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儿姐,城里的学校,为什么不要我呢?”蚂蚱问。
“他们嫌我们是农村人。”菊儿回答。
“为什么呀?”蚂蚱实在不明白,农村人到底怎么啦,怎么就不能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坐在城市的教室时读书?
“是啊,为什么呢?”菊儿想。
城里的高楼大厦,很多是农村人建起的;城里的很多道路,是农村人修的;城里的很多街道,是农村人清扫的;城里的很多厕所,是农村人收拾干净的;城里的很多孩子,是农村人看护着长大的;城里人吃的每一粒粮食,更是农村人辛辛苦苦种的……甚至城里
医院用的血,也很多是来城里打工的农民捐献的。
离开了农村人,离开了来到城里的农村人,城市几乎一天也存在不下去,城市人几乎一天也活不下去。可为什么,城市要恩将仇报,如此蔑视农村人?不但不愿意敞开胸怀接纳农村人,甚至连他们的孩子,也不能在城市里得到一间小小的教室、一张窄窄的书桌、一册薄薄的课本……而城市人的孩子,却可以在高楼大厦里读书,在碧绿的草坪上踢球,在冬暖夏凉的
图书馆里看书。
菊儿知道,这一切,别说孩子不明白,就是成年人,也未必想得通。可是,想不通又有什么办法?这就是现实啊!
城市,对农村孩子来说,曾经像极了梦中的天堂,那高楼大厦、宽阔马路、如水的车流、如童话的公园,都是那样美丽,那些迷人。可是,当这一切真的就在眼前时,为什么突然就变得那样冷酷无情?
这一切,公平吗?
然而,菊儿不能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全都告诉蚂蚱。她不想让蚂蚱过早知道这些残酷的现实,从而仇视城市,仇视面前的世界。毕竟,这些问题对还是孩子的蚂蚱来说,太过沉重了。再说,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说不定有一天,城市也会转变观念,用宽容和慈爱的胸怀,去接纳农村人,去善待农村人的孩子。
想到这儿,菊儿微笑着对蚂蚱说:“蚂蚱,城市的学校不要咱,咱就自己在城里办个学校。菊儿姐教你,好不好?”
“真的吗?”蚂蚱望着菊儿姐的眼睛,有点儿相信,又不敢全信。
“姑娘,像蚂蚱这样,跟着父母来城里打工,却上不了学的孩子多吗?”一直在听他们说话的“烧鸡王”,这时候插话说。
“不少。”菊儿回答,“据我所知,只是咱们一个县,像蚂蚱这样在城里上不了学的孩子,恐怕就有几十甚至上百个。”
“真有这么多?”“烧鸡王”很吃惊,“要是这么多孩子都没学上,将来可是个大问题。”
第七章 雨后6(2)
“差不多。”菊儿回答。
“你真想在城里办一所这样的学校,教蚂蚱他们读书?”说这句话,“烧鸡王”也望着菊儿的眼睛,仿佛想从中找出一个肯定的答案来。
“烧鸡王”这一问,反倒把菊儿问住了。
菊儿知道,话虽那样说,但如果真要办一所学校,又谈何容易?校舍去哪里找?教室去哪里找?教师去哪里找?而办学校的钱,又从哪里来?即便想尽办法办起了学校,城市的政府又会批准吗?所以,菊儿只好低下头,沉默了。
菊儿的沉默,让蚂蚱明白了一切。他知道,菊儿姐只不过是那样说说,安慰一下自己。于是,蚂蚱对菊儿姐说:“菊儿姐,你别难过。我现在不想上学了。等病好了,我就去垃圾箱里多捡些废品,多到收购站换书看。”
蚂蚱的话,使菊儿忍不住流下泪来。
听着蚂蚱的话,看着菊儿的泪,“烧鸡王”拄着拐杖,默默走到病房窗口,一言不发地望着外面喧闹的城市。良久,他才缓缓转过身来,一字一顿地对菊儿说:“姑娘,你真想办学吗?”
“真想。”菊儿回答。
“好!”“烧鸡王”将拐杖头用力地砸在地上,大声说:“这学,我帮你办!”
草根儿 第三部分
第八章 办学1(1)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菊儿和“烧鸡王”谈论最多的,就是办学的事儿。
虽然在他们谈论时,蚂蚱根本插不上嘴,但是,一种无比兴奋而又激动的情绪,却把他深深感染了。
这样,给菊儿姐和“烧鸡王”爷爷端茶倒水的活儿,就被蚂蚱全部承包了。他非常喜欢做这些活儿,仿佛这样一来,自己也参与到了办学这个计划中。这可不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计划,它是那么伟大啊!
不止一次,蚂蚱问菊儿姐,学校什么时候能够办成,自己什么时候会坐进教室里读书,再听菊儿姐——不,那时候就是菊儿老师了——讲课。可是,每一次,菊儿姐都会微笑着对他说:“别急,别急,学校会办起来的。”
说是不让蚂蚱急,其实,菊儿姐比蚂蚱还急。
离出院的日子还有两天,菊儿就耐不住了。就在医生来查房的时候,菊儿对他提出了出院的要求:“医生,我要出院。”
“不行。”医生说得很干脆,“你的病还没有好彻底。”
“没事儿,不就差两天了吗?”菊儿辩解道,“出院以后,我自己会注意的。我的身体能顶得住,而且,饭店还有很多活儿要干。”
“既然只差两天了,你为什么不再等等?”医生笑着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要慢慢来,心急是不行的。活儿再多,身体也要放在第一位,没有了一个好的身体,你什么也干不成了。不能光顾挣钱,不要命啊。”
“还是等到正式出院吧。”看着菊儿依然苍白的脸,“烧鸡王”也劝她,“办学不是一两天的事儿,明年开春学校能办起来,就很不错了。”
“明年开春?那可不行。”菊儿说,“学校早办成一天,孩子们就可以早一天上学。孩子们一天天在长大,早一天坐在教室里,就早一天能看到希望。”
“姑娘,你想在城里办学?”听到他们的对话,医生也很感兴趣,“你准备办什么样的学校啊?”
“农民工子弟学校。”菊儿回答。
“农民工子弟学校?”医生很吃惊,“你是说,专门给农民工的孩子,在省城办一所学校,让他们也像城里的孩子一样,有书读、有课上?”
“是啊。”菊儿说,“城里学校不收他们,我们只能自己帮自己。”
“这是件好事情。”医生说,“可是,真要办学,却没那么容易。校舍、教室、老师、学生,尤其是办学经费,都是问题。这些,你都考虑了吗?”
“我知道。”菊儿说得的清晰而有力,“由简到繁,从小到大吧,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只要有学上,我们不怕吃苦。再说,还有这位大爷的支持。”
说着话,菊儿满怀感激地向医生指了指“烧鸡王”。
“不错。”“烧鸡王”说,“条件艰苦不怕,越是条件艰苦,孩子们越知道努力,越知道珍惜,将来也才可能越有出息。想当年,我出去拜师傅学手艺时,住的是草棚,穿的是破衣,吃的是剩饭,每天还要干很重的活儿,现在不也过来了?人年少时多吃点儿苦,不是坏事情。”
听到这些,医生点了点头。
不过,他还是没有答应菊儿提前出院的要求。他对菊儿说:“姑娘,这样吧,你再安心住两天,等病好彻底了,再攒着劲儿好好办学。不然的话,如果办学中间又病倒了,那还不更耽误事了?”
“还是先治好了病再说吧。”“烧鸡王”也劝菊儿,“办学的事儿,你在
医院里住着,也可以筹划。把事儿想好了,想清楚了,办起来就更快更稳妥。”
既然这样,菊儿也就不好再勉强,只好暂时不出院。
不过,不出院是不出院,菊儿并没有老是在病房里躺着。通过当护工的彩蛾,菊儿又认识了不少在医院里打工的农民,他们有的是保洁员,有的是清洁工,有的是锅炉工,有的是花工,还有的是像彩蛾一样的护工。
在和他们的谈话中,菊儿知道,他们中不少人的孩子,也像蚂蚱一样,在城里无事可做。乖一点儿的孩子,会帮着爸爸妈妈做些事情,或者去街上捡点儿可以卖钱的废品,补贴一下家用;不乖的或者调皮捣蛋的孩子,就会跑到
电子游戏厅、网吧里玩儿,时间长了,有的就和社会上的一些坏孩子混到了一起,干起了小偷小摸的事情,有时甚至还会和人打架。
每当和菊儿谈起这些时,有的爸爸妈妈就会叹着气,说:“要是城里的学校收这些孩子,让他们上学,该多好啊。可是……”
菊儿知道“可是”后面的话是什么:可是,没有学校愿意收他们的孩子。
“如果这附近有咱农民工自己办的学校,你愿意让孩子去上学吗?”菊儿每一次都这样问他们。每一次,她也都会得到相同的回答:“那当然好。只是,学费不要太贵了,太贵了咱就是想让孩子上,也上不起。”
等到了正式出院的日子,菊儿的笔记本上,已经记下了十多个孩子的名字和他们的联系方式。在这十多个孩子中,和蚂蚱年龄差不多大的,就有七八个,只不过,有的曾经上过学,有的从来没有走进过教室,哪怕是幼儿园的教室。
看着这些孩子的名单,“烧鸡王”不禁流下了泪。他对就要离开病房的菊儿说:“姑娘,我在
医院里等你的消息,需要什么,随时来找我。”
回到饭店后,菊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经理辞职。这让经理很是吃惊,她十分不解地问菊儿:“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儿?”
“没有。”菊儿平静地回答。
“那是嫌饭店给你开的工资低,想跳到别的饭店干?”经理说,“如果真是这样,工资的事儿还可以再商量。”
“也不是。”菊儿说,“您给我开的工资,已经够高了。”
“既然不是嫌工资低,那又是为什么呢?”经理更加不解了。
到了这个时候,菊儿就很难不说出实情了。毕竟,经理对自己不错,从当服务员到做领班,自己在饭店所有的员工中,是升职最快的人。
“我想办所学校。”菊儿说。
“办学校?”经理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这是她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理由,“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学校可不是想办,就能办起来的啊。”
“这我知道。”菊儿回答,“我实在不忍心那么多农民工的孩子,在城里没有学上。他们现在都还小,真的是耽误不起。”
“有人帮你吗?”经理知道,单靠菊儿一个人的力量,绝对不可能办起学校的。毕竟,那不仅仅只是一腔热情的事儿,而是需要一大笔资金的。
“有。”菊儿把写好的辞职书递给经理,“他是我们县的一个全国
人大代表,因为烧鸡做得远近闻名,人们都叫他‘烧鸡王’。”
“这么说,你是铁了心要辞职了?”见菊儿说得如此肯定,经理很是无奈地接过了辞职书。然而,经理并没有翻开辞职书看,而是又对菊儿说:“菊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什么办法?”菊儿问。
“你先不要完全辞职。”经理回答,“白天,你可以跑办学校的事,晚上再回来上班。不过,领班肯定是不能做了,但你可以做大堂琴师,每天晚上来饭店弹几个小时钢琴。工资还照从前一样,按领班的职务开。这样,万一学校办不成,你也有个退路。你看这样行吗?”
经理的办法,也是菊儿完全没有料到的。
虽然有几次,菊儿的确临时救过场,在大堂里弹过几回钢琴,但那都是因为请来的大堂琴师病了,实在没有办法,才硬着头皮上的。
如果真让自己做大堂琴师,还真不一定能干下来。毕竟,自己不是专业搞艺术的,弹钢琴也只是在上师范时学过了一些。而做大堂琴师的,即便不说个个是艺术家,最少也该是艺术院校的毕业生,或者,在市里、省城,拿过比赛名次的。
“我弹不好的。”菊儿说。这的确不是借口,而是她的心里话。要知道,经理这样做,也确实是为自己好。
“你能行的。”见菊儿这样说,经理似乎也明白了她的心思,“要不,就这样定吧。今天晚上,我给原来的大堂琴师说一下,她跟我们签的演出合同也到期了,而且上星期也曾因为出国的事情,向我表示过,不想再续签合同了。”
经理的一片诚心,菊儿自然不好拒绝,只好十分感激地答应了。
“谢谢你。”她对经理说,“我尽力把琴弹好吧!”
“这就对了。”经理也很高兴,“如果办学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说。在这个城市里,我比你多认识一些人。”说完,经理又把辞职书还给了菊儿。
经理走后不久,菊儿也离开了饭店。既要办学,又要想办法适应新的工作,菊儿有很多事情要做。对她来说,现在的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
骑着借来的自行车,菊儿穿行在省城的大街小巷里。一是到书店转转,买几本新的钢琴谱;二是四处看看,找一找适合做教室的房子。
然而,钢琴谱好买,适合做教室的房子却不好找。好不容易找到的几处房子,不是太大,就是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