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的文章，马上可以付印；另一些书信则包含了大量素材；他把自己思索、考虑和观察所得，分赠他人，而且把这件事做得认真、详尽，似乎这是他的职责所在，是给他指定的工作。这样，花费在这方面的时间就非常之多。好吧，就算你分心旁骛，写上几篇关于历史的文章，那毕竟还是文章啊。这可是私人通信，对方看过，就算完了，别人谁也不会去看。
这又是分散精力，又是一种矛盾。一点一滴地扣下来的时间，一下子都浪费在写信上，结果又引来了大批复信……在通信人里边，还有些丧尽天良的人：抓来就用，白占便宜。
如果我们按常规去判断，那么情况就是如此。但柳比歇夫有自己一定之规。信上有地址，有人在等回信，并不是笼统地象需要文章和书籍那样需要他的回信，而是有某个具体的人在等地的回信，这对柳比歇夫来说，是比时间还要珍贵的。一个真正的医生能为一个人，为一个病人而竭尽全力，柳比歇夫也是这样，当有人需要他的时候，他可以献出一切。不管他多么珍惜时间，他也能把它贡献出来。在他身上没有那种吞噬一切的、除了科学没有其它的着迷现象。科学、学术活动不能也不应当是最高的目标。应当还有比科学、比时间更为珍贵的东西……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著名的苏联画家巴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费洛诺夫。他可算是我所知道的人中对事业着迷的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费洛诺夫狂热地忠于自己的艺术。他过的是禁欲主义的生活，经常吃不饱——不是他不能挣钱，而是他不愿用自己的画来养活自己。他排斥一切，甚至连最微不足道的妥协他也不能表示同意。根据他姐姐叶芙多基娅。尼古拉耶芙娜·格列波娃的回忆，他的画室就是他的寓所，陈设简陋，过的是斯巴达式的生活。他对于其他画家，能持一个批判的态度，就算是好的，更经常的是根本不承认。由于对自己艺术的着迷，他非否定其它一切艺术流派不可。只有他的绘画，他才承认是真正的绘画，只有他的风格，他才承认是革命的风格。他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不惜离开自己的亲人，不顾任何艰难困苦；他将自己全部的禀赋倾注于一件事上——那就是他的绘画。工作、书写、绘画、站在油画前、寻找新的方式方法——这些，也仅仅是这些，构成了他的生活方式，这也就是他的生活。自然，对艺术抱这样一种忠诚的态度是值得尊敬的，但不太容易引起人们的好感。可是费洛诺夫的绘画确是惊人的。这么说来，到底是什么帮助了他？是他的着迷和狂热帮助了他？他那献给革命和彼得堡工人的雄伟的画幅渗透了热情，画布上处处绘声绘影、栩栩如生。所有这一切的获得，难道与他的着迷无关？抑或归功于他的着迷？这么说来，着迷对才华是有帮助的？它一点坏处也没有吗？不过，当我们今天欣赏费治诺夫的画时，对于费洛诺夫以什么代价获得了这种美，试问同我们有什么相干呢。
既然这种着迷能对一个画家有帮助，那它又有什么坏处呢？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情况可能同样如此……
重要的是成果、是发明、是获得的真理……
一切似乎确实是这样，然而不知为什么，我还是象过去一样，对这种着迷没有好感，总觉得它令人不快。有时浏览费洛诺夫的绘画，我从思想上感激他——同时又感到愤懑。回想他的一生，我从心眼里压根儿否定这种生活。我弄不明白，他到底正确还是不正确？一般说来，他到底有没有权利去这么做？
写信是柳比歇夫实际能够给予人们的一种小小的帮助。由于有可能帮助人，他变得十分慷慨，他忘掉了时间，不惜一切，全力以赴。他的评语实际上是一篇非常详细的评论。他无私、无偿地做这些事。他分析错误，找出可疑之处，进行论争；他还做编辑的工作——改正错误、指出问题、提出建议。不太认识的人、完全不认识的人来向他求教，他也不拒绝。
他工作的规模简直相当于一个类似谘询总局、救济总局、学术服务局那样的机关。除了学术上的意见，他还提出道德方面的意见。他老实不客气地以导师自居，教训人，提出要求，分析行为。对我个人来说，他信中最宝贵之处，正是道德方面的教训。就拿他给一位通信者的一封信作为例子吧：
“……说到奇热夫斯基——我不相信您的观点是正确的，我更倾向于您是错误的。您写道：“现在搞清楚了两件事：（1）奇热夫斯基的理论就是流行病现象同太阳能的关系。这简直是骇人听闻的骗局，但大自然研究者协会却上了这个当……’奇热击斯基的著作我读得不多（我记得整本都是用法文写的），而且还是很久以前看的了。把一个人称之为头号骗子手或无赖，——这就意味着深信这个人全部的资料都是毫无水平的，都是伪造的，并且旨在达到个人卑鄙的目的……否则即令他的结论完全是错的，也不能称他为骗子手或无赖。我举尼·亚·莫洛使夫这么一个作者为例吧。我读了他辉煌的著作《在雷雨和暴风雨中的新发现》和《耶稣传》（共七卷）。莫洛佐夫写道，由‘具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家们支持的理论，如果有他这样的论据，那么一定会看成是出色的、言之有据的理论……
他这个说法完全是正确的。可是他的结论却完全是荒谬的。他说：凡是王国——埃及王国、罗马王国和以色列王国——都一样。他把耶稣同伟大的巴锡里奥斯混为一谈，把朱里叶斯·凯撒同康斯坦丁·费洛尔混为一谈，他认为古代的耶路撒冷就是庞培，犹太人纯粹是意大利人的后裔……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一切能不能接受？我不打算接受，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莫洛佐夫是骗子手或无赖。可以说，莫洛佐夫收集了象勃朗峰那么高的一大难事实，但可以拿出象喜马拉雅山那么高的一大堆事实来反驳他。就我对达尔文主义所抱的深刻信念和所持的态度而言，也完全可能说出诸如此类的话来。达尔文和达尔文主义者确实收集了象勃朗峰那么高的一大堆同他们观点一致的事实，但我博览群书之后，我可以充满信心地说，有着象喜马拉雅山那么高的一大堆事实同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不相协调一致，而且这座山还在不断增高……”
紧接着他又写道：
“……人们可能说，达尔文主义毕竟得出了理智的结论，而莫洛佐夫得出的是愚蠢的结论……然而并非莫洛佐夫所有的著作都导致荒谬的结论。化学家们高度评价了莫洛佐夫的《物质结构的周期表》一书。他在这部著作中，预感到了零点群、同位素和其它一些东西。他无疑是个非常有天才的人，但他一生的特殊情况，只允许他发展天赋中一个方面—一非凡的想象力，而按我看，他的批判思维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怎么办？接受还是拒绝莫洛佐夫的观点？我认为两者都不足取，应当采取第三种办法；利用它作为建立批判性的认识论的资料……可以批判奇热夫斯基，研究他的结论，并指出这些结论毫无价值……这就说明了奇热夫斯基的观点是错误的（如同莫洛佐夫的观点是错误的一样），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有权利称他为骗子手。我还认为您否定奇热夫斯基是出自一般的、我们通常称之为‘方法论’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我完全是您的反对者。精密科学的历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信仰‘占星术影响’，也就是天体对地面现象发生作用的观点的人（包括哥白尼、凯普勒和牛顿）同完全否定这种观点的人（其中最杰出的是伽俐略）之间的斗争史。古典星相家们认为可以用简单的办法来决定个别人的命运，这他们是错了；他们的反对者们则咬牙切齿地忍痛接受了万有引力的占星术原则，但极力‘不让’它继续发展。最近几年，‘占星术原则’似乎在进攻，提出磁暴，太阳光轮同传染病很可能有关联。但传染病是由细菌引起的呀！这是千真万确的。不过让我们来回想一下佩坦科费尔同科赫的争论：为了推翻科赫的假设，佩坦科费尔喝了一试管的霍乱杆菌，结果竟然平安无事。是否佩坦科费尔因此就把科赫的假设给推翻了？……”
他耐心地、以各种事实和例子来不断提高学术道德的水准。人们有时听从他，有时同他争论，有时生他的气，但人们需要的恰恰是他在道德方面的严格要求。此外，我还有这么一种感觉，人们需要有人去批评指责他们。
柳比歇夫利用每次机会去寻求真心诚意和摆事实讲道理的论争，他要求双方都能容忍不同的意见。他属于那么一种罕见的人，当人们同这种人争论时，感到很愉快。当他开始同强有力的对手争论时，他力求理解透彻对方正确的一面。
“真正的科学家和真理的探索者，从来没有绝对的信念（这里说的是有争论的那些知识领域），他总是不断用新的论据来试图取得对方的同意，他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觉得在对方面前有什么值得自傲的优越性，也不是出自虚荣心，而首先是为了检验自己的信念。因而一直到他确信自己确已理解了对方全部的论据，确信对方并非基于极为客观的材料，而是由于这种或那种偏见而持这些观点，因而，进一步的争论已属无益，直到这个时洗他才停止争论……笔者只有在能用与对方相同程度的说服力来陈述对方意见，并能补充自己的意见来说明对方偏见的根源时，才能停止剧烈的争论。”
这些论争的守则，就其严格程度而言，就其一丝不苟的精神而言，几乎可以同决斗的规则相媲美。
如果今后有朝一日要从柳比歇夫的各种著作和信和中输出有关伦理道德的语录，那就可以汇集成一部道德、生活和行为的守则大全。——不能说这是一套完整的道德伦理学说，但至少是一个内容丰富的道德纲领。独特而准确。“正派人”的概念不大能使柳比歇夫感到满足，仅就这一点来说，柳比歇夫的道德纲领就够独特的了。在他眼里，“正派人”就是那些智力和道德水准相当于“集体水准”的人。他的要求不同——他要求真正的道德，也就是说，要求一个人能独立地进行自我修养以提高道德水准，要求一个人不是把道德看成是墨守成规，而是一种克制和自我修养的过程。他明白，这样的人永远是很少的，但其人数总是能保证人类在道德方面的进步。
对他来说，克里缅基·阿尔卡基耶维奇·季米里亚泽夫是科学家的典范。为什么他选中了季米里亚泽夫呢？这完全不是由于柳比歇夫羡慕他学术方面的某些成就和他研究考察的能力，不是的，首先是由于季米里亚泽夫的道德品质。他倒并没有专门去研究回忆录之类的资料，他私人也并不认识季米里亚泽夫。他只能在阅读季米里亚泽夫著作的过程中判断这个人。在季米里亚泽夫的学术著作中到底有哪些精神品质吸引了柳比歇夫？（1）忠于纯科学事业；（2）意识到一个科学家对人民和对社会的社会职责。
很多人认为这两种品质不能兼备。
“……一些科学家取了第一部分，于是躲进了象牙塔中，并认为他们有权忽视时代的要求，同时，这些科学家们总是把真正纯理论的科学同微不足道的探求，同毫无用处的科学混淆在一起。另一些科学家表示（往往只在口头上）自己打算为人民和社会服务，准备仅仅从事实践，实际上，他们既不促使纯科学向前发展，也不推动实践活动。季米里亚泽夫在其名副其实的代表作《路易·巴斯德》一书中，给这些科学界的投机分子们一个出色的回击。
“这部卓越的传记还向我们揭示了季米里亚泽夫个性中另一个杰出的方面：他不把科学家的学术成就同世界观混为一谈。谁都知道，巴斯德是笃信宗教的天主教徒，而季米里亚泽夫则是一个有战斗精神的无神论者，但在一场论战中，某些唯物论者单凭感情，站到了巴斯德的对立面一方去，季米里亚泽夫却坚决地站到了巴斯德一边。”
在他崇敬的每一个科学家——卡尔·冯·伯尔、法布尔、哥白尼——身上，他总是把道德因素放在第一位。任何时候都不是笼统、抽象的道德，而总是某些具体的道德品质，某些实在的和积极的心灵特征，激起柳比歇夫无限的钦佩。
他一贯利用可能的机会给自己的朋友们——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贝克列米舍夫和亚历山大·加夫利洛维奇·古尔维奇——以应有的赞扬，这是颇令人感动的。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莫汉达斯·甘地也使他肃然起敬。
在他紧张的精神生活中，他崇敬的英雄们、他喜爱的人儿、他的表率都不断在变换。仔细去考察这种变化，该是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