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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十点多钟，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放下行李，呼出长长的一口气，一个个坐下去就不想再站起来。我连脚也不洗一洗就躺倒在工房里，衣服也来不及脱下就枕着棉被包袱睡着了。直到后半夜被一股寒气冻醒过来，才胡乱解开棉被，捉住一角盖在肚脐上，又迷迷糊糊睡过去。
第二天被一个声音吵醒，一看，工房里斑斑驳驳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那是从门洞和墙上的稻草缝隙漏进来的几缕破碎的阳光。顿时一切东西在眼里都清晰起来。工房是用竹架和稻草铺盖成的，里面分左右两排，每排有上下两层，中间一条通道，整个象是一艘漂浮在大洋中的轮船，大家就睡在底舱的统铺上。每个工房可住七、八十人，新铺的稻草松软而杂沓，散发出一股农田的气息。同样的工房相近有三座，旁边另有一座小厨房，吃饭就蹲在厨房前的空地上。最难忍的是大小便的地方，只在地上挖了一排坑，周围遮得也不周全。我感到十分不便，一切都得自己动手，平时在家里不显眼的东西，此刻都成为十分必需的。
早饭后，我同欠木到附近的山头蹓跶了一下，感到野外的空气格外清新，四周静寂而荒凉，显得有点神秘，我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开始小心翼翼等待即将来临的生活。
第三天开始下工地劳动，起初工作量不大，做些填大坝前的准备工作，比如清除山坡上的杂草，以备将来开采红土，还有修筑道路，清理坝基等等杂活。民工仍在不断地进场，又有两个相识的也来到工地。同是读过几年书，“臭气相投”，四个人便经常在一块，无论出工收工都说说笑笑，日子过得也挺舒心，不知不觉竟度过了半个月时光。
11月8日工地召开大型“誓师会”，提出“奋战七十天完成大坝填方任务”的口号。我当时信以为真，以后不时在计算过去的天数，一心一意盼望完工的那一天，可以凯旋归来。其他民工根本不信这一套，不时把口号当成笑料来讽刺，后来事实证明，过了两个“七十天”，还没有完成任务的一半。
填方开始，我被分配去推独轮车。这工作以前从没有干过，最初只能推一两担土，还常常半路翻车。但是我学习的劲头很足，不久就掌握了要领，载土的担数逐日增加，最多一次能运上千斤红土。不光独轮车、胶轮车、板车、牛头车我都能拉。技能日见熟练。那些日子手掌疼得厉害，手臂抬不起来，吃饭时，连筷子都拿不稳。可我坚持着，只感到劳动的快活，精神上是无忧无虑的，甚至连家里的人也给忘了。
后来有一天，食堂事务长派我们四个“读书人”出公差，去一个山区小镇上运米。一早我们就出发，四辆独轮车咕噜咕噜地沿着山路奔跑，两边翠竹绿柏婀娜相送，还有晨风岚气随伴，不免心旷神怡，十几里路一会儿就赶到。大家到镇上转悠了一圈，就买好米装上车开始回程。可是两袋共四百斤的大米压在独轮车上，就是平地也得费点神，何况在崎岖的山路，路面上到处龇牙露齿地裸露着破土而出的石块，独轮车象一只在大浪中跳跃的小艇，两只手臂震得发麻，连身子也跟着颤动起来。此时才知道这是个苦差事，只有我们四个黄毛孩子才不知好歹领了。遇到爬坡，大家不得不停下来互帮，就这样推推停停，回到住地已是狼狈不堪，累如喘牛。看看早已过了下午出工时间，就是到了工地，恐怕也没有力气干活，大家便约定留在工房里休息。
不料傍晚中队长收工回来，一见到我们就训斥起来：“你们四个好舒服呀！上午运一趟米，下午就得休息。这里是工地，不是疗养所。告诉你们，下次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这是不祥的预兆，果然风暴随之就来。恰巧第二天晚饭后，我们四个到供销站买东西，回来晚了，正值中队长召集民工开会。看见我们立即大发雷霆，当着全体民工硬说我们“一贯自由散慢”、“目无领导”，威胁要在大会上“斗争”我们。
我心里难过极了，本是自愿来到工地，想好好表现一番，得到好评才回去。想不到弄成这种局面。在中队长看来，知识分子被送到工地来的一定不是好东西。虽然书上和报上不会这样讲。但现实的确如此，中队里就有两位“右”派分子是被街政府遣送来的。也许中队长早就对我们存有成见，这种成见一旦爆发，就变为公开的对抗。听说在中队长的本子上就记着我的名字。从此我的生活再也不愉快，担着一份心，不敢有丝毫怠慢。想到“鸣放”，想到“开除”，更是畏惧万分，仿佛自己真是一名“劳改犯”。而且事情也果真有点象，有时只要我在劳动中稍事停一下，中队长看见了，便会跑过来责问，让人尴尬为难。有时车轮坏了，我拉到修车场，想亲自维修，多学点技能。中队长却说我是有意怠工。
12月3日妈妈同欠木的母亲一块到工地来看望我们。我做梦也想不到妈妈会来。见面时她不停地擦眼泪，两只眼睛早已红肿。她说一个月没有收到我的音信，放心不下，不知道我在这里是好是歹。我不愿妈妈看到我那时的情景，极力表现得快活，我只能说这里一切都好。第二天妈妈替我洗了几件衣服，补好一条裤子，才默默地回去。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妈妈一离开，我就在背地里放声大哭。
妈妈走后，一连几天我还在想念。就向中队长请假要求回家看看。他不答应，说我母亲刚来过，有什么好看的。我思乡的情绪越发强烈，晚上睡不着，饭也吃不下。想到爸爸妈妈，想到弟弟妹妹，想到同学朋友，我感到再不顺从我的心愿，就要病倒在这里。后来好容易等到中队长自己也回家去了，我才从指导员那里获得批准。
回家那天，我天没亮就动身，一路上几乎是小跑着回来，激动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进到城里，虽然才离开一个多月，好象许多东西变了样，一时认不出来了。家里人说我晒黑了，长结实了。我不想多谈工地上的事，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就急忙跑去找朋友。
朋友们都说我是大傻瓜，不该自讨苦吃跑到工地去。他们正在街政府响应“全民炼钢”号召，建筑小炼铁炉、办沼气厂，论政治表现比我显眼多了。而我在工地的情况，街政府根本不关心，我象在盲目敬神，没有一级领导注意到我这一举动。要是万一我犯了错，他们倒是会立即“关心”起来。我有点后悔，不想再上工地。我不怕劳动，也不怕苦，但带有强制性的干活，我受不了。此外生活上的枯燥，没有电影、没有书、没有朋友，对我来说日子也是难熬的。但是我清楚地知道，不去是不行的，以后人家会说我是经不起考验逃回来的。去容易，来可不容易，工地随时在追讨超假的民工。我不得不走，已经超假三天，多亏朋友替我打了一张病假证明，我才能回去。
回到工地的当天晚上，中队长果然怒气冲冲地到工房来训斥我：“何海生，你为何超假，我要让大家‘辩论辩论’。”所谓“辩论”，在当时就是批判斗争。我拿出医院的证明，他一时语塞，好久才嘣出一句：“下次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直到走出工房又想起什么，自言自语道：“这些知识分子就会搞花招。”工房里的民工会心地对我笑了，可我一点不觉得开心。
1959年元旦，公社派慰问团到水库工地慰问民工。我们的街长也来到水库工地，她看到我，特地过来向我问好，表扬我是自己报名来的。大概此时中队长才“发现”我不是坏蛋。以后态度骤然改变，还叫我到中队部抄写报表，出墙报等等，我这才真正成为一位受到权力尊重的民工。
据说中队长是一位复员军人，喜欢讲“一切行动听指挥”，他把自己的发号施令当成至高无上的法律，谁不听从就要受到“无产阶级专政”。每次出工如有拖拉，便是一顿臭骂；干活不认真，劈头就是训斥。凭着一股劲，他可以为所欲为，不顾客观规律，常自恃为：“我为革命，为工程，不怕大家意见。”中队里已有不少民工受不了威胁恫吓，加上思家心切，半夜逃跑了。那些个人历史有“污点”或社会关系有“问题”的人，一旦被追回，就遭到捆绑，揪到台上批斗。可是逃走的人数仍在增加。终于工地指挥部也觉得不妙，只好把他调走。临走前他在民工面前作“告别演说”，称这个中队的民工个个可爱，他舍不得离开，甚至挤出几滴眼泪。这着实让人为难，是原谅他所谓出发点是好的，是为集体着想，无条件服从他的无理要求，做他盛怒下的牺牲品，还是坚决反对，抵制他那种近于法西斯的行为？如果说他对民工有关心爱护的一面，那就是该休息就一律得停下来，强迫你休息。工地偶而放一次电影，一律得去看，不喜欢也不行。当然，除掉“一切服从我”，“听从我的”，他做事不带个人目的，炊事员有心多分给他一点菜反遭到他的批评。劳动中他经常走在前头。所以他走后，有时遇到工程不顺利的时候，大家还是想念起他来。
工地上最繁忙的时候，民工达三万多人。整个工地人山人海，口号声此起彼伏。领头问：“大家饿不饿？”众人就齐声答：“不饿。”“手疼不疼？”“不疼！”精神上的激励往往让人忘掉了疲劳。有节奏的“哼噢嗨哟”打夯声一阵高过一阵，令人精神昂扬激奋。遇到“高产日”就更加热闹，整个工地简直沸腾起来。天不亮就出工，直干到夜半收工，整整二十个小时，中间除了吃饭，没有休息的时候。挖土的人员只见空畚箕一个接一个出现在锄头下，累弯了腰也容不得停下来喘口气。推车的在路上排成几条长龙，穿梭往来，容不得有歇脚的地方，远远望去象一群群蚂蚁在奔波忙碌。劳动热情的相互感染和一片竞赛声的激励，把人们的一切私心杂念都给制服了，没有人在抱怨，仿佛只有向前才有活路。偷懒和窝工会成为最突出的景观。
亲身经历这种人声鼎沸，你追我赶的场面，看到人们忘我劳动，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情。我觉得自己十分渺小，说是一个“小学生”一点不差。那种情景以前只有在电影里看到，还以为是为了拍电影的需要。不过我不知道其他民工会怎样想，对这种不尊重劳动规律，疲于奔命的做法，是乐意还是不得已。我自己可是多亏那时身强力壮才闯过来。
工地上的民工，绝大多数是勤劳朴素的农民，他们经常会教我怎样劳动，怎样防潮防湿保护体力，说没有体力就没有劳动资本。在我受委屈时，也替我说过好话，象疼爱一个孩子那样关心我。我常常替他们写信读报。每到晚上躺在工房休息的时候，我有时唱歌，有时吹口琴，民工都很欣赏，不时向我询问各种问题，尤其喜欢打听我本人的情况。他们常说：“一个读书人能这样跟大伙一块劳动还算不错！”春节前发补贴，大家一致评给我最高的劳动等级，享受最高7元钱的报酬。我从心里感到他们亲切可爱，曾经天真地想，要是水库完工之日，能在大坝上树一块巨大的石碑，刻上所有劳动者的名字，该有多好！他们应当跟水库工程一样伟大。
1959年2月水库放假让民工回家过春节。我就没有再回工地去，我准备继续投考大学，这才结束了四个月的劳动生涯。
想起来，这段经历后来对我的所谓“政治条件”并没有起过任何作用！对我本人却是一次有益的锻炼，我不后悔，在我一生中将永远怀念这段时光。因为我确实认真干过，那是一次无私的劳动，一次为社会为人民造福的劳动。能有这样一次机会跟劳动人民一起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我感到一种满足，感到自慰和自豪。我比那些过着平淡日子的人，多出一段经历，不管这经历对我是否有用，都是一次壮举。正如参与冒险游戏的人，别人是无法体会到他们快乐的心情和无比惊奇的享受。
七、“落取”、“落取”、还是“落取”
从水库工地回来，我就留在家里专心复习功课。自以为有这样一段“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劳动表现，政治条件可以合格了。工地指挥部也特地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证明我在那里劳动表现不错。这是一封我付出四个月的汗水换来的介绍信，我满以为是个很有份量的政治砝码，几乎寄托着全部的希望。何况1959年又一场“插红旗、拔白旗”，“反右倾，鼓干劲”的运动，让那些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