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 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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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家营、梁王、王会人三个乡共有地主82户，连同地主家属子女共394人，也全部被管制。这些被戴“帽子”，受到“管制”的地主及其家属，都受到公开的歧视，生存境遇十分困难，某些地区的群众甚至公开命令地主和被遣送返乡的旧官吏称自己为“爹”和“爷”　①。这在50年代初的农村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并曾受到上级部门的批评。

　　　　1951年上半年，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面推开，这是面对国民党残余力量的破坏活动，新国家对敌对阶级及其社会基础发起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政治清算斗争。“镇反”运动形成巨大的威慑效应，也教育、提高了群众的“对敌斗争觉悟”，极大地巩固了新政权。对于镇反运动，在这些回忆录都有所涉及，作者的态度都是表示拥护。回忆录的作者李蕴晖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为配合政治学习，“组织学生列队去到镇反处决现场，亲眼看到反革命份子应枪声倒下”　②，以致几十年过去了，作者对此场景还记忆犹新。回忆录另一作者吴文勉原是无锡永泰丝厂的工人，1947年为躲避“抓壮丁”，全厂男工，包括50多岁的老工人，都集体参加了“三青团”，建国后，他们都清一色成为“反革命份子”，而作者为了找靠山，在别人劝导下，还参加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中统”，并在工友中发展了10个人，除此以外，没有其它活动，他自己也没当一回事，作者前后只做了“中统”特务1年，建国后在北大荒却改造了25年。他的经历说明，50年代初政治运动所具有的鲜明的清算的性质。


　　　　（二）共产党内的纯化是重中之重，对肃反运动偏查的批评往往带来严重后果


　　　　中共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下，从来就把清理内部，纯洁组织看成是一项有关革命成败、胜利果实能否保持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建国后，这又作为一项成功的经验加以继承与发展。在党和军队、国家机关内部清理“异己分子”本身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重要内容。执政党对党内的统合的问题更加重视，它的主要特点是：对党员的阶级出身的问题尤其重视，在50年代，党内清理的对象主要集中在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那些党员和原南方地下党，它的背景之一是党内长期存在的对知识分子党员和对非主力武装的歧视，以及毛对党的“纯化”问题的强调。

　　　　《二十一年》等回忆录的一些作者都很困惑也不理解：为什么建国后原中共地下党员都普遍被打击？现在随着一些历史档案的披露，答案找到了：建国后清理中共地下党，是有思想背景的一项全局性的行动，南方的情况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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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内部参考》第144号，1953年6月25日，第425页。
　　　　②　　李蕴晖：《追寻》，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③　　吴文勉：《风雨人生》，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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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3月18日，刘少奇在向苏联大使罗申通报情况时说：“解放战争时期投靠我们而很少经过考验的那部分党的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我们在思想上格格不入。他们当中，有的是地主、富农、商人、国民党分子等人的子弟。这部分人在思想上同民族资产阶级接近。”①

　　　　1951年，中央政法委负责人董必武也向苏联大使罗申说：“在清理过程中，尤其对1947年以后入党，进入党政机关的所有人员重点进行审查。”②

　　　　这就是建国后原地下党同志被重点清理的思想背景。这种由对“敌情”过份估计而产生的“纯化观”还夹杂着地域和宗派观念的消极因素。回忆录作者之一的许岳林在建国前就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浙南游击纵队，就是因为对南下干部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而被列为“肃反”对象，以后还被打成右派，而他所在的浙江省天台县的原地下党干部，自山东老解放区的南下干部到来后，都被免职，其中一部分人还被扣上“叛徒”的帽子。③

　　　　南方各地的地下党被打击，原负责人被清理是普遍现象。云南省原“边纵”、地下党的县团以上干部被整掉200余人④。中共广东地下党在1947年成立的“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拥有1万多人，内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干部，这支部队为迎接解放军南下，作了大量工作，但在建国后其成员大多被视为是“可疑分子”。中共华南分局领导人陶铸认为，“地方武装不纯”，“过去参加革命的人大多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人”，其结果是，原广东地下党中的许多人都被清除出党，或被戴上“地主”的帽子，少数人甚至被枪毙。⑤至于南方地区那些在革命胜利前夜曾参加迎接解放工作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更被普遍视为是“投机革命”，“混入革命的反动分子”而在“镇反”等运动中受到惩办⑥。相比于南方，北方是老区，解放的早，更重要的是，40年代原华北地区的地下党是受彭真，刘仁领导的，被认为是在刘少奇的正确路线上的，因此，华北地区的地下党员，很少受打击，建国后都受到重用。

　　　　执政党对于在党内贯彻“阶级路线”，表现出坚决的态度。这主要体现在严格入党条件和在党、军队、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对干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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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1952年3月18日罗申与刘少奇的谈话备忘录》，俄国档案复印件存沈志华处，编号SD09870。
　　　　②　　《1951年7月25日罗申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与董必武的会谈备忘录》，俄国档案复印件存沈志华处，编号SD09868。
　　　　③　　许岳林：《一个医生的风雨足迹》，自印本，2006年2月印行，第140—143页。
　　　　④　　《二十一年》，作家出版社2005年6月版，上册，第337页。
　　　　⑤　　牧惠：《松仔岭事件真相：前言》，1999年，五柳村网（http：//。taosl。/dirl/muhui001。htm）。
　　　　⑥　　萧一湘：《干部变迁五十年》，载《南风窗》，2002年8月号（上），总219期，2002年8月1日出版，第2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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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的政治审查和清理。建国之初，中共开始在产业工人中大量吸收党员，知识分子入党则要经过严格的挑选。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执政党在朝鲜战场上吸收了一批参军的知识青年入党。但是对于和平环境下要求入党的知识分子，则取决于他们在各项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以及他们的家庭背景是否清白。如果阶级出身有较大的问题，亲属中有被杀、关、管或有海外关系者，即使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十分积极，也不会被吸收入党。

　　　　1951年，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和部署，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清理内层（党机关）、中层（政府机关）的运动。被清洗的对象大多是“阶级异己分子”，即出身于地富家庭、对地富家庭表示同情的共产党员。《昨夜风》一书的作者在北京辅仁大学学习时就参加了地下党，建国后，以为国家只是推行“新民主主义”，由于是少东家，受父母影响，对自家的产业过于关心，不久就被党内除名，以后虽担任了长春市工商联秘书长，但在“五反”运动中就受到冲击，1957年又顺延成为“右派”，这说明执政党对于党内的异己游离倾向，绝不手软。①

　　　　1952年4月，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又向全党发出指示，命令干部中“凡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地主阶级有关系者”，必须作出交代。②紧接着，全国各级党政干部向党组织普遍交代了各自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③在这类运动中，交代阶级成份、本人历史和社会关系都是中心内容。

　　　　1953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毛泽东终止了新民主主义的路线，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其后，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控制日益加强，计划经济体制也初步确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各类批判运动接踵而至，其高潮是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和继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肃反运动”。

　　　　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终结使党在国家政治和社会中所起的领导作用更加突出，在执政党内部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纯化”政策。1955－1956年，全国党政机关、军队和学校又开展了一场“肃反”运动，在“内层”（党机关）和“中层”（政府机关）中又清洗出一批“异己分子”，其中包括那些在建国初期，隐瞒自己的阶级出身，“混入”党内和政府机关内的“嫌疑”人员。仅1955年一年就对机关、军队、企业的220万人进行了审查。“查清了每一个人的过去，他的联系和情绪”。在这批人群中，有将近5％的人被视为是“不可靠分子（国民党的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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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刘益旺：《昨夜风》，华龄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79—80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383—384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416—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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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外国间谍、反革命分子、流氓）”。①以后这个数字被压缩，认为被查出来的各类可疑分子，约占2％。广东省的“肃反”运动从1955夏至1958年12月底，分四批进行，前三批参加运动的共61万人，清查出的反革命份子和坏分子约占1。4％。②

　　　　1955—1956年的肃反运动对新中国历史的影响很大，民主人士等对肃反运动偏差的批评带来严重的后果，他们中的多数人在一年后都成为“右派”。

　　　　肃反运动的“主观化”、“扩大化”是普遍存在的。据曾任广东省委“肃反五人小组”组长的文敏生回忆，广东第一批开展肃反运动的单位有410个，“由于种种原因”，“运动开展不到一个月，竟揭发出上百个‘小集团’。”　③回忆录《如歌岁月》的作者章正邦当时在四川省峨眉县参加肃反，该县将所有肃反对象集中归口，统一安排住宿在礼堂和大会议室，为时一个月。为激发参加者的阶级斗争的警惕性，每天在读文件和报纸后，还安排专人读肃反小说和报告文学，“以此来推进肃反运动的深入”，　④最后“抓了七八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一段时间后，这些人又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⑤

　　　　对于肃反运动的偏差，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黄炎培、李济深、马寅初、邵力子、黄绍竑、陈其瑗、陈铭枢、罗隆基、李书城等，都曾提出过批评，有的人甚至称肃反是“违法”和“违宪”，是“惨无人道”，要求政府结束正在进行的肃反运动。⑥李济深责问公安部长罗瑞卿：既能对旧人员包下来，为何又对其中有的人进行处理？罗瑞卿回答：我们从来没有说要把反革命也包下来。⑦李书城批评说，中国的“逼供信”和和斯大林的“逼供信”只是形式不同，其实都是折磨，一个是肉体上的折磨，一个是精神上的折磨。⑧有的民主人士还把革命党比做张献忠和黄巢。⑨用罗瑞卿的话说，民主人士对“肃反”是“一片不满之声”。　⑩

　　　　罗瑞卿说：他们说的事例经过调查，大都属实，“而我们在工作中实际存在的缺点错误，还不止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大大超过他们讲的程度的”。⑾周恩来总理也说，黄绍竑在人大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据上海汇报也是基本上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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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1955年11月15日费德林与刘晓关于中共第六次全体会议的谈话备忘录》，俄国档案复印件存沈志华处，编号SD09832。
　　　　②③　　《文敏生回忆录》（由薄一波题写书名），自印本，第224页。
　　　　④⑤　　章正邦：《如歌岁月》，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48—49、75页。
　　　　⑥⑦⑧⑨⑩⑾　　《罗瑞卿同志在全国省、市检察长、法院院长、公安厅局长联席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7月13日，江苏省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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