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下大雪，我和木华到黄鹤楼去看雪景，那天可能太冷了，没有什么游人。我们爬到最高处，心情好极了。木华突然说，睿，你以后想要什么我都会满足你的，我见他深情脉脉的样子，想捉弄他，就说，我现在就要。要什么，你说，他得意地笑着问。我要那个铃铛，我指了指眼前楼角上的风铃。黄鹤楼的每一层的翘檐都有许多风铃，要去摘那风铃，必须爬到屋顶，在光滑的琉璃瓦上爬过去，才有可能触摸到。别说今天屋顶上都是雪，就是干燥的时候，也是很难摸到那些风铃的。我是开玩笑的，谁真要那东西。木华一听，二话没说，双手在栏杆上一撑，就跃上了琉璃瓦。我吓了一跳，赶紧揪住他的裤脚，求饶地说，我不要了，快下来。木华从屋顶跳下来时，我紧紧地抱住他，幸福得要晕过去了。
最不能忘记的是那次在铁路上。也是一个下雪天，我俩到铁路上去玩。（那时，也没有歌厅，迪厅的，休息时要娱乐，就是到处溜达，看电影是唯一的享受，记得有一次李谷一到江城来演出，那才是爆满，三十元一张的票，对我们学生来说，就是天文数字，最便宜又最享受的一次，就是江城歌舞团演出的《编钟乐舞》，只要五元一张票，那才是享受，精美的服装，精美的道具，从湖北随州出土的先秦乐器“编钟”，是整场剧的主旋律，奇妙的乐器发出奇妙的声音。整个剧院里散发出一阵阵焚香的味道，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场， “姑娘三道弯”的舞蹈，好美，好多年以后，我还对那种氛围感觉清晰）
铁路上，雪特别白净，因为没有人踩踏。火车要来了，好远就听见低低的呜咽声。木华发疯，跑到铁轨上站着，双臂张开，喊着，睿，火车就要来了，我不下来了，就让它推着我前进吧！我大笑着赶紧跑上去，往下拉他，他故意不动。火车真来了，呜呜的鸣镝声尖锐而清越，我和木华手拉手跑下铁轨，倒在远远的路基下面，傻笑着，翻滚着，估计火车上的旅客吓坏了，以为同时发现了两个精神病人。
洁白的雪在我们的身下轻轻地呻吟着，我和木华并排躺着，木华说，假如我真随火车走了，你会怎么办。我想也没想，说，我就等下一列去找你呗，说完，我突然想起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木华也突然沉默了，我感到一阵阵冷起来。回去的路上，我们再没讲这种话。
现在，这一切仿佛已经遥远得如同隔世了。这些最美好的时刻我曾强力将它们从记忆里推了开去，因为它们永远是同最令人伤心的时刻连接在一起的。但真的能将它们推开吗？我再也不会去要谁给我许诺，我要什么他就给我什么。我再也不会跑到铁路上去傻呵呵地笑了。每当下雪的日子，我就生出由衷的温情和丝丝落寞，那些当时看似无聊和平常的小事，就会象现在一样，没来由地在心里泛起，竟然觉得那么甜蜜。以前，雪花给我的是新奇和兴奋，现在，我常常在雪天生出恍惚的感觉。
水木华现在他的市里一所高中任教，听说，工作不错，领导赏识，据说为了他的父母又生了一个孩子，吴霞吞吞吐吐地说。我双手无意识地紧紧地扭在一起，我伸出手去，我想抓住吴霞，我要安慰她，我要说，其实他过得好我多高兴啊！不知怎么我伸向她的手没掌握轻重，竟然把吴霞的手弄伤了，血珠很快地渗出来，我慌忙找来纱布给她包着，她生气地一把扯掉渗血的纱布，瞪着我直吼：这么多年我一直想问你，水木华到底有什么值得你去喜欢的？一听到他的消息你就魂飞魄散，你喜欢他什么？你倒是说啊！她推搡着我。我傻不拉叽地望着她说：我喜欢他，最开始是喜欢他在篮球场上的样子，后来，就不知道了。我象个白痴，说这话时。
这么多年了，你还沉浸在回忆里过日子，要醒醒了，我的傻睿子！吴霞“语重心长”地教育我。我明白，她说的都对，毕业四年多了，我一事无成，我虚度了多少光阴！我举起手来，向她保证，我要改变自己，我要重新做人。我以前就不是人，毕业这么几年了，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坚决向你保证，我要做人了！吴霞看着我的样子，含着眼泪笑倒在床上。
十七
吴霞要回去了，我送她到汽车站，等车的时候，吴霞摸着我的辫子说，剪了吧，换个发型吧。多少年来，我一直就是一对长辫子，这时，梳辫子的女孩子几乎绝迹了。吴霞就是很时髦的大波浪卷发，很洋气很漂亮的，在学校读书时就是这样。而我，一直梳着辫子。我的头发很好的，辫子一直垂到屁股下，那时，在班上梳辫子的就我和同寝室的闽淑芹两人。闽淑芹的辫子是那种半截子的，还没过丑陋期（我们把没过腰的辫子称为“丑陋期”）。所以我的辫子很扎眼，记得有个女生曾半真半假地说，叶睿兮呀叶睿兮，你就这两条大辫子一甩，就可以钩去多少人的魂罗。我当时还有点生气，我说，两条辫子就能钩走人的魂，没听说过！哈哈哈哈，同学们都认为她这句话有“创意”。
木华最喜欢我的辫子，他说不要我剪了，他喜欢看留长辫子的女孩子。我很高兴，当然不会去轻易剪辫子。毕业这么多年了，我的辫子剪了一截又一截，但始终都保持在齐屁股下五寸。以前和木华在一起时，他总是喜欢帮我把两条辫子从一边绕到胸前来。有一次在江城的辛亥革命纪念馆里看展览，休息时木华让我在盛开的绣球花丛里照相。他让我把辫子绕到胸前，让我扭过头来从侧面给我拍照，我不解，干吗要照侧面？木华在我耳边轻轻说，你不知道，你的曲线多美吗。我一听，脸一下子烧得滚烫，那时，我和木华多纯洁啊，连过分的玩笑都不开，我一听，生气地要走，木华赶紧向我道歉，并自拍了几下脸，我幸福地一下子就原谅他了。（那时，用曲线来形容人的身体美好，才开始呢，那时的人，对美好的东西习惯默默欣赏，不爱用语言来表达，哪怕是最亲爱的人）
吴霞当然知道我的辫子的情结，今天这么说，就是有所指的，我明白她的意思。我有些悲哀，想起鲁迅笔下的剪辫子的故事，看来我也要来一场剪辫子的“革命”了，但是，鲁迅笔下的人物，剪了辫子并没有真正的投入革命啊，他只是变了个发型而已，他骨子里还是以前的他，我剪了辫子，能不能走上“革命”的道路呢，我能不能脱胎换骨呢，我可别从16世纪的安娜又做个19世纪的阿Q。
好好保重啊，睿子，记得，有事情一定要给我电话，写信更好！于霞在车窗口对我说。
这时，从小县城乘汽车到水城的火车站 ，路上要走八个小时，看着吴 霞伸出脑袋的车窗，油漆班驳毫无生气，跟小县城的环境倒不相上下。我面对着那些神色沮丧的车窗，心情更加黯然。我拉着吴霞的手，强忍住的泪水终于不争气地一涌而出，我想起了古人被流放的情形，我凄凉感顿生，只不过我比那些人强多了，起码我是自己流放我自己的。
看着灰尘中远去的汽车，我默默感念着吴霞的友情，这么多年了，我总是在给她找着麻烦。要知道，她虽然只在我这里呆了两天，但她的去来的路上却要颠簸六天，还要马不停蹄地变换着汽车、火车。
吴霞走了，我也要开始做人了。
十八
我从市里下来后，就在县里的中学教书。刚来时，学校分配我当班主任，那是一个“慢班”，班上的学生除了脑筋特笨的以外，就是特调皮而学习特差的。刚开始接那个班时，我还不知道这是一个慢班，总觉得学生纪律特差，特不爱学习，最奇怪的是，老师也不爱“占”时间。要知道，现在已经是八十年代末期了。这时整个社会就很讲升学率了。也就是各科任老师要比较你教的学生高考成绩的。谁的学生在全县考了第一名，谁的升学率达到了白分之几十，谁带的班上学生考取一类大学的有几个，这些都要比较的。所以，老师争课成风。不仅把个体育课，课外活动，还有自习课都被强悍些的老师抢去，连下课十分钟都有老师在教室门口堵着。那才是争分夺秒呢。
最先发现老师不爱占我班上的时间时，我很奇怪，怎么没人要去我班上补课啊！有一次，我在办公室说起这事，一个同事哈哈大笑，说，谁去抢你班上的课啊？我莫名其妙，问怎么了。她脱口而出说，你那是个“慢班”，谁会去吃力不讨好去。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学生不爱学习，纪律也差。当我明白的那一刻，我很有些屈辱感，觉得自己被欺骗了。憋闷了几天后，我也想明白了，我本来就是自己申请到县里来的，人家收留你就不错了，至少没有要你下到更基层去呀，快班慢班还不都是学生，谁不是父母的心头肉！做老师的只有学生挑老师，没有老师挑学生的，想明白后，我相反工作得轻松了。
明白了自己，也明白了学生，我当时就有点自嘲地想，原来咱们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不相亲。我在小县城里没有亲人，也没有熟人，学生就是我的最亲的亲人。所以我一颗心都在学生的身上，我常和孩子们搅在一起。说也奇怪，自从我给他们当班主任后，他们变了。最大的变化就是纪律好了，爱学习了。他们很喜欢我，也服我的教育，我也喜欢他们，我常和他们在一起谈论感兴趣的话。半年下来，我和孩子们成了好朋友，以致于多年后，我的学生都和我很有感情。
那次吴霞来看我时，我的工作已经基本稳定了。我曾向她保证，要做人了。我不想沉沦下去，我要做个对得起自己和亲人的人。我除了带好我的学生外，我准备考研究生了。这也是我早应该去做的事，与当年那个不谙世事的女孩子相比，我已经是奔“而立”的人了。
接下来的日子，繁忙而又充实，我又重新拣起了丢失多年的书本，如饥似渴的学习让我忘了过去的种种坎坷。昨夜种种譬如死，我给自己打气，一切要象前看，现在到处都在提这样的口号了，我不能老在原地打转啊！
还好，生活又向我露出了微笑的脸，一年半后，我的学生参加高考，成绩出人意料的好，在全校组织的高考庆“功宴上”，一位英俊的中年男老师端着酒杯来到我的面前，眼睛里充满了柔情，轻轻说，祝咱们学校最有才华的女教师生活幸福，说完，他一饮而尽，我慌忙回敬他一口。他就是我们学校的“实力派明星”陈其锋。我刚来时，在学校的欢迎座谈会上，他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是个才子，是学校物理课的把关教师，物理教研室的主任。在全市的物理界都很有名气。
我和陈其锋不是一个办公室，但是我们却象朋友一样默契，我很欣赏他，也许是我总觉得他身上有谁的影子，象水木华，有时候又更象是江少陵，他给我班上带物理，我们平常也接触比较多，我喜欢陈其锋的儒雅和学识。我从他对我的关心和注意也发现他对我也很欣赏，我和他算得上惺惺相惜。但是他是有老婆的人，所以我们只能是君子之交。他刚才的话虽然说得很轻，但我却明白他的话是有深意的，我一边感谢他的话，一边心中竟然有点忐忑。
他老婆也是学校职工，但不是老师，是个图书管理员。这个图书管理员还是为了照顾丈夫才安排的，因为她没有文化。她丈夫当年是华东师大的高才生，毕业时正是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混乱的时候，不知怎么三搞两不搞的，就被分配到了鄂西山区的这个偏远的小县城，更滑稽的是，他没有被留在县城，而是继续朝下分，一直分到小县的“青藏高原”的一所小学，（象这样的人，当时在我们学校就有好几个）更让人悲哀的是，不知是老天爷尿憋急了胡乱钩了一笔鸳鸯谱，还是怎么了，他在“青藏高原”找了个小学三年级没毕业的老婆。
这下好了，阴阳可以互补了，文与盲也可以互补了。丈夫娶老婆是为了解决生理需要，老婆嫁丈夫是为了生活需要，互取所需就行了，至于其他的，在没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时，就免谈了。
好在八十年代初期，教育就开始抓升学率了，好的教师这时就都成了香饽饽，一个个被调到县城里来了。这位陈老师，首先就是上调对象，老婆因此也顺理成章地被照顾成国家职工，苦于实在没文化，只好安排干后勤。没想到，没文化，才不是她愿意做后勤的理由呢。她坚决“谢绝”做后勤，因为她已经看出来，她老公是个“人才”，是个宝贝。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跟着老公就要享福的，干后勤，没门，连窗子都没有！据说她可厉害了，硬是把当时的校长拿下了“威”，最后给她安排个图书管理员。好在那时一个小小县中的阅览室管理员只要认得几个字，把几本杂志上面的灰得抹干净就得。
这些故事，还在我来之前早就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