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他把跟王大军谈话的情况告诉了黄建国。说：“工人们肯定是要闹事的，现在还没有正式决定卖厂就已经有人跟我说这事了，说什么如果卖厂就是要他们的命，那他们就搞到市里省里去。所以，在正式对外宣布前，这事必须处理好。我是没什么办法的，现在就看你有没有办法。”
“我早想好了，只要有人敢闹事，老子就用黑社会对付他们。”
“不会闹大吧，如果闹大了你反而脱不了身？”
“放心，那些穷光蛋，不怕政府，但怕黑社会，这一点我算死了他们。”
“行，我慢慢放风，等有人反了，你再慢慢收拾他们，没人敢再反了，就正式对外宣布。”
且说程易生的风放出去后，最先真正发难的，不是别人，却是他们内部里的人。原来周正涛的老婆卫翠苹有一个亲戚在岳麓区的湘龙烟厂工作。这人好像是她的什么远房表叔，跟她父亲那一辈人还是走得很近的，但到她这一代就疏远了。当时黄建国包烟厂时她父亲要她照顾照顾那表叔，她就帮着说了点话，那表叔在厂里有时就能比干同样活的人多拿一点钱。不过久了她也就懒得管他了，后来就几乎再无来往。她表叔原本还想逢年过节上门去送点礼，见人家不甚热情，知道自己巴结不上，就算了。
那表叔姓田，单名一个贵字，干了一辈子的体力活，即将退休。原指望再熬阵子，然后就回家拿退休金过日子，日子虽然清淡，却可以享几天清福。哪知这段时间净听人说厂子要倒闭，政府打算卖掉的事。他的心就紧了起来，着急自己年纪大了，如果卖了厂子，自己靠谁养活呢。他的家境很不好，老婆本就没工作，一直在街道上做临时工，两个儿子，一个读了中专，到广东找了份工作，挣钱不少，自己花销也大，几乎就不寄钱回家。一个儿子是个混混，整天吃喝嫖赌，专一干那种替人了难的勾当，别说指望他什么，只要他不回来要钱老两口就谢天谢地。
田贵就急得几乎睡不着觉，这种传言是一天比一天厉害，一天比一天像真的了。他不停地唠叨：“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政府这就不管我们了，用了我们一辈子，榨干了我们的血汗，然后就不管我们了？……应该不至于吧……可无风不起浪呢……”
老婆见他神叨叨的，十分厌烦，说：“你又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整天念什么念，烦得死人。如果你想搞清楚情况，可以去问问你那个什么表侄女嘛，虽然我一点也不喜欢她，不就是老公当了个什么破部长嘛，唉哟你看把她小婊子神气得，好像老公是江泽民似的。老天有眼，哪天她老公倒了，那才大快人心呢。不过一时半会是倒不了的，你们毕竟是远房亲戚，就去问问她老公吧，搞清楚了再说。”
田贵实在不愿去，可眼下束手无策，想了想，还是去了。这个傍晚，吃饭的时候他专门喝了二两，为了壮胆，饭毕便慢慢出门搭公共汽车来到了周正涛的家。他敲开了周家的门。卫翠苹见是他，露出了一丝笑容，不过那是任何傻瓜都看得出有点儿不高兴的笑容。田贵本就战战兢兢的，这下感觉就更不好了。不过为了退休大事，说不得只能硬着头皮跟卫翠苹打招呼，态度谦恭有礼，倒好像他是小辈，卫翠苹是长者似的。
卫翠苹强迫自己压抑着厌恶感给田贵倒了一杯水，问：“您老来有事吗？”
“啊，我来找周正涛问件事，他不在家？”
“您想问什么事？”
“就是听现在很多人说我们烟厂要倒闭了，我真搞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生意那么好的厂子，怎么可能倒闭呢。可大家说得有鼻子有眼，我就着急了，想问问清楚。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
“您干嘛着急呀，又不是您一个人的事，到时候政府自然会把你们安排好的。”
“那也未必呢，现在的政府可不是以前的政府，不是有很多效益不好的厂子政府已经把它们卖了吗？我们厂如果效益也不好，卖了也就卖了，我不说什么，可我们效益好得很呢，所以，真搞不明白怎么回事。侄姑娘，这事你知道一点吗？”
“知道，听周正涛说过，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啊，真要卖我们呀？”
“是卖你们厂。”
“卖厂不就等于卖我们吗？”
卫翠苹笑说：“两回事。”
田贵听了很不舒服，他不明白这么简单的道理这个部长夫人怎么会不懂。他想我又不求你什么事，只打听一点情况，怎么也这般的不爽快呢。他就有点生气了，可也不敢流露出来。看卫翠苹的脸色，他觉得自己应该告辞，但不明不白的就走了，不是白来了吗，就又强迫自己再赖一会，等周正涛回来了问他，他想男人应该比女人懂道理好说话。过了一会，周正涛还真回来了。见了田贵，嘴巴张了一下，没把表叔喊出来，倒是田贵很知趣地喊他周部长。这就搞得他有点不自在了，便笑道：“表叔来玩呢！”
“哪敢上你家来玩啊，我是想问事的。”
卫翠苹这时插话把田贵要问的事说了一遍。周正涛的脸色就严肃了起来，喝了一口水说：“表叔啊，这事我跟你说实话吧，确实要卖厂。”
“卖了厂后我们工人怎么办？”
“政府会给你们一笔补贴的。”
“给多少？”
“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绝对会有的，您放心好了。”
“我知道会有的，一百两百叫有，一万两万也叫有，到底多少呢。有些厂卖了后就只给工人发几百，然后再不管了，我们厂效益好，应该不会吧？”
“具体的我不太清楚，您别着急，到时自有分晓。”
田贵问了半天，只知道肯定要卖厂，其他的也打听不出什么来，再看周正涛两口子的脸，都有不悦之色了，便告辞走了。他不免非常生气，关系到我老了后的生活来源问题，怎么那两口子那种态度，就是对一般人也不该那样啊！人啊，就是不能当官，当了官就不是个东西。他忿忿不平地回到家里，把在周家的遭遇告诉了老婆。老婆立刻就骂了起来。骂了一会说：“他们可能是嫌你没送东西。”
“老子又不求他办事，打听个事也要送东西呀？”
“那可说不定，现如今当干部的都是雁过拨毛，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位的时候不上紧着捞，等以后屁也不是了再捞啊？”
田贵跑了一趟，有点累了，再加情绪低落，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将身子放倒，说：“他们如果真要卖厂，那老子就豁出去跟他们闹。岂有此理，卖应该是卖破厂，哪有卖好厂的道理！”
次日，田贵来上班，就看见车间里聚集了一批同事，都没有干活，而是在议论厂子倒闭的事。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人相信这个消息了，但仍有一部分人不肯相信，田贵便告诉他们说：“我表侄是区宣传部部长，他说千真万确。看来我们马上就要被政府出卖了，大家说说看，我们应该怎么办？”
他的话引起了一阵骚动，大家的情绪激愤了起来，渐渐形成了共识，那就是不能就这样被政府给卖了。田贵说：“反正已经这样了，班我们暂时不上了，必须到上面去问个明白，讨个说法。”
很多人都支持他，于是大家便一起来到了区政府。有人向程易生报告了情况。程易生怕惹麻烦，便叫一个副区长出面去做解释安抚工作。那副区长姓扬，是程易生的一条最听话的狗，这会想立功，便不知好歹屁颠屁颠地跑出去把工人们带到区会议室，绷着脸训斥大家。可大家是下了狠心来的，哪吃他这套，放开喉咙跟他嚷嚷。他其实并不了解多少情况，被大家一通义正词严的责问，立刻就顶不住了，屁滚尿流地退下来向程易生做了汇报。程易生知道麻烦大了。但他还是不肯出面，因为这事根本没法说，如果不知趣地出去应付，下场只会跟这个副区长一样。他便还是叫副区长去应付，说：“你叫大家先回去，有事以后再说。”
大家见闹不出名堂，有人便想散，田贵却说：“不能散，这样拖下去我们肯定给他们卖了，必须要有个明确说法。”自然有人支持田贵。大家正议论着，忽然又看见来了一拨人，原来是铝合金厂的一批工人，也是来要说法的。两股力量合了起来，人多势众，更不怕了，就直接往区长办公室开。程易生早得人报信，溜了。大家乱烘烘闹了一场，虽然觉得过瘾，毕竟不解决问题，眼看又到了中午，这才散了，但约好在得到政府的一个说法前再不上班了，都来区政府理论。
田贵痛快淋漓地做了一回好汉，雄赴赴气昂昂回到家里，情绪比早上离开家的时候好多了。然而，他前脚进屋，后脚就来了一个人。追着他问：“你是老田同志吧？”
田贵看着这人，他不认识，便问：“你是谁？”
“我是区政府的干部。刚才有人看见你在区里最活跃，就有领导叫我来跟你谈谈。我说老田同志，这样闹可不好，你要考虑影响啊！”
“影响？饭都快没吃的啦还什么影响不影响。你们给我一口安稳饭吃，我保证安分守已。”
“话不能这么说，现在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我们要尊重市场发展的规律嘛，还像过去那样搞怎么行呢。国家有国家的难处，有时候经过综合考虑，可能就得甩掉一些包袱，做为一个老工人，你应该大力支持才对，怎么反而去领头闹事呢！”
田贵有些来气了，大声地说：“首先我要告诉你，我既不是闹事，更不是领头的，大家一起采取的行动凭什么说是我领头？我当了一辈子的群众，从来就不知道头是什么滋味。至于你劝我这些话，我请你收回去。我没你这么高的水平，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我只知道我为国家工作了一辈子，要退休了，你们不能只给一点点补贴就这样把我给打发了，难道我为国家工作一辈子都白干了，到头来连个安生的日子都过不上？所以说你少来这套，没有饭吃，别说闹事，造反都会有人造。”
来人也有些生气了，哼了一声说：“嗬，造反，口气倒不小，那你造来试试看？也不打听打听这是谁的天下！反正我不过是代别人来劝劝你，希望你好自为之，一把年纪了，别干傻事。”
说罢来人就转身走了。老婆在一旁听了两人的对话，这会便害怕了起来，说：“我看你还是算了吧，去区政府闹事，那是好玩的？”
田贵突然冲老婆吼道：“饿死更不是好玩的！哼，想吓唬老子，没这么容易，老子一把年纪了，怕个鸟。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我看你只会把自己摔下马。”
田贵异常烦燥，吃了午饭就睡了下去。他把自己往死里睡了两个钟头，醒来后洗了把脸，然后又扛着脑袋去了区政府。这个下午聚集的人没有上午多，但动静比上午大。程易生死活不出来见他们，他们便知道程易生是故意在回避他们了，便愤怒地冲到他的办公室前砸了几下门。所谓砸其实也就是用脚踹了几下，再用拳头擂了几下。然而这在晚上程易生召开的紧急应对会议上却被定性为冲击区政府，属一级恶劣的暴力事件。程易生要求公安分局立刻展开调查，该抓的就抓，该关的就关，还要求各级有关组织对有关人员施加压力。
次日，从早上到中午，至少有十个人分别被分局传到了局子里问话。田贵自然十分光荣地名列其中。
警察问他：“老不死的，闹什么闹？”
田贵扬眉怒目地说：“不闹会饿死。”
“我看你就配饿死。五六十岁的人了，跟那些街道上的地痞流氓一样，你好意思不？”
“人都快饿死了，还在乎什么流氓不流氓。”
“你这样子即使不饿死也会被杀头。”
“你别吓唬我，现在不兴杀头。”
“吓，老狗日的你还懂点，既然懂点，为什么不懂得最好别闹了？”
“不闹会饿死。”
“社会主义饿不死勤快人，只会饿死懒人。老狗日的你是个懒人吗？如果是的，那我劝你趁早饿死算了。”
“既然是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卖厂子？”
“虽然卖厂子，但又不是卖给资本主义，卖的还是社会主义呀，那有什么关系呢？再说，扯鸡巴蛋，你谈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我们不说这个，只说你犯了法，明告你，服了呢，就放你走，不服呢，就关你几天，什么时候服了什么时候放。”
田贵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先出去了再说，就说服了。于是在分局呆了三个多小时后他又获得了自由。但他真的已经豁出去了，绝没有一点悔改的意思，闹是一定要闹的。次日便又纠集了几个从分局放出来的同事，又涌到了区政府。不过这次他们学乖了，不再动手动脚，只是嚷嚷，骂娘，自我打气说，国法并没有不准人骂娘。
程易生还是那一套，避而不见。
田贵他们便商量说，不行，这样耗下去不是个事，程易生肯定是见不到的，那就去找市里，再不行找省里；总之不搞个结果出来不算完。虽然很多人还是害怕的，但又想不闹确实也不行，只得硬着头皮往上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