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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范健就不一样，虽然他也有可以出去做大师傅的本事，但他却没有这个胆量，被红卫兵用酷刑修理的时候，他的胆就丢了，这一辈子都不敢再对任何人说个“不”字。他老老实实地守在厂里，永远都是被领导。就是他拿着那本《发息凭证》的小册子去找政府，也不敢大声要求，被人一敷衍，也就乖乖回家了。
陈依琪来到老工友身边时，什么话也没说。这些老工友都是实心眼，一见陈依琪的神情，就猜出了八九，也知趣地不再问了，一个个垂头丧气的默默在离开。他们的思想早已被党的烙铁熨平，对党的感情也忠贞不二，他们不会愤怒，甚至不会跟随大伙去找政府抗议，再多的苦水也只会自己咽下去。党和政府是在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自己受党和政府教育多年，党和政府曾经给了自己莫大的荣誉，自己怎么可以为了一己私利去添党和政府的麻烦呢？
范健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上，两行泪水终于忍不住冲了出来，他越是想忍，浑身抽搐得越是厉害，喉咙张得更大，鼻涕眼泪止不住地往外冒。
一个老男人强忍哭声的抽咽，陈依琪看得啮心，也跟着就流下了泪。她实在是无能为力，她可以劝说朱弘友，但她没有朱弘友手里的权力。她只得背诵那些又陈旧又拙劣的抚慰的语句，用她的玉手真诚地安抚他的脸，她还信誓旦旦地让他在家先等着，待工厂转制结束，会第一个就通知他回来厂里上班。
范健克起身走了，临走时他狠抹了一把脸，那张苍桑苦涩的脸，突然就显现出一副不屑的神情来，双眼射出鄙屑的目光，破天荒愤恨地大声骂了句：“杂种，从来就不讲信用！”
范健骂人的神情和他离去的背影，陈依琪刻骨铭心。
食品厂后花园有块空地，周围都是些古树，古树依然生命力旺盛，枝繁叶茂，绿郁葱葱。唯独边上有棵孤零零侏儒般的歪脖子树半死不活，象个偏瘫，一半已经枯死，另一半的顶端稀疏的绿叶还能证明它仍旧活着。歪脖子树的树干满载着岁月的严酷，粗糙苍老的树皮上全是丑陋的皱纹。据说解放后，在“肃反”、“三反”、“五反”、“四清”到后来的“文革”中，都有人选择这棵歪脖子树上吊自杀。一直有人想要刨掉这棵歪脖子树，但因为它前后曾经要了七个人的性命，都说它已经成了精，有了灵性。光有人喊，却没人真敢去刨。
这天夜里，在市食品厂工作了二十八年的范健，成了吊死在这棵歪脖子树上的第八人。范健死时穿的是一件工厂白色的工作服，口袋里还揣着那本《吴梁市公私合营企业发息凭证》的小册子。
处理范健后事时，这本小册子便落到了陈依琪的手里。陈依琪为范健收藏起这本小册子时，觉得一切都象是在轮回，不知这社会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为什么被伤害的总是这些最弱势的人？对范健的的死，陈依琪感到愧疚，她是厂里见到他活着的最后一人，要是自己多陪他聊一会，多和他说些道理，让他开窍，或许他也就不会寻了短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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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依琪进食品厂工作，一晃二十多年了。她是下放户的子女，多谢了邓小平，在他第二次被打倒之前，为了恢复国民经济，他力主整顿了各行各业。那几年，政府从下放户子女中招收了一大批工人回城里工厂学徒，从十四岁到四十岁都有，陈依琪也在其中。城市的记忆虽然模糊，但她对城市的生活适应得很快。市食品厂象个公园，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真象是在过神仙日子。食品厂没什么重活，坐在作台板前捏面团和在自家的厨房里做点心没多大的区别，这比起在苏北毒日下做农活来，简直有天壤之别。
陈依琪非常热爱也特别珍惜这份工作，每天上班都兴冲冲的来，下班后心里还会有份眷恋，就是让她二十四小时都忙在厂里，她也都不会感到厌倦。别说是将自己的青春，就是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这家工厂，她也无悔无怨。下班后的大多数时间，她仍心念着工厂，尽管她学历不高，书却啃了不少。本市新华书店里能买到的有关食品工业、经济管理、改革开放方面的书籍，她都会买回来，而且一本本的认真读，比读当时流行的琼瑶言情小说兴致还高。
陈依琪原来的名字叫陈红，整个吴梁市里与她同名同姓的人居然有三万八千人之多，光食品厂内就有四人，被大家叫成“胖陈红”、“瘦陈红”、“大陈红”、“小陈红”加以分别，她就是那个“小陈红”。在领身份证的时候，她总算是将名字改成了现名，新名字听起来就像琼瑶小说里女主人翁的名字，但她觉得这名字挺时尚，好洋气，自己很喜欢。小凤子的名字原本叫“家凤”，吴梁市里也不下有一万人起了这个名字，也是让陈依琪劝着去派出所改了。但小凤子的名字改得不是很成功，因为在吴梁市里改成“嘉凤”名的人，还是不下五千。
“小陈红”人长得秀气漂亮，又聪明刻苦好学，领导和工友们都喜欢她。她开朗的性格和她努力的表现得到了大家的充分肯定，也为她赢得了不少的荣誉。大家推举她做了班组长，做了车间主任，做了共青团的总支书记，工厂还送她去无锡轻工学院开办的食品企业技术培训班接受了一年的职业培训，回厂后她就当上了负责生产经营的副厂长。在她抓生产经营的那二年里，工人们拿到的奖金是那些年里拿得最多的，因此她也获得了大家的的拥护。
但几年以后，市食品厂受到了个体户小作坊的冲击，大量的产品开始出现滞销，一度到了快要关门的地步。后来，工厂搞了承包，才开始又有了转机。工厂搞承包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企业走向市场的初级阶段，无论它的效果如何，比起一贯由党一元化领导的原有工厂体制，对当时的企业乃至社会都是一大进步，它与农民的土地承包一样，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
陈依琪成了厂里工人们一致推选出来的唯一承包人人选，这极大地激发起了她心底里的那份要投身改革，大展鸿图的雄心。尽管她没背景，上面的领导一个也不认识，但她对扭转工厂困境有信心，也有可行的方案，更主要的是她得到了工厂里大多数人的支持。
可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是“关系”，时尚的是“走后门”，吃香的是“批条子”，无法让她凭借聪明和努力去促使她的志愿成为事实，也无法让大多数人迫切而理性的愿望成为现实。
工厂让谁承包，工人们说了不算，只有上级领导说了才算。承包人也搞竞选，但那只是走过场，明摆着是做民主的样子。工厂第一届承包还被认定是个“政治任务”。在陈依琪做团总支书记时，当时的党总支书记想要亲自介绍她入党，还将自己一生的经验私下传授给了她：你必须永远都坚信不疑，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变化，只要是我们党执政，政治永远都是第一位的！陈依琪因此有了觉悟，但她年轻，太爱好穿戴打扮了，老党员都看不顺眼她，觉得她小资产阶级的情趣味太浓，这与党性原则格格不入，就为这一点，这党就没让她入成。她又是个女人，有关政治的大事，更不能让个女人搅局做砸了。尽管女人的社会地位，远比她们自己所争取的要高得多，但在关健时刻，这社会仍然还是要男人主导的。领导们随便设道门坎，就将蠢蠢欲动的陈依琪刷出了局。领导规定：参加竞选的人必须要高中毕业，而且要做过三年以上市场销售。最后，局领导的亲戚一位停薪留职的人被请出了山，成了第一届承包厂长。
职工们私下都在议论，要是当初能让陈依琪承包，这市食品厂的结局也许就不会是今日。这并不是说陈依琪会比别人更能耐，但她当时确实有广泛的民意支持，她确实比别人懂技术，对自己的企业更忠心、更用心、更尽心。
后来，广东产品很快进人了吴梁，台湾兄弟又来吴梁开了合资的食品企业，挤得本地的国营企业喘不过气来，生存空间越来越小，食品厂再次陷入困境。陈依琪曾经有过很多想法，想帮着工厂振作起来，但她成不了当家人，她的想法成不了决策，承包人继承的是旧制的衣钵，搞的都是家长制，根本就没有别人见解的空间，好象只有他们自己头脑里的想法才是智慧。承包人每年都在换，工人的收入越换越少，工厂更如日薄西山。到了朱弘友上任已经是第七任了，工厂全靠着贷款在发工资。
工厂第一任被人承包时，陈依琪就又回到了车间做了她的老本行，已经改口叫她“依琪”的工友们，有的又改回来叫她“小陈红”了。而她那企图演绎一曲平民企业家神话的野心也从此进入了冬眠，进厂以后，一路风顺的好运便开始告别了她。
每任承包厂长上任都会换一套班子，辞退一批工人。原本一家数千人的大厂，几任厂长承包下来，如今留下的只剩二百人了。在朱弘友上任时，也是一样要先开走部份工人的，陈依琪就在要被开走的工人名单里。
当时，还在工厂做业务员的小凤子先得到了消息，便悄悄跑到车间，将消息透露给了陈依琪。她听得傻呆了，忍不住当场就大哭。她当时的心情就象是一个被人抛弃的热恋中的女人，意外、委屈、羞辱、愤恨接二连三地涌上心头，交织在了一起，摧毁了她坚强的意志，抹消了她良好的素养，吞灭了她做人的自信。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为什么当时“下岗”对她的打击会那么大？
那天，陈依琪去厂长办公室找到了朱弘友。她始终在哭，她没有表白自己心里对工厂的那份依恋，也没有强调自己对工厂未来有着多么大的信念，更不去提她这一辈子理想的事业都寄托在了厂里。她泣不成声地一直在叙述着自己的家境，她一家五口人，丈夫没有工作，小女要上学，父母又多病，生活就全靠她的这份工资了……
也许是她那小鸟依人的模样和娇喘微微的哭声感动了一副弥陀佛面孔的朱弘友，在后来张榜的下岗人员名单里，便没有了陈依琪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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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依琪是第一次受到这样的伤害，她整天惘然若失，迷糊得象个高烧病人，迷惑得不知昼夜星辰，迷茫得象是身在雾海里，前后左右尽是些猛兽或陷阱，她感到了特别的害怕和孤独。
尽管如此，她还是发自于内心地感激着朱厂长，工作也更不敢怠倦。工厂等于就是承包人的，只要自己多干活，多为工厂作想，就是对朱厂长最好的报答。她的很多合理化建议都被朱厂长采纳，为工厂赢得了不少的利益，这为她也拣回了一些自信：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市场的竞争瞬息万变，难得做了工人的自己，仍能保持着一份敏锐的市场洞察力。
每年的月饼季节，是食品厂一年里盈利的关健，陈依琪大胆地建议朱厂长投产广式酥皮月饼和冰皮月饼，而且还认认真真的写出了一套方案。月饼新产品一面市，果然在市场上走红，让工厂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出尽了风头，也让朱厂长从此对她刮目相看。
有一次，厂里突然通知她星期天值班。这值班本来都是厂干部的事，她能有这机会，当然乐意，这是厂领导对她的器重，这也意味着她将多领到一天的工资。
她自己带着饭盒，一早就到厂里。一个上午她没停过走路，她虽然只穿一套衬衫和短裙，但还是走出了一身的汗。工厂的旮旮旯旯她都走遍了，她熟悉这工厂里的一切，她打心底里喜爱这工厂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以前工厂兴旺的时候，小偷也多，偷走面粉、油和糖是经常有的事情，现在工厂败落，小偷也很少再来。但她不敢马虎，这值班是份责任，工厂不能在自己值班的时候出丁点儿差错。
门卫老伯看不过娇柔的她被太阳暴晒，便劝她去办公室里憩着吹吹电风扇，能一个小时巡视一次厂区就足够了。她嘴上刚和王老伯说上几句闲话，便又急着四处巡视去了。她不怕太阳，她十几岁就开始做农活，莳秧、锄草、摘棉花什么都干过，夏天里晒黑了，冬天里又会变白。比起苏北大田里，在这厂区内走，还不等于是在公园里散步？
中午过了一点钟，老街上一片宁静，很多人都睡了午觉。她这才坐到办公室的沙发上，一边吃自己带来的饭盒，一边聆听着窗外飘来的清脆的知了声，顿觉心旷神怡，浑然是置身在诗情画意之中。
这时，朱厂长突然就出现了，他一屁股就在她面前坐下。朱厂长喝了不少酒，脸红得象是涂满了油漆，整个脖子根都象是要渗出血来。那眼睛红红的，贼光闪亮，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