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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奎马不停蹄地到了武汉跟李汉如密谈，李说这三年前的协议，不知现在还有没有用？狡兔死，走狗烹，说不定过一向我就要离开部队，到湖南去了。钟奎马上说：这不行，到时候，换个后生点的，仗还是要打，说不定把警备都用上，我还能坐得住吗？李就要他马上找被张作霖和吴佩孚排过的冯玉祥。好不容易跑遍了开封，才把刚从北平南下的吴一甲找到。吴一甲说：你大老远地跑这来，俗话都说“远亲不如近邻”，怎么还不去跟张作霖、吴佩孚套套近乎呢？钟奎说，你别看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后，在广州军队中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但是黄埔军校的教员和学生大多资历浅，也没有什么党务工作经验。就是他已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和中央组织部长，在用人方面给人的把柄也太多。首先是蒋介石把国民党组织大权全交给了因清理党务有功的陈果夫，这明摆着是用人唯亲。陈果夫拿着蒋的尚方宝剑，借精简之由，将组织部其他派系的人马全部调出，还特地把陈立夫拉进组织部，当了调查科主任，收集国民党内各派系的情报，另将CC系人马调进来，负责各科工作，这样一来，二陈虽然把持了国民党的组织人事大权，在国民党军队内形成了名副其实的“蒋家天下陈家党”，但是也使原来就四分五裂的国民党更加内讧。蒋介石这个总司令，不得不在政府的号令下，疲于奔命。这样下去，将来的政府还能站住脚吗？
吴一甲就说：不是武汉和南京又要闹分家吧？尽看你们南边闹笑话，我们这边更多。你看北平政府国务院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的颜惠庆、杜锡圭任，哪个不是饭桶？就是民国十六年6月上台的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张作霖，简直还在睡觉，用的还是军人的那一套，没人愿意送死的，迟早要垮台。那你上头的意思是，同意北伐军北上，共同对付张作霖了？这只是一小步，大步子还在后面，如果打完仗，咱们都要整编，我想怎么都不能让出地盘来，打一打，至少要在政府里安排些人，吴一甲说：咱们总不能回家种地去吧？哦，原来是这个，你不说，大家都明白了。
回到湖南，虽然司徒华和钟奎想尽办法，了解4&；#8226；12上海###武装事件后，南京方面的情况，但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只有邓世荣还时不时地通过绝密电台，发来点消息。这时大家才知道，蒋介石集团开始接受美英、日本等援助，条件是与共产党反脸和日本东三省利益。在此情形下，武汉国民政府形同虚设。武汉政府为了联合冯玉祥，决定第二次北伐，并于5月下旬占领了郑州、开封等地。这引起了扶持张作霖的日本人的担忧，在日本方面的邀请下，急需军援的蒋介石派出戴传贤赴东京与日本密谈东三省问题。而共产国际此时已经断绝了武器供应，武汉政府面临外交孤立，经济困难。蒋介石军事上的胜利，使他成为说一不二的独裁。
就在大家庆幸平稳过度时，安静的日子还没过几天，“清理党务案”又爆发了余波。5月17日，第35军军长何键所属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叛变武汉国共合作政府投靠蒋介石，何键立即响应，在湖南各地进行工农自卫队及共产党人。消息传来，唐家龙去找唐皆能拿个主意，唐皆能说：都是三湘子弟，还未全国统一，就在自家门里搞残杀，未免太有些过份。唐家龙说那我这位子还坐不坐啊？我不坐，大把人想坐呢？唐皆能说：这明摆着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的事，但我们也不能逼人太甚，否则两败俱伤，莫如找个人把这些队伍，带到一个偏远的地方，或许能保住你的编制。唐家龙一听：对啊，这不还得剿匪嘛！
可是大家想来想去，都找不到一个人跟共产党熟络的。唐皆能说，不是跟毛泽东打过交道吗？唐家龙说：民国十六年1月15日毛泽东赴衡山考察农###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全国农委书记。鼓励农民夜校，做好统战工作，禁赌，加强农民自卫军的领导。共十天。唐家龙派人前去问毛泽东，民国十五年，衡阳总工会筹备处，追悼北京“三一八”死难烈士，组织7000人示威游行，遭到100多人袭击，70多人受伤，次日邱海岚组织建筑工人2000人罢工。这件事知不知道？毛说当时在广州，湖南这边的事不清楚。自此与毛泽东没有了联系。
最后还是司徒华找到了武汉的李汉如，才知道毛泽东于6月18日，返回了湖南，担任中央特派员，专门处理何健兵变事件。6月24日毛任湖南省委书记，司徒华好不容易打听到了毛在安源一带，人还没找到，就谁知湖南省部在新任书记彭公达领导下于9月9日，在长沙周边地区发动了秋收起义，任命毛为前敌总书记，原计划10天时间内攻取长沙，但因起义部队连续受挫，彭也走散，部队就在湖南浏阳县文家市集合等待毛泽东的指挥。
司徒华按藤摸瓜，于9月10日在江西省铜鼓县城萧家祠找到了毛书记，毛说：在中国共产党内，由于陈独秀单方面地依靠北伐军幻想苏俄援助的招牌，已经成为国民党和内部的出气桶；至于少部分激进共产党员，效仿苏俄革命，私设法庭，枪毙土豪，也确实造成了相当的混乱，不利于国共合作；但是，现在的国际形势已经开始变化了，蒋介石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迟早会拿共产党人开刀的，我们决不能放下武器，只能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司徒华拿出李汉如的书信劝道：大家都是三湘子弟，受父老乡亲之托，实不愿自相残杀，但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请毛书记将队伍带远一点。
19日晚上，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后栋教室主持了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议，否定了余洒度提出的“取浏阳直攻长沙”意见，做出部队沿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南下，经萍乡退往湘南的决定。9月20日，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举行会师大会，毛泽东向部队作重要讲话。9月21日部队从文家市向萍乡方向前进
英美日等国承认4月18日南京政府，使得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不得不于6月19日到徐州与蒋介石达成清党###协议，7月15日在武汉实行“分共”。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最后破裂，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夭折。
消息传到湖南，湖南省政府立即发给各地驻军和县政府的密电：“着令各地驻军监察农、工会，收缴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的枪支”。衡阳城立即处于一片混乱中。衡阳县长徐方济在衡阳城寿佛殿坪召开大会，将收缴的农民自卫队的枪支，组织常备队团兵1500人，自称总队长，衡山县县与谭汉鼎等人，解散衡山县执行委员会，另组党务整理委员会，恢复团防局，“挨户团常备队”“清乡队”“铲共义勇队”捕杀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及工农运动骨干。
“马日事变”后，共产党人黄文标在衡阳准备武装暴动，事泄被捕，于这年12月24日与夏明翰之弟夏明寄同被杀害于衡阳小西门外。毛泽建到衡山，恢复党组织，陈芬任书记，毛负责女委员兼通讯联络等机要，传达87会议，发动武装暴动。次年2月，中共湘南特委遭破坏，毛到耒阳。5月26日被捕，用皮鞭抽、杠子压、灌辣椒水，烧红铁丝穿Ru房，县长亲往劝降，不果，于次年8月10日，杀害于衡山县城马王庙坪，年24岁。而总工会执委邱海岚被###的挨户团列为“五恶”之一，悬赏通缉。对其恨之入骨的土豪劣绅，得悉他在衡阳东乡活动后，收买云集乡农会执委邱某，把邱骗回家，于8月2日被捕，邱不肯自首，于5日杀害于衡阳市小西门外演武坪。农协妇委员廖兆凤发动群众准备武装暴动，潜入衡阳城区，运载枪去弹药，不料被“青年倏尔部”被捕成员刘汉报告团防军警。何健、许克祥派要员来衡阳，对其进行秘密审讯，7月23日，被五花大绑押赴小西门外军路口北壕坝上，枪杀。十六年5月，女英雄刘琼海带领梭標队打衡山。三个中队的农民自卫军和农村协会几千人，从三面围攻县城，结果列伤惨重。民国十七年4月1日，国民党所属第21军第1师占领耒阳，当天就屠杀湘南起义干部群众1000人。
北伐战争胜利后，李汉如成为反对蒋介石武汉政府的军事主力。民国十六年11月12日在宁汉战争中他“败”给了蒋介石，前往日本。而黄天明于十五年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委。同年黄天明任命为第六军军长，军代表林伯渠，下属三个师。北伐时，第六军攻陷南昌，但之後被孙传芳成功反攻，第六军损失过半。经重组後再战，并於1927年12月23日首先攻陷南京。武汉曾任命他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密电他逮捕蒋介石，黄深知不是对手，按兵不动。迁都武汉后，赵云任国民党中常委、中政会主席团成员、军委会主席团成员、国民政府委员、常委、武汉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委员会委员。9月宁汉沪三方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任大会主席。1928年2月赴南京国民政府任职。
显德回到衡阳后，省立三师范的老师们知道有个留了洋的工程师回到衡阳，都讲他去学校讲讲课。学生们好奇，都想私下里问显德。渐渐地，显德也认识了几个活跃的学生，其中有一个学生因为是共产党员，被学校国民党扣留，找到显德，显德听了：学生信仰自由，这算什么，二话没说就去担保公安局，把学生保了出来。
第24章 反叛蜕变为作戏 李汉如政治转胎
第二十四章
宁汉合流后，国民党各派再度联合继续进行所谓后期北伐，张作霖见大势已去，遂于民国十七年6月下令退出京津一带，向东北收缩。他本人在回沈阳途中，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弹炸死。6月8日，国民党军队进入北京，北洋政府在中国的统治最后结束。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全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蒋介石北伐大获成功，权倾天下，与蒋同期出道的政治人士，纷纷感到危机，寻求出路。这时，洪福堂政治部的邓世荣接到军委王建光的个人密电，称军队编遣在即，因裁撤太多，料李、冯旧部要反，为个人安危之计，要立即做好李汉如、冯玉祥、黄天明部思想工作，将计就计，反对中央有关编遣计划；作为和应，国民党各派###必将调停，借此防止蒋因大权独揽，清洗同僚。
邓世荣深感事情紧迫，乃召集邓世耀面议。邓世耀说：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早在洪福堂预料之中。邓世荣说：以军事而言，冯、李、黄皆不是蒋之对手，但反叛则政治上可以得出路。邓世耀说：蒋突击提拨多为作战嫡系，洪福堂始终难登大雅之堂，若蒋顺利编遣，恐迟早将吾等弃之而去，为今后之计，策动冯、李、黄部反叛，可以牵制蒋，图洪福堂谋算之功。邓世荣也说：这正是我所忧虑的，战则损，必招怨，料蒋知难而退，仍与洪福堂共事。
果不期然民国十八年1月1日，南京政府召开“国军编遣会议”。《中央日报》发表评论称：北伐完成之际，国民革命军实际已扩充至八十四个军，三百个师，兵员总数超过二百二十万人，而东北、四川、云南等地方军队尚未包括在内。彼时国家年度收入总额为四忆五千万圆，但须逐年偿还满清和军阀政府留下的外债一亿圆，实际可资用者大约三亿五千万圆，但其中八成以上需用于军费。“中华民国意在军队国家化和削减军队及军费的决策，无疑十分正确。”蒋介石也在国军编遣会议上发言：“军费占了全国收入的十分之八以上，那国家是一定要破产的。如果到了十分之九，这个国家就象灭亡了一样了……现在我们军费的总数已经占了十分之八了；我们国家就是不能建设，经济亦没有一点基础，民生问题无法解决……我们把国家支出最多一部分解决下来，国家经济才可以稳定；经济稳定之后，政治和社会才可以上轨道。”然而，蒋介石在上面说，下面听者胡汉民、戴季陶、孙科、王宠惠、吴稚晖、朱培德、宋子文、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都昏昏欲睡，关心的只是自己的部队在裁撤之内，能有多大余地。当时的军队虽然统称为国民革命军，但在各军将领中，军阀的派别仍多有承袭。为了保住自己的实力，各派系都加紧活动。
邓世耀派吴一甲就邓世荣等国民党###意见，跟冯说了，冯还不在意。在当时，包括冯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