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部 一、天真美好的年代
金色的或灰色的童年总是梦幻般地停留在每个人的记忆里，不论是富豪的少爷还是穷人的孩子，都有过亲切的回忆。有的是对无忧无虑的喜悦和留恋，有的是对度过困苦的自豪和悲伤。我却因天真幼稚而悔恨不已。
1939年农历十一月初六，螺城沿海的一个小镇上，我象所有的孩子一样，哭闹着来到人间，象有十分的不情愿。这一天世界上不知诞生了多少个生命。这些小生命后来的命运如何，不得而知，我算是还能活到现在的一个。我的祖父当时在那里开一爿小店铺，一家人也就生活在那里。听说祖父八岁丧母，十五岁失父，十六岁出来当店员，不但挣钱成了家，还拉扯大两个弟弟。祖父对此常常感到自豪。到了四十几岁，祖父才积攒起一笔小小的资本，来到这偏远的海边小镇独自开业。父亲原在城里一家锌镜店当学徒，也随着祖父来到小镇当他的帮手。最初的经营十分惨淡，亏本倒贴，几乎感到无望。靠着一股坚忍的意志，祖父才勉强支撑下来。直到我出生那一年，不知是时来运转，还是“托我的福”，祖父的生意开始好转，而且越做越红火，以至引起当地同行的眼红，每每寻事挑衅。有一年正月初一，妒忌者竟用粪尿溅了祖父的店门。祖父深感异乡难居，便决心回县城建造房屋。
抗战胜利那一年，一座两层八房二厅的小洋楼落成了，其华丽在当时县城里是有数的。这间楼房解放后也就成了我们是属于“资本家”的证据。我也随着楼房的建成，成为当地“有钱人的孩子”。
的确，在家里我是长房长孙，又聪明灵透十分惹人喜爱，全家人都把我当洋娃娃似地逗着。年青的母亲更是陶醉了，尽力哄我，迁就我，倒象是她沾了我的光。我成了大家手里的一件脆弱的玻璃器，小心翼翼地被保护着。瞧我小时候多有“特权”：人家送的东西，得让我先尝，还要占大份；杀鸡宰鸭，那鸡腿鸭腱全归我。没有人敢惹我生气，更不能让我哭，那多可怕，一家人闻声会全赶过来，肇事者必受到众人的责骂。为了讨好祖父，对我的表现总是“报好不报忧”。太平盛世中，我成了家里的“小霸王”，不知道生活中还有不幸的时候。
五岁那一年我被送进教会办的时化小学念书。刚开始不懂得读书的真谛，上课专听故事找好玩的，要不就出神地幻想着奇妙的世界。回到家从来不曾去翻动课本，放下书包就往外跑。一段时间不愿上学，竟背着书包到溪边看大人钓鱼，到院子里跟小朋友打砖头，待到学校放学了，才回家去。自然，那一年留级了。后来又害了一场大病。一次空前流行的鼠疫，夺去了千万个生命。我却奇迹般地活下来，似乎连上帝也特别钟爱我。我因此辍了学，来到海边祖父的店里休养。
在海边，生活有趣得多。我常站在柜台边看祖父和父亲做买卖。那时店里出售各种日用商品，从小孩出生用的，到人老死后该备的，样样齐全。上市时熙熙攘攘，人来人往，有恭维的，也有咒骂的；有恳求的，也有发牢骚的。父亲有时忙得吃不上中午饭。到了傍晚，忽然又冷清起来，这时父亲常坐在凳子上，跷起二郎腿一边晃着一边口里哼着小曲，一副得意的样子。要不就是几位常客到店里找父亲下象棋。我会在这个时候溜出去，找那些刚从海里捞鱼蝦回来的小朋友们玩。在那些赤裸着上身或衣不蔽体的孩子面前，我衣冠楚楚，却显得苯手苯脚。我觉得他们比我精明强干懂得更多，但都对我十分友好。
最愉快的要算夏天，两位读中学的叔父也回到海边度假。他们常带我出去游玩，有时爬越悬崖到僻静山头去看古刹青佛；有时坐在海边礁石专心垂钓。我在沙滩上挖坑蓄水，待他们钓到鱼儿，便放进坑里，几乎没有一天闲着。有一次，几位城里的同学来找叔叔，他们商定去海上泛舟游玩。那天晴空无云，蔚蓝的海面上漂着几片孤帆。大家在沙滩上找到一条小舢船，七手八脚就往海里推，有的用木板、有的用手、用脚，居然把小舢船直往海中划去。不料，这是只漏水待修的小船，不久发现海水正从船边滋滋地渗进来，底舱开始积水。船上的人骚动起来，小舢船象摇篮似地摆动着，船舷几乎触到水面。大家高声嚷叫，有的往外泼水，有的调转船头往回划。可离岸几百米，周围不见人影，一个个由兴奋转为恐惧。我那时是一动也不敢动，虽是害怕，却不敢哭出来，闭上眼睛默默地祷告，祈求上帝拯救我们。小时候我很相信上帝，他几乎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主宰着人世间的一切。好在那天风平浪静，小舢船终于平安回到岸边，显然是叔叔他们十分用力地挣扎，同死神搏斗的结果，并非上帝特别关照。而我的天真幼稚在困难时却暴露无遗了。
后来舅舅逃壮丁也从城里来到海边。但是他呆不住，住了一段时间就想回去。母亲不放心，就叫我跟舅舅一块回县城，给舅舅当“小侦探”。他们商议着回到城里就让舅舅住在我家的楼房里。我们的楼房那时是空的，不引人注意。出发那天，舅舅化了装，一路上担心遇到熟人，只好避开大路捡小路，快到县城又在野地里磨蹭到天黑，才敢进城去。我仿佛感到重任在身，自告奋勇先进去探望，独自一人走进漆黑空荡的楼房，然后打开后门引舅舅进来，再锁上大门。邻居有过问的，都以为我住到外婆家了。舅舅在楼房里象囚犯一样，见不得阳光，也不敢点灯，每天靠我从后门偷偷带吃的给他。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外面风声稍为平静，外祖父到保长那里送礼说情，舅舅才敢公开露面。但后来又一次抽壮丁，舅舅还是被捉走。外祖父不得不花钱买个人顶替，才算了结。为此外祖父破了产。
1949年8月23日，螺城解放了。国民党军队一早就退出城去，街上已不见一兵一卒。那时关于共产党和解放军的谣传很多，有说他们象“封神榜”里的人物，神通广大；有说他们凶神恶煞，不近人情。那天，我和几位小朋友一直扒在屋顶上，注视着公路上的行人，想看看解放军到底是啥样的，可惜到傍晚还看不到有什么动静，却听说游击队已进城接管了县政府，说他们穿着普通人的衣裳，跟老百姓没有两样，只在腰间插一支挂红布条的短枪。
虽然没有“看”到解放，但觉得整个县城的气氛变了，到处充满生机。人们象是从黑黝黝的地洞里走到阳光明媚的天底下，感到明亮和舒畅。远处不时传来一阵阵敲锣打鼓的声音。到街上去可以看到文工队在街头表演节目，或是一队穿着红黄服装的男女青年打着腰鼓在迎送什么。对孩子来说，这是新奇和激动人心的。大人们都说解放了，人人平等，不许再有压迫和剥削。大家兴高彩烈地大声议论着，传递一些新名词。各种民间组织：农协会、妇女会、青年会、儿童团的牌子就象雨后春笋般地树了起来。
很快，就有人来叫我去参加儿童团。团长是个能干的小青年，常给我们讲解放区抓特务打坏蛋的故事。有一天，他突然分配我跟另一位儿童团员每天要在我家屋后的小路上站岗查路条，那时治安混乱，进城要凭区政府开的介绍信，称为“路条”。我家屋后的小路是进城的一条通道。当时，我感到这是莫大的荣幸和信任。就这么一句话，我俩立即当作一件神圣而伟大的任务来执行，一刻也不敢怠慢。每天一大早就拿着红樱枪，挂上红袖章，笔挺笔挺地站在路口，对每一位过往路人严肃认真地问一声，“同志！你有路条吗？”不放过任何一个没有路条的人。一天就有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被我们挡住了。他解释了半天，最后还是悻悻地返回原路去。当再次看到他，带来了路条，我们竟感激地对他道起谢来，我想这是对他和对自己的共同赞美。此外，儿童团还不时搞宣传演出。在自家院子里搭了个小小台面，模仿着从大戏台上学来的节目，曾吸引过不少小观众，连大人有时也兴致盎然地站着观看。
1952年秋，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螺城一中。从小学四年级起，我的学业成绩开始脱颖而出。当时多亏一位新来的国语老师。他矮敦敦的身材，一说话就逗人乐，象一位相声演员。第一堂课，我就被他那抑扬顿挫的声调和幽默恢谐的表情吸引住了，一动不动地听完一堂课。对我来说是破天荒第一次，下课后感到浑身肌肉又酸又疼，脖子扭不动了，好一阵才舒展过来。这位国语老师不但书教得好，还善于组织学生开展各种竞赛。我的好胜心得到发挥，对学习有了兴趣，那一学期结束，我的成绩一下跃居班上第七位，到小学毕业时已名列全校第一。
在学习上我从不感到困难和紧张，对于演算类的题目，我只要想想解题的方法和步骤，几乎就了如指掌，不用动笔去做。我的数学和物理科成绩曾有过全学期总评一百分的记录。我往往比同学少花一半时间就完成课业，更多时间是在图书馆和运动场上度过。学校图书管理员对我很友好，常让我进去自己挑选图书。现在的孩子还没有上学，父母已给他准备了一大堆《看图识字》之类的读物，恨不得通通塞进他的脑子里。那时候没有这样的条件，记得第一本看的是《李有才的板话》，是小学语文老师介绍的，因为课本中读到有关的章节，老师要求我们去借来看一看。从此我才有了一张《借书证》，开始走进图书馆里去。那时尽是借一些童话、寓言、神话和描写少年英雄这类的儿童读物。上到初中，开始看长篇，也看古典文学。这时期的读书，纯粹为了了解故事情节，满足好奇心，是不求甚解的，读完之后，并无多大进益。此外在体育方面，我年纪小，在低龄组占有优势，跳高，百米连续几届校运会都获得该组的第一，连体育老师也对我倍加爱护。我还是学校少先队副大队长兼中队长，班级学习委员。差不多所有教过我的老师都对我另眼看待。这样的后果当然很糟，使我在家里的“老大”地位又得到巩固和发挥，只习惯受到赞扬，不愿听到批评，总想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卖弄小聪明，也不管是在怎样的场合。终于有一次导致我做了一件愚蠢的事。
我的数学老师是仙游人，说话的腔调特别，平时同学总喜欢学着开开玩笑，并非出于对老师不尊敬，当着老师的面还是规规矩矩的。有一天他提问我，我竟然在课堂上学着他的腔调回答问题，结果引起全班同学大笑。我洋洋得意，象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老师却象没事似地点点头微笑着叫我坐下。忽然我感到脸上一阵阵发烧，老师的宽宏大度竟使我惭愧难当。下课后我想找他认错，又缺乏勇气，怕同学取笑。后来那位老师调回他的家乡去，我再没有机会见过他。为此我一直感到内疚，老师是那么温和可亲，我却对他如此不恭。尤其是当自己后来也成了老师，更觉得是不可饶恕的。
另一件令我悔恨的是，1955年我初中毕业，适逢教育大调整，当年的毕业生只有五分之一能升上高中。学校要求大家“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动员会开了一次又一次，要大家“防止资产阶级同我们争夺下一代”。一天会后我竟天真地对班主任说：“我妈就说过，如果我考上高中，她要买一只手表给我。”不想，这个材料立即汇报给校长，再向上级汇报，成为“资产阶级家庭用物质引诱学生，公然对抗党的号召”的“典型”，还让街政府出面对我母亲进行“教育”。自己的天真幼稚，造成如此后果，我实在对不起母亲。可见我对“政治”从小就是个大傻瓜，赤裸得象个出生的婴儿。
如果说少年时代有值得我自豪的，那就是养成记日记的习惯。初一下学期，学校举办文学讲座，介绍当时很有名的苏联英雄奥列格的母亲写的《我的儿子》这本书。洪老师精采的演讲深深地打动了每个人。一时间奥列格成了我最崇拜的英雄。我不但下了决心：“一旦敌人胆敢侵犯我们，我一定要象奥列格那样勇敢去保卫祖国，不怕牺牲。”我还把那本书又细细读过一遍。看到奥列格十岁就开始记日记，可我已经十二岁了，就决定从这一点学起，当晚我写下一生中的第一篇日记。从此记日记断断续续伴我度过大半生，熬过一个又一个艰难的时光。如今每当我看到当初那几本已被蛀虫咬破的日记本，心里多少有点安慰，平添了几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觉得自己总算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最初的日记内容简短单调，尽是些孩子气的琐事，看了不禁令人哑然失笑，却真实反映了我那时纯洁的心灵和少年时代的人生观，有几篇较有内容的，我抄录下来，权且作为少年时期的一部分回忆。时间是195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