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听来的有关大海的传说。他们也许认为告诉我这些是一种义务，也是表现自己的机会。到了海边，学生就像一群鱼儿回到水里，欢快地向前奔去，互相追逐着。我却感到一大片海滩，怎么也走不到尽头，一不小心踩上烂泥滩，踉踉跄跄走一小段费去好大的劲。学生已在潮水退落的地方挖捡鸭嘴蛤，我才最后一个走到，在他们指点下，学着挖了几下，不久就感到腰酸腿硬，只好借照看学生的安全站起来活动活动。看他们一个个干得挺起劲，一点不觉得累，自己感到不好意思，蹲下去又挖一会儿，还是没有能耐。学生见我不惯干这种活儿，劝我去休息。我想带他们早一点回去。他们都说，平常同家里的人来，时间要长得多。我心里暗暗佩服，一种务必教好他们的责任感油然而生。
在乡下工作生活了一段时间，我逐渐习惯周围的环境。闲暇时我常常喜欢到海边看浪潮，这是在城里享受不到的。一个人站在岸涯下独自向大海张望，无数浪花此起彼伏，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象无数条银蛇同时在海面上爬行。风大一点，雪白的浪花前呼后涌，又象一群飞鱼在海上跳跃。而远处浪头扑打在岸石上，四溅的水花跟节日晚上的烟火一般。我常常看得陶醉，心里的烦恼和愤恨也一块被冰冷的海水冲走了，不再去埋怨这次调动了。
这里的村民对老师都很尊敬，学校几乎是村里所有中青人的母校。他们对学校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经常要谈起过去一些老师的情况，回忆几次有趣的活动。学校又往往是开群众会的场所。许多人，包括大队干部都喜欢到学校来聊天。群众对学校的老师十分熟悉，一些教师成了不少人的好朋友。村里发生什么事，很快就能传到学校来。
乡下的生活比较单调，偶而才放一次电影，遇到重大节日会有剧团来演出。有一次是省高甲剧团来村里演出革命现代戏。农民可以在自己家乡看到省里的剧团演出，是少有的。一大早人们就把广场的位置占满了，摆上自家的板凳，或搬块石头号上。那天是表演几个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小节目。演员的衣著化妆接近农民的打扮，具有强烈的农村气息，缩短了与现实的距离，塑造的典型也是生活中可以找到的。人们不再感到空虚或产生不切实际的想象，观众的注意力不再停留在评论演员的相貌服饰，而是被他们表演出来的高尚情躁，深深感动了。但高甲剧团演古装戏恐怕更自然，观众可以认定古人是那样说话，唱曲，连走路姿势也可能是那样。一到演现代戏，不得了，一看就知道是在“装腔作势”。
此外村里有一支业余宣传队，非常活跃，经常排练节目在村里表演，有时也应邀到外村去演出。学校里的教师几乎都是里面的成员，我也毫不例外地参加进去，上台表演过几次。我喜欢唱歌，在乡下，几乎每天傍晚都要唱一阵。我知道，别的不讨人喜欢，唯独唱歌有不少人当面赞扬过我，说我象“留声机”、“收音机”。一些人把我看成是歌唱“权威”，会拿一些音乐问题请教我，听取我的见解。我本可以利用这种幼稚和迷信，进一步抬高自己的声望，攫取他们更热烈的崇拜。但我无意将自己的歌声变为稀罕的货物，为猎取别人的敬重神秘起来，昂贵起来，把自己的快乐和满足设计在别人的热情追求中。我随时献出歌声，从没有考虑这将降低我的身价，使歌声成为廉价的货物。我相信自己没有把唱歌当作唯一的专长，也没有作为自己的事业，更不是理想的所在。但是上台去唱，效果往往差了许多。我仍缺乏成熟和稳重，每当舞台上的灯光对着自己，就感到象是处在法海大师高悬的衣钵里，动弹不得。观众的眼脸虽看得不太清楚，还是觉得有千百只眼睛同时盯在自己身上，于是手脚发颤，声音嘶哑，提不起调门来引亢高歌，发不出来自内心的声响，我的歌声便失去特有的热情和饱满。
回想起来，一个青年人不应该拒绝到困难的地方去，当年我做对了。要想使自己的生活多一点色彩，就包含有美好的，也有困苦的，有舒适欢乐的，也有艰难痛苦的。但不论在哪种环境，一样能发现生活中有益的教诲。我在乡下教书所经历和体会到的，远比城里要丰富得多，有趣得多。发配“边疆”不见得是件坏事吧！
十、在“社教”中受“教育”
1963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到1964年9月发布《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之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便在全国各地逐渐展开。螺城县则到1965年春才在沿海七个公社首先开展“社教”。作为运动的组成部分，同年暑假全县中小学教师被集中到县城参加为期十五天的政治学习。
对这场运动，当年不少教师心有疑惧。1957年“反右”斗争的阴影还没有消除，以为要再来一次思想上的“大扫荡”。组织者大概估计到大家忐忑不安的心理。会上反复强调“不整人，不搞人人过关”，交代讨论不许记录。明确表示是根据“二十三条”的精神和“四清”的要求，对干部进行一次阶级教育。同时帮助各级党组织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规定工作队队员要与群众“四共同”，不得凌驾于群众之上。说明这是一场和风细雨的群众自我教育运动。
从县里学习回来后，刘同志作为涯崎大队“社教”工作队的代表进驻学校。我却因此受到一次有趣的“教育”。
刘同志待人和气热情，跟大家都谈得来。他刚来时对我好象特别看重，曾个别向我了解学校的一些情况，鼓励我靠拢党组织，积极争取进步。我有点受宠若惊，以为工作队知道我教学一向认真，责任心强，是个好同志。
不久，按照运动的要求和安排，刘同志主持召开一次“放包袱”的小组会。所谓“放包袱”跟以前的“交心”有些类似，都是要大家向组织坦出心里的“秘密”。会上校长首先发了言。他对个人谈些鸡毛蒜皮的事，却尽在讲学校中存在的问题，虽然他声称责任在自己，实际是对教师作不指名的批评，让大家感到不该给校长带来麻烦。教师们也一个个轮流“放包袱”。大家谈得最多的却是炫耀自己的成绩和优点，再用一个“但是”，提出一个达不到的高度，来表示自己的不足，或抛出几点无关紧要的过错作为“检讨”。我觉得他们的发言与“放包袱”显然是“文不对题”。也许是我对上级的意图悟性太高，也许是忠诚的本性难移。我坦率地讲出工作中的不少缺点错误，思想上的疑虑担忧，可以说毫不保留，全无掩饰。我认为有一点成绩是应该的，可以不谈。过错却是不可原谅。也许在别人看来，这样做是十足的傻瓜。我却认为是对工作，对自己充满信心和希望的举动。可是在我暴露自己的同时，又无意地击伤了别人。因为有些缺点是“共有”的，不光我这样，别人也如此。他们便认为我在“含沙射影”，心里翻腾不已。这是我没想到的，其实疥疮不揭是永远也治不好。我关心的不是一个人的过去，也不是现在，而是将来。我认为一个总是不满自己的人，一定在努力地往身上添一点新的血液。已经十分满足的人，就不想再做点什么，所以“不满”中更含有生命。不知道刘同志是怎样看待的。
接着刘同志示意大家可以对学校工作提出个人意见。我理解刘同志的意思，犹豫了好久，凭自己的观察，觉得校长并不喜欢别人提他的意见。但是我又过份迷信运动是可以教育人的，通过县里的学习，校长该不会象以前那样。出于一种责任感，出于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我按耐不住又来一次“鸣放”：指出这里的学生要到中心小学读高小，路上必须经过一条海堤，家长很不放心，一再请求学校就地办高小，方便他们的子女上学，大队干部也支持，答应帮助解决学生课桌椅不足的问题。可是校长思想有顾虑，不够主动，问题拖而不决。希望校长能勇敢地承担起责任，把这件事办好。同时我还谈到学校中一些重形式不求实效的问题。
想不到校长脸上会青一阵白一阵地难受。我一讲完他就粗着脖子争辩起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措词十分生硬，说他不想当校长，愿意把这个位置让给别人，还说是因为他平时没有满足个别教师的要求，有人就乘机报复。看他如此可笑，我惊呆了，一句话也说不出。他自身的表演够可以的，再跟他绞在一块，会显得我是用心不正。我唯一后悔，还是不该如此幼稚和轻信，不该抱有幻想和希望。刘同志赶紧表志，肯定我的出发点是好的。我却疑心他是否在利用我，五八年的教训难道还没有吃够吗？为什么总是相信一些人的话？但是我更为校长对我的误解感到痛心，为何我这个人总是好心得不到好报？
“放包袱”以后，校长一连几天绷着脸不跟我讲话，而是一会儿找这个谈谈，一会儿又对那个唠叨。我知道他心里揣着一窝蜂，感到不好受。我十分烦恼，脑子里不时闪现校长粗脖子的影子，我火热的心被浇上一盆冷水。教师们还告诉我，校长到刘同志那里告我的不是。我不以为然，自认为提意见纯粹从工作上考虑，并非出于个人恩怨。我也不想去解释，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无聊的纠缠中。只要事情一过去，我就不愿再提它。
但是有一天，刘同志找我个别交谈，先是对我讲了一通“政治统帅业务”的重要性，说这是地委的指示。我很奇怪，从来都说存在问题是“重业务轻政治”，是“只专不红”，还没有听到是在指责“重政治轻业务”，“只红不专”的现象呢！如果确实存在那样的问题，为何一再批评而不能改变。不能收到效果的说教还有什么意义？我想根本原因还在于不相信群众，喜欢极“左”的倾向，希望看到不断的“重政治”的形式，却又对自己的措施缺乏信心，担心别人不肯做，不时要来嚷一阵。即使所谓“重政治”，也全看领导的意思，他对你满意，你就是“突出政治”。否则他不放心，就找你的麻烦。其实各人的兴趣和专长不一，有的在政治上有进取，有的在业务上有成就，怎就说前者是“红”，后者是“只专不红”？强求后者在政治上作出努力跟强求前者在业务上作出贡献，一样是不容易的，很难说谁进步，谁落后。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应该承认这种差别，允许他们“共存”。不该强调人人都去钻研政治，难道我们的国家将来只需要一批政治家？难道科技事业也靠政治来搞？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不怕知识分子思想背叛，社会主义国家要如此担心？记得化学老师曾讲过，二战即将结束时，美国曾大肆抢夺德国科学家，他们就不怕那些人曾经是法西斯的“帮凶”，他们要的是那些人的智慧，而不是“政治”。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
刘同志显然把我看成是一个走“白专”道路的人，他并且了解到我曾经屡次想考大学，就肯定地说：“有的人总不安心工作，一心想考大学成名成家，这是资产阶级名誉地位在作怪……”我想有些人喜欢以己度人，有时他评判别人的话，放在自己身上，往往再合适不过。我眉头一皱，想不到貌似庞然大物的工作队，也是这种论调。当时我仅在心里强烈地反驳：“难道一个人不能有更高的理想？不能努力使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大一点？难道只有下决心当农民才是进步的表现？”刘同志最后说：“大家反映你骄傲自大，目无领导，你要检查一下自己的生活作风和思想根源。”
我心里一惊，难道刘同志不调查个明白就深信不疑。如此偏听偏信，叫我从何说起，即使说了也改变不掉他已形成的概念。我向来不懂得为自己说情辩解，不懂得防范他人。我一如既往，只知道从工作出发，从集体的利益出发，去想，去说，去做。我以为工作队自会洞察一切，分辨是非，我把他们看得过于理想化了。我又不愿到处去对人埋怨数苦，这是奴隶的声音，一旦得不到同情和支持，懊丧就更深，甚至把不满的情绪泄向听你数苦的人。
我提醒刘同志，校长对我那天提他的意见是很反感的。但是他不肯承认是因为校长的缘故，说是每个人都要过好“社教”这一关，要在“社教”中接受“教育”。大概一个善于讨好的人，会被当作有教养的绅士；一个坦诚相告的人，往往成了鲁莽的汉子。其实坦言如雷鸣闪电，过后晴朗；沉默才如乌云浓雾，令人恐惧。我对刘同志感到不解。好吧！检查就检查，能帮助我更坚强起来，改掉劣习，倒是欢迎的。我答应了。
那天晚上由我作“检查”。校长摆出一付“公正”的样子来“帮助”我认识错误，说我如此下去，将滑到修正主义的泥坑云云。他替我打算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