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在黄土高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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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在黄土高坡- 第1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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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不愿主动开口,一个是装傻充愣,我说你们俩呀”赵卫红说道。
    十一前,王大力从厂里开了结婚证明,回到北京,直接到门头沟赵卫红所在的中学,找到她一起到公社结婚登记处,领了结婚证。王大力拿着巴掌大的红色结婚证,心里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找个北京的老婆,以后就能在北京安家,不管以后自己能还是不能调回北京,有了孩子,孩子户口随母亲,孩子的户口也就是北京户口了,自己的后代便不会在山西小县城里受苦,自己的生活有了目标,有了希望。
    王大力带着赵卫红到自己家见了见母亲河姐姐弟妹们。赵卫红问:“你父亲呢?”
    “父亲去世两年了。”王大力说。母亲河姐弟们对王大力找了个北京媳妇很满意,赞不绝口,赵卫红又领王大力去见了见赵卫红父母和兄弟姐妹,父母和兄弟姐妹虽然对赵卫红找个山西工厂的工人颇有微词,但直到赵卫红在山西还有一女,知道她的苦衷,便对她寻个山西的夫君,也都理解,客客气气地招待了王大力。
    十月二号,王大力在自己家中摆了两桌,请了几个亲戚,王大力自己的母亲,姐姐弟妹,赵卫红的父母兄弟姐妹吃喝一顿,简简单单,便算举行了婚礼。十月五号一上班,赵卫红带两斤水果奶油糖,两条香烟,给同学校的教师们送点糖,送两包烟。学校老师给送个被面,枕套之类的,便算昭示大家结婚了。学校还算不错,分给学校内一间空房,让赵卫红住,赵卫红和王大力买了几件家具,做了两套被褥,便把家安在那里。
    日月穿梭,王大力在北京呆了半个月,做了半个月新郎官,探亲假已到期,便回山西。时间流过,转眼又是春节临近,王大力在信中说:探亲假是十二天,这年春节如果回北京,夏天就没假了,问怎么决定,是回北京还是不回?
    赵卫红来信说:与其你回北京,倒不如我放寒假到钢铁厂,在你那过春节,倒也别有风味。王大力见她愿来山西,心里也是高兴。再说赵卫红,自和王大力领了结婚证后,对这个原来曾在一个村一个砖窑干过活的人,便重又有了新的认识。
    原以为王大力是个寡言淡语之人,但和他聊多了,也觉他又风趣之语,且待人憨厚老实,不说谎不骗人的,对赵卫红的过去不问不询,虽钱上不阔绰,但花起钱也不小气。而且一月开支下来,除留下自己生活费外,每月还给自己寄上二十块,也让赵卫红感动不已。
    赵卫红想,撞婚,撞上个还不算太赖的,说明自己的命并不太坏,嫁人了,就要想着和人家过一辈子,虽然新社会不讲究男尊女卑,可是他是自己男人,自己是他老婆,自己也不是未嫁女,也不是嫁不出的剩货,自己要真心待他,一心一意地过好日子。
    春节临近,学校放寒假第二天,赵卫红便买了到忻县的火车票,在北京买了些香肠,点心,烟酒之类的。登上火车,便到了忻县。王大力信上指导赵卫红几时到,便早早到火车站接,接上了,带回钢铁厂宿舍。同屋的鲜可欣赵亮见王大力爱人来探亲,便自觉到旁的屋去挤铺,门一关,王大力宿舍变成了他们小两口暂时的家。
    赵卫红是北京来的,喜欢吃什么呢,食堂打的饭已显平常,王大力便从自由市场买几只鸽子,几只野兔,在院里的灶火上炖了吃。好在一只鸽子只要三毛钱,一只野兔也只一块五毛,用不了几个钱。
    赵卫红吃的津津有味,王大力也大解馋瘾,很快二十天过去,学校又要开学,王大力便依依不舍地要送赵卫红北京。“我回北京,不在你身边,你可不能和徐风霞接触的太勤了。”赵卫红对王大力说。
    “你在北京也不要和年轻男教师过多接触。”王大力也说。
    “我看你和徐风霞,你夸她,她夸你的,好似情意绵绵。”赵卫红又说。
    “你胡说什么,我要是和她情意绵绵,和你结婚干什么,你不让我和她多接触,干脆我以后再不和她节春,再不去她那便罢了。”
    “你也不能不去她那,你不去看她,也要梦琼。”赵卫红说。
    “梦琼,到底是不是你女儿?”王大力认真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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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卫红见王大力自结婚后一直没提的事,终于提了出来,便忙过来,搂住王大力吻了一下说:“大力啊,你爱不爱我?”
    “爱啊,不爱和你结什么婚?”
    “你知道我为什么和你结婚,难道我在北京真找不下个男的?不是,我是为梦琼,梦琼就是我女儿,我为了她才和你结婚的,我是舍身取义啊。”赵卫红慢慢地道出了她对梦琼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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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八章 老约翰
    王大力心里其实早已知道,赵卫红和自己结婚时是有目的的,但当她亲口对自己说出,心里仍有一种不“你不高兴了吗?如果你嫌我早有孩子,你和我结婚后悔了,咱们可以离。”
    赵卫红回北京后,不久来了封信,说自己怀孕了。王大力接到信反复把信看了好几遍,高兴的不知怎么好。心想自己马上就有第二代了,自己虽然还在山西,但老婆和就要有的孩子都是北京人,家也在北京,自己仍能算半个北京人,比其他两口子和孩子呆在山西的知青好歹都强一点。
    他写信嘱咐赵卫红在怀孕期间吃点好的,不要干重活,尽量能让胎儿在肚子里顺利成长,他高兴的连干活都倍觉有力。正在王大力掐指算着孩子已经几个月时,赵卫红又来了一封信,王大力以为又是一封报平安的信,可是打开一看,信里却写道:孩子流产了
    这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王大力一下坐到床上,冷静了片刻又重新拿起信,才看仔细。原来赵卫红工农兵大学时,学的是俄语,到这所学校教的也是俄语,这个学校只有初中,三个年级一共18个班,一年级只有两个班学俄语,三个年级才六个班,学校里原来就有两个四五十岁的俄语教师,去年一改革,每年级只有一个班学俄语,其它班都学英语了,三个年级,才三个俄语班,原来只准备留一个俄语教师,赵卫红她们三个教俄语的据理力争,最后好歹留下两个俄语教师教课,剩下的一个转行。赵卫红年级最轻,来校时间最短,便把她转行了,转到教务处,教务处原有一个老师负责教务工作,编编课表,印印考试卷子,给学生登登分奖状和书什么的。
    赵卫红去教务处,工作便是两人干了,那个老师是个五十多岁老太太,马上就要退休了,满头白发,又瘦胳膊细腿的,搬纸印卷子的活自然都是赵卫红干。赵卫红认为自己年轻力壮,一搬纸,搬书,搬考卷,一摞一搬也一尺多高,原先并不当回事,可一干起活也就忘了,总觉得一次能搬完的活为什么跑两趟呢。
    所以心里想着怀孕了注意点,可搬书和搬纸张照样一摞一摞的搬。一天,同办公室的老师问:“卫红,你怀孕几个月了?”
    “五个月了。”
    “五个月怎么没显形啊?”老教师的话让赵卫红心里打了鼓,忙到医院检查。
    医生检查后说:“你怎么搞的,胎儿死肚里了,你怎么不早检查保胎啊,你是不是干重体力活了”赵卫红无言以对,回家哭了一夜。
    怎么办呢?他知道王大力喜欢孩子,她也希望能顺利生下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一生下,梦琼就是这个孩子的姐姐,可是由于自己托大,孩子没了,沮丧之余,她只得把消息写信告诉王大力。
    王大力写信想回京看看流产的赵卫红,可赵卫红说:“留着探亲假,放暑假时再回来吧,那是学校放假,学校没什么人,她们住在学校才能安安静静过日子。”王大力接到信,一想也对,再过一个多月学校就放假了,到那时回京。于是便没立即回京。
    再说赵卫红,胎儿死肚里了,总不能让胎儿老在肚里呆着,要做人工流产,本以为这只是个小手术,没想做这个小手术,简直比村里自己生梦琼时都疼,好不容易把手术做完,大汗淋漓,好像虚脱一样,做流产手术是一个同事陪着去的,同事签完字后,认为手术不大,提前走了。
    做完手术后,赵卫红只得一个人走出医院。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赵卫红有些眼晕,脚像踩棉花一样,一脚深一脚浅的,辛辛苦苦走到汽车站,等了会儿汽车来了,赵卫红刚要上车,抢着上车的人群一挤,把她生生地又挤了下来,愣生生坐在地上。
    车开走了,赵卫红正要挣扎着站起,突然一只毛绒绒的手把她扶了起来,一句生疏的中国话问:“小姐,要我帮忙么?”
    赵卫红抬头一看,是个外国人,个子不太高,五十岁上下,有些秃顶,金发碧眼。“没什么事,我刚做完手术,身体太虚了。”说着赵卫红在这个外国人的搀扶下,站了起来。
    “小姐,我看你脸色很不好看,你去哪,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赵卫红推脱。
    “我送送你吧!”说话间那个老外拦住一辆出租车,让赵卫红坐进,自己也坐进,和司机说了一声,便把赵卫红送到她父母家。
    那个老外走后,赵卫红的姐姐赵卫芳问:“卫红,你干什么去了,怎么这个老外送你回来?”
    “我做流产去了,半路挤公共汽车没挤上,让人家把我挤得坐地上了。这老外看见,打出租车,给我送回来了。”
    “你没问这老外是哪国人,有老婆没有?”赵卫芳兴趣大涨。
    “没问,问人家这些干什么,又不是和人家搞对象?”赵卫红不解地看着姐姐。
    “你傻啊,现在北京姑娘都想出国,千方百计想结识老外,你这么机缘巧合,还不趁机缠上他,也顺溜着出国,比你当个门头沟的中学教务处老师强。”
    “可是我有爱人,也有孩子。”
    “你不会说你没有爱人,也没有孩子。”


    “撒谎,人家一查不就查出来了。何况我才二十多岁,他个大老头子我不愿意嫁他。”
    “你还不愿意嫁他,他还不知道娶不娶你呢,外国人对你结没结过婚有没有孩子不太重视。”
    “你想嫁外国人你嫁啊?”赵卫红见姐姐老师谈这个外国人,不禁反驳道。
    “他要看上我,我当然嫁了,别看我有两个孩子,我照样能装出小姑娘样儿。”赵卫芳说。
    第二天一早,那个外国人又敲响了赵卫红的家门。赵卫红开门一看,又是那个外国人,手里还拿着一把花。“你又来了?”赵卫红有些不好意思问。
    “来看你啊,看你身体好了点没有?”那外国人边说便把鲜花递给赵卫红。
    “请人家进屋啊!”站在赵卫红身后的赵卫芳忙说。
    “请进!”赵卫红只得把那外国人让进屋。
    那外国人进屋后,打量了一下屋里说:“你们中国人住的也不错吗,比我想象的要好。”
    “你会说中国话?”赵卫红问。
    “我在码头工作,经常和中国的海员打交道,又来中国两三趟,每趟都呆两三个月,所以我的中国话还会说一些。”
    “你是哪国人?”赵卫红的姐姐赵卫芳问道。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澳大利亚人,叫强儿,五十二岁,单身,码头工程师,身体健康无子女”他用不太连贯的着。
    “叫强儿,是墙斗草的墙儿还是坚强的强?”赵卫红问。
    “你胡说什么啊,强儿,就叫约翰,他叫约翰”姐姐赵卫芳忙替那外国人解释。
    “外国人怎么净是叫约翰的?”赵卫红又问。
    “约翰,在英语国家里是一个很普通,很常用的名字,像中国农村小孩常用的铁柱啊,大山啊,狗蛋啊那样的名字一样普遍,叫的人特别多。”赵卫芳故意显示自己知识的渊博。可是当她说约翰这名字和中国小孩名字狗蛋一样多时,赵卫红看到那外国人似乎听懂了,皱了皱眉。
    “你这花事给她的,还是给我的?”赵卫芳指指放到桌上火红的玫瑰花问。
    “给她的。”那外国人指指赵卫红。
    “难道不能给我么?”赵卫芳又问。
    “闹闹。”那外国人摇摇头。
    赵卫红每天和这外国老头出没在赵卫红父亲所工作的大学校园里,已成为学校里的一景。学校也有外国人,但那都是来大学做学术访问的,三三两两的来,又三三两两的走。校园里,操场边,大路上,树荫下,也有外国人驻足,但一看都是留学生火外教人员,像赵卫红和这个半秃头外国老头,亲亲秘密,树下花荫,踱步聊天,偶尔那老外的胳膊还缠着赵卫红的腰,外人乍看在大学校园里还是头一份。
    赵卫红头几天那外国老头找她时,她不愿在家多呆,烦那个崇洋媚外的姐姐无休止的话唠,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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