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的人斗上了气，忘记了我的母亲站在站台眼巴巴地望着我。
她挤在人堆中，踮着脚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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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动了一下，慢慢开了，车厢里的人全都涌到窗口跟送别的亲人挥手告别，这时我才想到向站台望一望，我看到母亲慌乱而笨拙地朝我挥手（这是一个她十分陌生的动作，她可能是模仿了旁边的人），她的脸奇怪地扭曲着，给我一种想哭的印象，她声音变形地叫着我的名字，我看见她追着火车跑了几步很快就不见了。我受到了强烈的震动，这是我第一次受到震撼。我想我的母亲在站台的人群中一定悲喜交集，她想她的女儿考上名牌大学了，从此就会有好的前途和好的工作，她全部的苦就都有了回报，她想起她曾经骂过我长大以后找不着饭吃，想不到还有考大学这一新政策，她反复说要感谢党中央。
我对我母亲的感情回忆总是这两个固定的场景，这对于一个女儿，尤其是一个三岁丧父的女儿实在太少了。我不知道我是否给过母亲什么光荣，让她因自己的女儿自豪。也许只有十九岁去电影厂的那件事以及考上大学这两件事，但前者那光荣的峰巅很快就演化为一个深渊，这个深渊给她造成的惊悸许多年都没有消散，直到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好多年，每次我回家或她来N 城，她总要找一个我心情好的合适时刻，谨慎而心事重重地说一句话，这句话是：你不要再写诗了。
这句话总是盘桓在她的心中，我想她肯定听到了许多难听的话，她从不告诉我，这所有难听的话哺育出了这样一个茁壮的念头，这个念头生了根，拂之不去。
因此我想，无论我现在写了多少小说出了多少漂亮的书（这些东西对我是个极大的安慰），它们都不能给我的母亲带来光荣。这肯定不是她所期待的，当年我考大学的时候弃理改文，她一定感到了失望，她从来没有说过希望我以后干什么，现在我回想起她看医学院来实习的学生的目光，我想她最希望的就是让我读医学院，将来做一名医生。医生是一个有用的职业，作家有什么用呢？毫无用处。
她肯定是这样想的。
我想母亲养我这样一个女儿真是亏透了，小时候我从不跟她亲热，不跟她说话，把家只看做客栈（这是她的原话）。长大离家后也很少给她写信，有时半年才写一封，所有的信几乎都像电报一样简短无味，最长的信也从未超过两页纸。
我在过年的时候总是想不到要回家看看母亲，总是要她写信来提醒，我也极少给母亲买过东西。我现在想来想去，只想出来曾经给她买过一双鞋，除此以外就再也没有了。继父多次提醒我给母亲配一副老花眼镜，我总是忘了这件事，我也极少给母亲寄钱，我自私地想：家里已经没有负担了，母亲又领两份工资，我还是留着钱给自己买电脑吧。
我想，母亲养我这样的女儿有什么用呢？我的婚姻也总是不能使她满意，我的生活总是在动荡之中，我的工作至今还没有固定，我在N 城的家三年了也没能搬妥。我这样的女儿真是一点儿用处都没有，白白地让母亲操心。
我对家乡也是如此，在W 城与N 城，我从来不想念家乡，我不参加同乡会，不认老乡，不说家乡话。多年后，当我来到遥远的北京，回一次家真的是很不容易了。从B 镇到N 城，只需七个小时的火车、一个小时的汽车，同时N 城除了是城市，它的树木花草、饮食人文、地理气候与B 镇相去不远，它使我觉得这就是家乡，同在一个省里，怎么不是家乡呢？既然身在家乡还有什么需要强调的呢？
完全可以无所谓。只有到了北京，到了这样一个完全北方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不同，广大而寒冷，周围是永远也学不会的卷舌音。在这里，B 镇被远远地隔断，一年一年地不回去而变得越来越不真实，越来越像前世了，只有这时，家乡这个字眼，才连同一条河、一个船厂、一个码头、一条灰色的街，以及由于回忆而变得明亮和美好的鸡蛋花来到我怀念的视野中，我所有与家乡有关的文字，几乎都是这个时候写作的。
但在当时，在我只身漫游的八十年代，这种怀念还远远未到，它们像一些珍贵的人性的水滴远远地停留在云层里，要等到下一个十年才能降落到我身上，滋润我远在异乡的身躯。
让我接着本章的开头，叙述我的路途。在那次遍及西南几省的漫游（这个词我一直觉得用得不太准确，漫，这个字令人联想到神仙般的轻松从容，想起一蹬脚就能腾云驾雾的形式）之前我还去过两个地方，一是远在北方的京城，一是离N 城不远的北海。这耗去了我大学毕业后前两年的积蓄和当年的探亲假。
第一要去的地方是北京，这是一个深入我的骨髓、流淌在我的血液里的念头，它不用我思考和选择，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到那里。很早我就认为，我的目的地在北京，不管那地方多么远、多么难以到达、多么寒冷、多么虚幻，我反正就是要去。不知这个念头是否跟我在幼年时曾和B 镇唯一的一家北京人做邻居有关，在六十年代的南方边陲小镇，北京的确远得到了天上，凡人根本去不了，幻想到这个去不了的地方是我最大的快乐。六七十年代的生活没有给一个想入非非的女孩提供任何机会，到我插队的时候，我想只要我日后有一份工作，我一定把工资省下来先到北京看看。因此我到图书馆工作的第一年，三月份上班，九月份就拎着我的破旅行袋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我半年的积蓄只够来回的车票钱，我便住到在邮电学院工作的我的女同学的宿舍里。我一住就是十天，我一点都不懂事，既没有给她带任何东西，又不会说一句感谢之类的话，甚至也想不到跟她谈谈心。
当时她刚刚离婚，有一个远在异地的情人，她靠所爱的人的来信度日，如果在星期五她收不到情人的信，就会过不去周末。她该死的情人有妻子，从不提离婚的事情，我的同学只好满足于每星期收到他的信，她最大的奢望就是能跟他在同一个城市生活，能够看得见他，为此她准备放弃北京调到那个遥远的外省城市。
这些都是听别的同学说的，我从没问过她，虽然我的女同学也未必希望跟我谈心来获得安慰，但我对她缺乏感情却又要住在她的宿舍里（她有什么义务呢？），实在太糟糕了。回首往事，使我万分愧疚。在京逗留的最后两天，女同学说她的亲戚要来了，让我住到北京大学的学生宿舍去，一个男同学正当着一个班的班主任，他为我安排了铺位，另一个女同学从家里给我拿来了铺盖，于是我就高高兴兴地到北大住下来了，我一点儿都没有想到自己给同学们带来了什么麻烦，想不到这是一种同窗的深情厚意。此生我是欠定他们的情了。现在我跟他们在同一座城市里，却一直没有来往；我的孤僻、冷漠和心理障碍就像一片大海，阻断了我和他们。
跟我有过交往而心胸宽容的人从来不说我自私，他们说，因为我小时候独立生活的经历，使我不习惯想到别人。我乐于接受这样的说法。
我在北京逛了十二天，每天早出晚归，只吃面包和白开水，一个人去了八达岭、故宫、天坛等地方，觉得北京的天特别蓝特别透，空气特别好，看到了成片的金黄的树叶和红色的叶子，这在N 城是难以想像的。之后我便兴冲冲地回去了。
第二年我去北海。大海如同北京，也是我的夙愿。北海是离N 城最近的海，它没有花我太多的钱和时间。在北海最大的壮举是在沙滩上过了一夜，当时的北海还没有开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被炒得这样发热的一天，听说现在沙滩上满是伴泳女郎，要进去得花上许多钱。那时它只是一个临海的荒凉的小城，可以说得上是荒无人烟，我整日在荒滩上乱走，后来来了几个美术学院的学生，我注意到他们说要到沙滩上露宿，于是我尾随其后，在沙滩上他们目力可达的地方铺了几张报纸过了一夜。十分平淡毫无刺激，第二天我便离开北海回B 镇，提前结束了这次梦寐以求的大海之行。
这两次平淡无奇的旅行没有动摇我的信心，我深信某些事情正在前面等着我，它有着变幻莫测的面孔，幽深而神秘，它的一双眼睛穿越层层空间在未来的时间里盯着我。我深信，有某个契约让我出门远行，这个契约说：你要只身一人，走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去，那里必须没有你的亲人熟人，你将经历艰难与危险，在那以后，你将获得一种能力。
在大学毕业后的某一年，我带上全部的财产一百四十元就动身了。我所到的第一站是有熟人的地方：武汉。在武汉的码头上，一切都很正常。一个美丽的女人来送人，她大概有三十多岁，穿着一件黑色风衣，她吸引了所有的人的目光，人们情不自禁地要看她而不是看那些年轻的女孩，上了船的人纷纷到甲板上去，他们装做看风景实际上是看这个女人。然后船就开动了，那个女人消失得十分奇怪，人们刚刚回过神她就踪影全无了，令人惆怅不已。我想她也许是钻进某辆轿车吱的一下开走了。
总之这个女人使许多男人和一个女孩（就是我）惊叹不已，江轮在长江里浩荡而行，她美丽的倩影在男人们的头脑里就如同在江里的水一样，很快就流走不见了，只在那个女孩的古怪头脑里留下印象。
船开后不久我就随意走动，也许我的行为带有单身出游的印记，一下就被辨认了出来。一个闲转着的年轻男人（实际上并不太年轻，只是我缺乏判断力）跟我搭话，我看他穿着船上服务员的白色外套，我想假如他是一个坏人，找他的单位领导也是很容易的。
我装出一副见过世面、身手不凡的样子和他聊起来。事隔多年，我回想起这次经历，我觉得当时之所以心甘情愿地上当和上了当仍然不受伤害，仍然能继续漫长的旅途，这一切都归结于我良好的自我感觉。在那次旅途中，我总是提醒自己，我是一个真正的奇女子，不同凡响，一切事情均不在话下。
我不同凡响地告诉这个人我的真实姓名、年龄、工作单位，我强调说此行我只有一个人，开始时我并没有特别注意他的相貌，我总是不容易记住男性的相貌（相反，女人的容貌总是在我的记忆中长存），直到那人说他长得像日本电影《追捕》里的矢村警长时，我才注意到他的长相，他的确长得很英俊，他的五官和脸型在男人中是少有地出众，尤其是他的嘴唇和下巴，简直有点像电影明星。他一定以为我被他的长相迷住了，要不然一个女大学生凭什么对一个江轮上的服务员说出自己的名字呢！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解释了。
矢村凭着对自己相貌的高度自信，我则出于渴望冒险的个人英雄主义，这个故事自始至终阴错阳差。
矢村也许真不能算一个坏人，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他的真名实姓和家庭背景，在我失踪之后，我的同学把我的情况报告了单位的保卫科，组织出面轻而易举地就找到了他的家人，这使我的同学大惑不解，说这个人要骗人怎么还把真名和父亲家地址告诉你，让人一找就找着了。
回顾这个事件，矢村对我说假话的只有他的年龄和他已经结了婚的事实，事发之后他的妻子到我的同学家来找我，我面容憔悴地靠在同学家的沙发上，她一看见我就放了心。她剪着短发，长得清秀，但穿着打扮很普通，她放了心地说：我年轻的时候比你要漂亮，你到我这样的年龄连我还不如呢，只不过你是大学生，我是工人，但我跟他都过了十年了，都有两个孩子了。你也真有眼力，他说他二十七岁你就信了，他都三十七岁了。
她忽然想起了什么，她紧盯着我问：你们下馆子了没有？我说：下了。她又问：是谁出的钱？我犹豫了一下说：有时是他，有时是我。
她更加放心了，同时自豪地说：他这个人我知道的，如果你们有事，他肯定不会让你拿钱的。她的声音使我听起来有一种隔离感，虽然她就在我的对面，但她的话音却像隔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弯曲着才能到达我的耳朵。我听着这弯曲的声音（其实她是不自信的），心里想：真相是多么容易被隐瞒啊！只要你坚决不说，只要不说就什么也没有发生，只要不说就什么都不曾存在。只要你自己坚信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谁（连你自己在内）又能找到证据呢？
我不知道我当时是否这样想了。我既疲劳又混乱，没有任何记忆又时时被记忆所占据，在这两相相抵中是一片混沌的空白。
我麻木地躺在同学家的沙发上，听见门响，听见有人走近我，听见同学的声音在门口说：多米，单位保卫科的同志想跟你谈谈。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