到浑身发烧。那个儿我悠然自得。暗中还庆幸这番“美意”，我又有时间看书了。我不怕因此成为“落后分子”，得到这个称号也无所谓。问题不在眼前，谁也不是历史的法官。一想到将来，我就充满信心。我深信自己做得对，因为感觉得早，难免要受到奚落。也许，总是争先的人，响往着未来；喜欢落后的，沉醉于过去；唯“中游”者最幸运，他们在咀嚼现在。而我是以心中的傲慢来抵御外来的伤害，却使眼前的利益受到损失，我安于这种现状，因为唯有如此，我才能专注于我的努力。
别人也许会说我清高，那些不理睬我的人，我也不理睬他。我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使人人都喜欢的人？尽管教训使我领悟到这样将失去许多利益。我认为自己最大的利益并没有失去，我仍然朝着自己的理想在前进，这在当时谁也不知道，谁也猜不着。我只是不愿同别人有太多的接触，喜欢孤独。生活在自造的孤独之中，是我所情愿的，并非别人把我孤立了。就是孤立了也不怎么可怕，不跟大家在一起喜笑，倒更有生路。我本来有点懒散，不这样激励，可能会在安乐中死去。喜笑虽好过日子，可以让人看出于世无求，对政治和旁人不存敌意。可是在言行中，自身失错的机会增多，喜笑之余因感到碌碌无为，内心会变得更加空虚。而沉默人们会发现你更多的语言，何必去夸夸其谈。我相信只要我愿意，我仍有能力摆脱这种孤独的局面。
在忍受孤独的同时，我感到应该去做一件事。奥斯特洛夫斯基全身瘫痪，双目失明，还拿起笔杆子。我也应该挣扎起来和思想上的瘫痪作斗争，把世上的丑恶和伪善撕裂，把人们身上的恶习揭露得体无完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