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井刚开始运营时，矿工们都觉得自己是福特公司家族的一员。“我能与在密歇根的迪尔伯恩工厂的员工以同样的优惠价购买福特汽车，”从1974年开始就一直在工厂做工程师的丹·舒尔茨说。矿厂的经营理念与福特公司一致，即对于一些不太复杂的事情，只需要由当地的两个领导人做出决定。1974年，福特和奥格勒比·诺顿决定将铁矿石颗粒年产量从二百四十万吨提高到六百万吨。这需要在两年内增资三点五亿美元。为了筹集资金，他们吸纳阿姆科钢铁公司和两家加拿大公司——加拿大钢铁公司和领土铸钢厂为合作伙伴。增产改变了矿井的面貌。1974至1976年间，矿井招聘了六百三十九位年轻且没有工作经验的雇员，老工人们抱怨这些新来的没有工作热情。尽管埃弗莱斯矿的经营权还主要为奥格勒比·诺顿掌握，其他五家合作者也都各有自己的打算。“我们没有父母，身份也不明确，”舒尔茨说。同时，奥格勒比·诺顿公司内部也出现了问题。1975年11月10日，诺顿的标牌货船，吃水七百二十九英尺的埃德蒙·菲茨杰拉德号，因遭遇雷雨而在苏必利尔湖沉没。船上有二十名船员，准备将足够制造七千五百辆汽车的铁矿石颗粒运往底特律。后来戈登·莱特富特创作了一首歌曲“埃德蒙·菲茨杰拉德的沉没”，使这一悲剧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里。
1977年，杜格·威尔逊成了矿上的总经理。矿井扩建后，他和其他高层管理人员去克利夫兰参加会议。“五位老板都派代表去参加会议，每位老板也派了律师和会计问你诸如‘为什么用油量这么大’这样的问题，”威尔逊说，“但当福特是惟一的老板时，做决定就容易多了。”
每个月，这些老板们也都会乘坐本公司的专用飞机飞往希宾，在矿井召开一整天会议。“他们就像一大群海鸥一样猛扑到矿上：制造噪音，吃光所有的食物，还留下很多垃圾，”舒尔茨说，“我们这些当地的管理人员没有任何权力，奥格勒比·诺顿必须就所有的预算和计划问题在五位老板之间协调，甚至克利夫兰也没有决定权。”这一现象招致当地商人和政客的普遍批评，他们说奥格勒比·诺顿不可能像那些独家经营的矿厂一样管理好一个公司，也不能像后者那样建立良好的劳动关系。此外，颗粒制造厂和矿井之间长达九里的铁路也给埃弗莱斯矿带来了巨大灾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铁燧岩的价格急剧下跌，这使人们不得不怀疑埃弗莱斯矿出产的铁矿颗粒价格是矿山最高的。
第一部分 走进远离法律的矿山第二章 矿山的男人（3）
最先生活在荒地最北端的奥吉布瓦部落称这个地方为梅萨比——意为“睡在土里的红色巨人。”1892年，当梅里特在此地发现“红金”时，这里还是草木丛生的荒地，作为点缀的仅有沼泽、湖泊及几个木头搭建的小屋。但到1900年，来这里的人已经超过两万三千。二十年后，矿山的人口数目已激增至十万多人。为了在矿井附近新建村庄，森林被烧掉了，树桩也被砍掉了。1892年至1925年之间，梅萨比共兴建了一百七十五个城镇。在希宾，平均每个星期都会新建三栋大楼，因为矿工需要旅馆、公寓和矿井附近的居住区，他们还建立了棚户区，这样他们便能在任何希望的地方定居。这里的卫生条件非常原始，人们将污水和垃圾直接倒在露天的大坑里，成群的牛和鸡在街上随处可见。1908年，一位记者曾对埃弗莱斯的一条街道如此描述“一大排旅馆、民宅和澡堂，楼与楼之间没有什么距离，每条街都非常拥挤，每个街区都有几间家庭洗衣房，路边也都有一排牛圈”。1909年，在埃弗莱斯城附近的斯巴达市又发现了铁矿，因此，整个城市便迁至吉尔伯特附近。后来梅萨比、梅多、亚得里亚、利昂纳达斯、斯宾那、贝尔格莱德、埃尔科和希宾也发生了类似的迁移。
1918年，在希宾最主要大街的地下发现了铁矿，于是，整座城市用了三十年的时间逐片迁移。鲍勃·迪伦在他的一篇墓志铭中描写了这次大动荡。
（这是一个濒临死亡的城市）
一条铁轨躺在地上
说我和朋友们的父辈曾在这里掘金
后来从北希宾迁至南希宾
古老的北希宾
荒芜了
死了
和它的旧石头房子
在风中消逝
久未开过的窗户
塌了
残垣断壁上长满了青苔
希宾市对铁矿公司征收的税率非常高，对后者而言，这是个沉重的负担。1923年，单靠税收就能在这个城镇投资三百八十万美元建一所非常豪华的高中和大学——那是当时全国投资最大的学校。采矿收入使矿山所有的城镇都很富裕，他们拥有全国最好的学校和工作。在某些地区，采矿业缴纳的税收甚至占总税收的百分之九十九。与希宾的情况完全不同，明尼苏达州大草原早期的拓荒者是全家乘坐着大货车到那里的；而最早在矿山定居的都是孤身前往的男人，并且大部分都是来自欧洲，没受过什么教育，他们来到这里挖矿、修建铁路、砍伐森林然后把赚到的钱寄回家。他们顽强地生存着，这种精神也一代代地传了下去。1895年的调查显示矿山的男女比例是五比一；1900年变为二比一；1930年之前，男女比例就已经持平了。但这时医院里仍然没有为女性提供任何设备；沙龙是社会生活的中心；卖淫和赌博猖獗；周末，酩酊大醉的男人们经常打架。对妇女来说，那个时候的生活非常可怕，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写到：“据说，即使（在寄宿公寓）每天的薪水能（高）达五美元，女人们也通常会拒绝这份工作，因为她们一坐上从德卢斯来的火车，就会遭遇乱写乱画。”
明尼苏达州早期的拓荒者大部分是来自欧洲北部和西部的移民，他们是1840－1890年间到美国的移民潮中的一部分。十九世纪后期，当梅萨比急需劳动力时，拓荒者主要是来自欧洲东部和南部的移民，他们首先涌入纽约，在那里，矿上的猎头带他们乘火车去明尼苏达州北部。因为大量的开采工作完全可以由技术不熟练，且不会说英语的劳力来完成，很快，矿山就成为旧世界语言和文化的熔炉。到1910年，就已经有二十五个国家的人来到这里。为躲避俄国查尔·尼古拉斯二世的政策而逃往美国的芬兰人占了移民总人口的二十五百分之，位居其次的是来自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的移民，再次是瑞典人、克罗地亚人和挪威人。
等级制度很快在这里建立起来。昂格鲁－撒克逊人及斯堪的纳维亚人或“白人”，瞧不起他们称之为“黑人”的南欧人。他们讥笑新来的移民为“芬兰人”、“民工”和“意大利人”，讽刺他们像猪一样生活、把妻子当成奴隶并普遍懒惰。酗酒的“黑芬兰人”被认为是麻烦制造者，但仍有一部分“戒酒的芬兰人”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红芬兰人”即被用来指那些社会活动家和各种联合会的组织者。
宗教信仰也是进行群体划分的标准之一。斯堪的纳维亚人到路德教会的教堂礼拜；而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伐克人修建了天主教堂；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修建了东正教堂；芬兰人的信仰则各不相同。这种划分在许多城镇都自发产生。弗吉尼亚有“芬兰城”，奇瑟姆芬兰人居住的地方被称为“猪城”和“芬兰地狱”。希宾和弗吉尼亚的居民主要来自北欧，他们自称为“白人城”，但奇瑟姆和埃弗莱斯却被贴上了“黑人城”的标签。
五十年代中期矿井的新生引发了矿山最后一波移民潮：能在矿井找到好工作的许诺，使明尼苏达州南部和西部难以维持生计的农民来到矿山。在这波移民潮中，当地人嘲讽地称他们为“抢包的”，因为他们到当地的矿井或建筑工地找工作时总是大包小包的一堆行李。
詹森家族就是这批“抢包的”当中的一员，1956年他们到了巴比特，那时，洛伊斯只有八岁。而两年前，这座城市除了梅萨比最东北端美丽的原始森林外，什么都没有。1954年，储备矿厂就在这片荒地上开始建设巴比特，并雇佣了一千名劳工。拖车将近一千三百套可移动房屋拖到这里，另外还建了一座学校和排水系统。
在明尼苏达州西北部一个叫尤伦的小镇生活时，詹森他们自己种植蔬菜，吃自己养的鸡，食物中都不含铅，每周六都会用烧木头的炉子将锡制浴盆中的洗澡水烧热。相比这种乡村生活，他们在巴比特的生活却异常简陋。1948年2月，在一个暴风雪的天气中，洛伊斯，这个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出生了，但家里的车发动不起来，约瑟夫·詹森就把一辆拉草的车套在马上，把孩子放在车上带回家。在巴比特，每家都住在光秃秃的街道两旁的可移动房屋里，每个父亲也都在矿上工作，赚取相同的工资。洛伊斯和她的兄妹的祖父母及外祖父母都是挪威人，他们生平第一次与意大利人、芬兰人及南斯拉夫人一起生活。在尤伦上学时，学校里只有一间房子，但现在学校每个班都有三十个孩子。矿工的高收入使妻子们无需工作，因此，这些年轻的夫妇很快就生育了很多孩子，他们被称为“巴比特的兔子”。
巴比特的发展非常快，但得不到矿山其他社区的认可——只有当某个家庭已经在矿山生活达三代以上时，才有希望成为当地人。
第一部分 走进远离法律的矿山第二章 矿山的男人（4）
这些移民在矿山所获得的经济保障和他们新出生的孩子，弥补了他们在家庭和社会关系方面的损失。每逢假日，詹森一家就会挤进车里，驱车四个半小时回故乡去探望祖父、外祖父、叔叔和阿姨。
来自各地的移民最终还是紧密团结在一起，其原因之一即为他们与矿厂管理人员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可以追溯到梅里特兄弟将公司拱手让给约翰·洛克菲勒时期。此后，矿厂为数家大型非国有公司所有，并为美国钢铁公司掌控。这些所有者无需劳动只关心产量问题，却忽视工人的需要和要求。1907年7月，西部矿工联盟组织了一次非常激烈的罢工，参加者主要是芬兰劳工。罢工者要求增加安全措施，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废除不合理的“矿工工资取决于他们每天装载的车皮数量”的工资制度。通常被称为“琼斯母亲”的玛丽·哈里斯夫人，是美国矿工联合会的一位资深成员，她在七十岁时来到矿山领导罢工。罢工持续一个月后，公司招聘了大批来自希腊、意大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南斯拉夫黑山区的人，罢工因此而结束。此后，芬兰人因积极参与罢工而上了矿厂的黑名单，他们只有在木材厂或农场才能找到工作。罢工结束后，在美国钢铁公司的附属公司奥利弗采矿厂工作的芬兰人的比例一下子由百分之十八降至百分之八。这个黑名单使芬兰人成为矿山最贫困的种族之一，这种情况持续数年之久。因为如果拿不到当矿工时的高收入，要在这个土地贫瘠且农作物耕作期很短的地方生存是非常困难的。
1916年，当世界工业工人联盟动员一万五千到两万名工人罢工时，新招聘的那些人也参加进来。此时，生活水平、工资及工作场所的安全状况依然低于标准水平。仅在1906至1916年间，就有七百名矿工殉职。另外一位女强人，伊丽莎白·格利·弗林，又被称为“反抗女神”，乘坐一辆面包店的卡车在矿山奔走，为参加罢工的工人发表演说。这次罢工持续了三个月，但当工人们没钱维持生计时，罢工也就以失败而告终。他们的任何要求都没有得到满足，然而数月后，美国钢铁公司却将工资普遍上调百分之十。作为美国钢铁公司附属公司的奥利弗公司也开始改善矿工的工作条件。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开始建构精密的内部间谍网络，以查出罢工组织者并将其列入黑名单。直到1935年国家劳动关系法通过后，劳工联盟才获得进行集体商议的权利。该法又被称为瓦格纳法案，它可能是对铁矿山的生活影响最大的一部联邦立法，因为这部法案真正承认了组织矿工的合法效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几家矿厂均与劳工联盟签了合同，但美国钢铁公司直到1943年才与全美钢铁工人协会订立协议。
从此，全美钢铁工人协会便对铁矿山拥有强大的控制权。这些主宰矿山政治生活的联盟是成立于1944年的明尼苏达州自由民主农工党（DFL）的中坚力量。DFL，这个由民主党和受斯堪的那维亚影响的农工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