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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前苏联的教训中证明了“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是一种危险的权力”的观点。她说，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多党制，通过反对党对执政党进行监督，或采用多党联合执政形式，联合执政的各党派之间也进行相互监督。我国的国情与西方不同，我们不能照搬他国多党制的形式。但健全党内的监督制度，完善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和制约，对于实现党的最高领导层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保持党的公正廉洁，具有重要意义。
她提出要研究列宁设想和曾要求实施的监督体制，即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出中央委员会及与之平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可对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成员进行监督。以上两个委员会发生意见分歧时，召开两个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加以解决，或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进行裁决。她认为对党的领导人监督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政治、经济及道德作风三个方面，并提出“监督不仅如‘防腐剂’‘消毒剂’一样有防错纠错机制，有‘除恶’之功能，同时还有树立榜样的功能，有‘扬善’的效果”。
甄小英教授在《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一文中具体提出疏通民主监督的渠道：一是党内监督。强化党员对党的组织、全委会对常委会、党的下级组织对上级组织、党委领导班子各成员之间以及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干部和党组织的监督，保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使手中的权力。二是群众监督。在进一步健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同时，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社会公示、民主评议、质询听证等民主形式，强化对决策过程和权力运行的监督。三是法律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有对宪法和法律执行情况实行监督的最高权力，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同时，要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和行政监察、审计等职能部门的监督作用。四是加强民主党派的监督。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自觉接受他们的监督。五是舆论监督。通过切实有效的舆论监督，确保党员和各级党组织时刻听民声、察民情、知民意。
理论界人士说，甄小英能在20世纪80年代末勇敢提出对党的领导者进行监督的建议，的确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思想突破。
甄小英教授不是个坐而论道的人，她很重视调查研究，特别关注党的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之后，她到过不少省市去搞调研。为给党的十六大召开做准备，中央党校联合全国党校开展了党建问题大调研。她参加了关于社区党建问题和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问题的调研，在《求实》杂志发表了《社区党建大有可为》的文章，总结阐述了上海社区党建对党建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
她作为调研组长，带领调研组下基层研究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问题，以及对党的一把手的监督问题。在调研基础上，她执笔写的《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调研报告》被评为全国党校党建调研一等奖。在浙江省调研时，她发现浙江省70个县市一把手在5年之中，受处分的就有39个，其中因经济问题受处分的有27个，因非经济问题受处分的有10个，还有两个免于处分。这个调查结果使他们感到非常震惊。这说明党内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制度仍有很多漏洞，亟待加强完善。
由调查组高新民执笔写的《对党政一把手监督的思考》的调查报告，深刻分析了一把手屡屡出问题的原因，总结了浙江加强对一把手监督的经验，提出了完善对一把手进行监督的思路。这篇调研报告也被评为全国党校党建调研优秀奖。这两篇调研报告，都被选入中央党校编的调查报告集，报送中央政治局。中组部、中宣部等部门都对这个调查报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呼吁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
甄小英教授在中央党校执教了20多个年头，从讲师、副教授一直到教授，对工作兢兢业业，成就斐然。2001年，她调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担任副院长。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创建于1956年，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和最高学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高等政治学院。何鲁丽是院长，甄小英作为副院长主管教学和科研工作。尽管环境变了，行政事务多了，但她仍像过去一样，继续进行着理论研究，只不过，不仅关注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问题，而且关注着参政党建设的重大问题。
甄小英教授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适应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党，必须有一个自我更新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党内民主。
这里不得不再说到《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一文。
2003年6月18日，也就是《求是》杂志发表这篇文章的第三天，香港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栏目就此话题进行了讨论。
时政评论家何亮亮在读了这篇文章后说，从理论上来说，过去，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中共在理论上比较强调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比较强调的是打天下和坐天下，基本上不太谈民主问题，不太谈国家权力是来自人民的。现在这个情况不一样了，其实“三个代表”理论的确立，提出国家的权力是来自人民，既然这个权力来自人民，就应该要有民主，这就是民主政治的意义。就是这篇文章提出以扩大党内民主的方式来推进全民的民主，它提出的观点很重要。在何亮亮看来，甄小英的这篇文章是“相当务实的”。
甄小英认为，执政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关键是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党的先进性是历史的、具体的，但是归根结底体现在推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要看她在推动社会历史全面进步中的作用。实践证明，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中国共产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做到“三个代表”，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就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实现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建立执政党的自我更新机制，这实际上就是执政党始终保持活力的问题。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执政党保持生机活力的一个关键问题。早在1962年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如果搞得不好，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
甄小英认为民主是保持执政党活力的重要方面——“党内民主是指全体党员一律平等地直接或间接地处理党内事务的一种权利和制度。民主是共产党先进性的内在要求和本质属性。民主也是当今世界的潮流，如果一个党是专制的、独裁的、奉行终身制的，它就不具有先进性。”
为了保持执政党的活力，体现民主意志，不使权力倒置和虚化，甄小英一直呼吁在广泛试点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在条件成熟时，可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她多次在文章中强调，我们一定要吸取前苏联的教训。
前苏联的情况是这样的：马恩时期，是坚持年会制，每年开一次党代表大会。列宁在世时，也是坚持年会制，重大问题由党代表大会决定，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在政治局讨论问题时，列宁也坚持集体领导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斯大林时期，逐步破坏了年会制，原先每年召开一次的党代表大会改为相隔两年、三年，后来，甚至十几年都不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等于党的最高权力机构被虚化。中央委员会也不常开了，逐步使政治局变成凌驾于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之上的决策机构，最后政治局会议也不常开了，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导致出现重大决策失误，且长期不能纠正。
甄小英很赞同十六大提出的把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作为重点。因为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最高决策机构、最高监督机构。
关于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中央也早有打算，现在中组部在浙江省椒江等县市以及四川的雅安搞了试点。试点过程中，党员组成代表团，重大决策之前组织党代表去调研，提出建议。党员要监督党代表，党代表要征求和反映党员的意见，党代表还可以根据党员意见，按照党内法定程序，罢免由他们选举的某些不称职的领导。
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很重要的举措就是十六大提出的改善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在上海调研时，甄小英就对上海提出的“一个核心，三个党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验很感兴趣。我国解放初期，党委实际上不是直接去命令政府，而是通过政府里的党组来贯彻党委的意图。后来党政不分，党直接命令政府，指挥人大，逐步形成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这种体制不利于很好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也不利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必须坚持党委在各类同级组织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但是，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要依法执政。党委与人大、政府和政协的关系，不是组织上的上下级隶属关系，而是政治领导关系。各级党委要善于把党的意志通过法定程序，经过国家权力机构，变为国家意志，由政府去执行，要善于通过人大、政府和政协中的党组，贯彻党委的意图，通过党组织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甄小英认为，民主问题与经济体制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关系，是一个系统工程。我国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局面，两者适度分离。人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社会经济的多元化、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市场经济的独立、平等、自主、竞争意识会天然地增强人民的民主意识。现在中国终于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从经济体制、社会基础来说，是推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重要契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民主政治建设不能搞大跃进，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地进行。历史一再证明，离开党的领导，离开法治的所谓的“大民主”，对党对人民对国家来讲，都不是福音，而是灾难。
甄小英的研究从不回避矛盾，这是她治学和做人的一种风格，一个共产党人的品格。正因为如此，她才能以一种神圣的责任感，为党建工作呕心沥血，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第二辑甄小英 （4）
支持干部任命“民意否决制”
甄小英教授的党建研究是从思想理论建设入手再到制度建设，从微观走向宏观的。这就使得她既重视制度建设的理论思考，又重视制度建设的可操作性。
2003年7月上旬，甄小英教授和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中央党校高新民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程洁副教授等知名专家，来到吉林省的白城市调研干部任用中的“民意否决制”。
白城市是地处吉林省西北部的一个地级市，与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搭界，被认为是典型的“鸡鸣三省”之地。从1999年起，白城市委在全国率先实行对县（处）级干部的任免实行了票决制。2001年9月以来，全市共调整干部5536人次，全部实行了票决制。
所谓“民意否决制”，就是指在提拔干部的过程中，对于被有关单位和人员推荐出来的拟提拔人选，依照“群众公认、注重实绩”和“公开、平等、公正”的原则，由市委组织部门组织群众对其进行民意测评，对于群众的推荐票不到50％的，不列入党委拟提拔任用干部的考察名单。这实际上是把干部的初选权交给了群众。在党委考核基础上，党委常委会或全委会再通过差额票决，来决定干部的任用。在干部试用期满后，仍然要通过有关范围的群众投票以及党委的考察，决定干部是否转正。每年干部的述职考核，也要进行群众投票，称职率达不到一定要求，经党委考核确属不称职的，将离开该领导岗位。这就是全程的“民意否决制”，也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