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后来在大清国的兴起和进军中原、统一天下的战争中，孔有德血战数年，建立了卓越功勋，位列三顺王之首，与开关迎降的吴三桂并驾齐驱。所以，桂林失陷、定南王败死，对清朝廷、对顺治帝是一大打击！
到了这个地步，深受满洲传统影响的福临，仍然执迷不悟，又命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征讨被南明永历朝控制的湖南、贵州。为表达皇帝的厚望和全力支持，福临排出浩大的仪驾，亲自远送敬谨亲王直到南苑。
尼堪率精锐十五万、号称三十万的兵力进入湖南，衡州一战，竟全军尽没。尼堪本人冒险追击，进入林莽之中，敌军伏兵尽起，部下力劝尼堪退兵。尼堪慷慨激昂地说：“我八旗军上阵从无后退者！我身为宗室，如果退却，有什么面目回去见人？”他不顾一切，奋勇直入伏兵阵中。敌军围困数重，清军已找不着道路，尼堪督催诸将纵横冲击，不幸陷于泥淖中，箭矢用尽又拔刀拼杀，终于力竭，于阵中被斩。阵殁时四十三岁。
身为亲王的尼堪，亲临战场，奋勇冲杀，力尽而阵亡，可算得英勇壮烈，很能体现清初八旗贵族和宗室子弟的顽强尚武精神。但是，只凭这种精神，要承担治国平天下的大任，还远远不够。
面对危势的转变（3）
南方战场上这丧师失地、两蹶名王的大失败，震动了朝野，也击碎了八旗军战无不胜的神话。一时间朝中竟出现了放弃湘、粤、桂、赣、川、滇、黔七省，与南明永历朝媾和的提议。就连清廷吏部的一份奏本上，也直言这是自国家开创以来从未有过的挫折与羞辱！对福临，更不啻为当头棒喝，促使他清醒，逼迫他认真地检讨朝廷政策的正误。
这一年福临十四岁，已经在皇太后的教养下成为一个决心励精图治、英明有为的少年皇帝。这前所未有的挫折压力巨大，使他昼夜焦虑、寝食不安，一再询问众臣：“天下怎么能够大治？又怎么会大乱的？怎样才能国祚长久？”焦灼和急切溢于言表。
他不能束手无策，于是循着两条途径寻找出路。
一条是历史经验、先贤教导。
福临幼年，正多尔衮摄政之际。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摄政王屡屡阻挠小皇帝读书学史，满汉朝臣数次联名上奏，请选满汉博学之士为幼帝讲经史、讲帝王修身治国之道，都被他搁置不理。福临当然不会是对汉文一字不识的文盲。但是，如果没有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直读到四书五经的学习历程，就很难弄懂满篇“之乎者也矣焉然”的文言文说的是什么。可朝廷大臣百官的奏折题本，无论大小长短，都是这种格式体例，这就难怪亲政之初的福临看大臣所上的奏章时茫然不知所云了。
福临的自尊心不允许他透露出自己的无知，也不允许他安于听侍臣讲读奏章的可笑地位，于是自亲政始，他就发愤读书。每天除了从辰时（早八九点钟）到午时（中午十二点）处理军国大事之外，他都读书不止，直到天黑。不过，十三四岁的男孩子，玩心还重，常常读了就忘，为此他痛下决心，每天五更起床，对着空明广阔的天宇，强读硬记，非达到能够背诵的程度不可。就这样，他前前后后苦读了九年，曾读到呕血的地步。他以极大的热诚，刻苦研读孔孟经典、史书史籍，也广泛地博览诸子百家、左史庄骚、唐诗宋词、小说传奇、医书药典、佛经道藏等等。九年下来，他已经成为博学之士，可以同当时任何有学问大家名号的大臣、诗人、高僧对话。这位入主中原的异族皇帝，对中原汉族的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热爱，远远超过了汉家正统大明朝的所有昏庸无能的万岁爷们。
从统治了中国历史两千年的儒家学说中，他找到的是全然不同的治国之路。这些学说告诉他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最高统治者必须行王道、施仁政，才能长治久安；民族高压政策和军事征服手段，显然是不能得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之心的。
他的另一条出路，要到内院大学士们那里去寻找。
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除夕之夜，福临开了清朝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先例，在中和殿宴请内大臣、大学士、汉尚书，还特别赐给汉大学士洪承畴、陈名夏、陈之遴，汉尚书高尔俨、胡世安、金之俊、李化熙、张凤翔等人镶貂皮朝服各一袭，称他们“皆朕倚任大臣”，嘱望他们洁己奉公，作属员的榜样。
从此以后，福临屡幸内院，和内院大学士们日夜探讨治国行政之良策，几乎把内院当成了他的第二个家。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五月初五日，福临又到内院，发现官员们大多回家了，便不满地说：“内院各官下班太早了吧！”
陪同的大学士范文程等赶忙奏答说：“因为今天是端午节，所以下班较早，平日不如此。”
十五岁的顺治帝于是训诫说：“要想安逸，必须先习惯于勤劳，等到国家大定，安乐才能长久。如果只图眼前快活，先替自家打算而后才想国家，那纵使安乐也是暂时的！”大概他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太严厉了，又谦虚了几句：“自今以往，从朕躬做起，有过就改，卿等也各宜自勉。”
这不是福临的假谦虚，他在内院再三表示，他日求天下太平，切望诸大臣尽心协力，以匡扶朝廷，纠正他的不到之处。
内院，即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内国史院的总称，原是皇太极时期创建的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秘书班子，集中了一批国内学识才干出众的智囊人物，如范文程、宁完我等。在皇太极集权的过程中，内院更成了皇帝与六部之间的枢纽，具备了内阁的雏形。入关后多尔衮摄政时期，全国的抗清战争此起彼伏，风起云涌，朝廷根本没有精力进行政治上的建革，内三院也就得不到重视。直到福临亲政后的顺治九年、十年，内三院骤然间变得备受皇帝青睐，不但提高了衙门的品级，迁入了紫禁城内，而且官员的品位也升了上去：大学士与六部尚书同为一品；学士与六部侍郎同为二品，成了责、权都很重大的政府部门。
此时的内三院，聚集了当朝的满汉才俊。新进的汉大学士，如陈名夏、金之俊、冯铨之流，都是品格低下、摇尾乞怜、降了李自成又降清的前明官吏。但因为他们都满腹诗书，文才出众，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说起历代的兴亡、政治的成败得失，无不头头是道，一套又一套，颇能以他们博洽典故、谙练政事的特点，向福临提供所需的咨询，所以仍然受到顺治帝的信用。至于范文程、洪承畴这些身历三朝、身历两朝的汉族文臣，此时更成了福临倚任如肱股的重臣。
面对危势的转变（4）
苦读经史、弄清行王道施仁政的道理和屡幸内院、屡与内院诸臣探讨治国平天下的大计，终于有了结果。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一月底，福临在大学士范文程的陪同下，到御马厂检阅马匹甲胄。面对着威武雄壮的铁马银甲，顺治帝竟说出这样一番话：
“兵器固然不可不备，但戈甲虽备，也不可徒恃军威；军威虽盛，若德政不足以合天心顺民望，也不行的。”
自幼受着“徒恃军威”影响的顺治帝，突然把德政，把合天心顺民望放在更高的位置上，不但令人震惊，不但会在朝廷上下引起极大的震动，也确实表现了福临自己的观念正在转向。
七天以后，顺治帝谕令：满洲、蒙古、汉军及汉人之幼少年者，学习骑射之外，也应旁涉书史。
接下来的次日，顺治帝又至内院阅《通鉴》，问大学士范文程、宁完我、陈名夏等人：
“汉高祖、汉文帝、汉光武帝及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哪一个皇帝最优？”
陈名夏抢着回答说：“唐太宗似过于诸帝。”
福临说：“不然。明太祖所定条例章程，规划周详，可垂永久，历代之君都比不上他。”
他极力揄扬的，是正在与他苦苦争斗的南明永历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啊！气度之阔大，眼光和见识之独特，出人意料。学识渊博的大学士们一个个年纪一大把，却无不为之惊讶、惊叹乃至惊服。
这些君臣对答和看似不经意的政令，都是临震前的征兆和迹象，预示着福临的统治思想将要有一个巨大的转变，朝廷的一系列政策将有重大的调整，并将引起海内外的强烈震动！
果然，福临和他的智囊团在进行了四个月的周密筹划、反复磋商之后，终于决定放弃多尔衮时期和顺治亲政初年的“勤兵黩武”，在军事上采取“以抚为主、剿抚并举”和“招降弭乱”的怀柔新策略。
五月十日，顺治帝敕封据守福建对抗朝廷的郑成功父子叔伯为公、侯、伯、大都督，指出过去是因多尔衮“不体朕心”，对郑氏心怀猜忌、处处防范，造成郑氏保众自全的局面，并非郑氏悖逆。这样就一笔勾销了郑成功十年抗清的罪名。在敕书中，福临不仅许可郑成功拥兵自保，还划出泉州、漳州、惠州、湖州四府为其驻兵之地，文武官员，各食俸禄如例。并保证：敕谕到达之日，满洲大军即行撤回，闽海地方保障事宜就全都委托给郑氏，请他们会同当地督抚商酌行事。
这样的招降条件不可谓不优厚了。虽然郑成功没有接受，但郑成功的部下却有不少人陆续降清，使郑氏力量大大削弱，以致渐渐难以在大陆立足。
五月十四日，顺治帝谕令兵部，对各地小股抗清武装，不能概加诛戮；应考虑他们当日多因饥寒贫困或迫于贪官污吏的压榨欺凌才沉陷为盗。所以，凡顺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前啸聚山林、劫掠道路、曾为贼匪的，无论人数多少、罪犯大小，只要真心改悔自首投诚，前罪一概赦免，并由当地政府负责安置。谕令中，福临还要求各级政府于通衢要道遍张告示，广为宣传，务必使百姓人人知晓。
五月二十五日，顺治帝又郑重宣布，他对南明永历政权，将以文德绥怀，不欲勤兵黩武。为此，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特升晓畅民情、练达治理，并在清初招抚江南大有成效的洪承畴为太保兼太子太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节制巡抚、提督、总兵以下所有官员，授以便宜行事，也即先斩后奏的大权。福临给洪承畴规定的具体任务和策略是：归顺官员要酌量收录；投降军民要随宜安插；事机可乘就立即督兵进取，时当防守则慎固封疆，总而言之，务必使近处欢悦、远处来归，达到他大开生路，使人乐于归往、早享太平的治乱治国愿望。
起用洪承畴经略南方，是顺治帝继承历代清朝统治者以汉制汉政策的得意之笔。从此，在南方与永历政权作战的，主要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所部及各省提督总兵所率领的地方军，满洲八旗很少上第一线参战，只在五年后向云、贵发起最后总攻时，他们才大举出动。这就使南方的战事，看上去更像是一场汉人之间的内部斗争，因而大大削弱了民族征服的色彩。而这正是福临施行怀柔政策的宗旨，其要点就在于尽可能地减少屠杀，改变其民族征服者的残暴形象，以缓和尖锐的民族矛盾，争取人心，分化瓦解抗清力量，稳定大局，进而巩固大清王朝的统治。
应该说，福临的新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顺治十年以后，北方地区的抗清斗争渐趋消沉，南方的两大抗清力量也在逐渐地衰落。福临亲政时的极敝之势，已渐渐缓和并初步改善了。
不过，战争的胜负，不仅是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也不仅是双方统帅将领战略战术水平的较量，更重要的是双方政治和经济实力的较量。
于是，在内三院智囊团的协助下，顺治帝开始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加强自身实力的行动计划。
在政治方面，以整顿吏治为中心。
福临说：“朝廷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为此，国家制定了对朝廷官员贪污的非常严厉的惩治制度，凡贪污十两银以上者，革职拿问下狱，直至流放杀头。顺治帝派出权力很大的监察御史巡视各地，对地方的高层官员如总督、巡抚、总兵等人的不法及害民行为随时纠举。监察御史出巡前顺治亲自召见，并严格规定：一经点差，他们就不许见客、不许收书信、不许沿途州府县司等官送迎，违禁者给以重惩。
面对危势的转变（5）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福临采纳汉官魏象枢的建议，实行大计天下，即对全国地方官进行甄别考核，并规定以后每三年举行一次，形成制度。每次大计，都有详细的考核内容和奖惩办法。这一年经过大计，全国大小官员被革职、降调、退休的有九百六十九人之多。
在大计天下的同时，又对中央政府各个部门进行同样的甄别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