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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源“捆捆”
因了文字之缘，有幸先后结识两位影视演员。一位出身满清皇族，爱新觉罗某一支系。细看之下，长相果然和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相似，只是比溥仪还要清瘦。进一步说来，介于溥仪与屈子行吟图上的屈原大夫之间——所谓“形容枯槁”，基本就是这副模样了。因此之故，所演角色非间谍即特务，非特务即间谍，总之清一色坏人。而皇族本人却有英雄情结，做梦都想以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亮相一回。他说这话时的凄然神情让我觉得十分不忍，于是和他一齐埋怨张艺谋等导演偏偏以貌取人。不过我心中暗想，若以《 三国演义 》为例，咱们青岛帅哥唐国强演卧龙先生诸葛孔明，此君充其量只能扮演凤雏庞统或蒋干、张松之流。虽说出身皇族，但刘皇叔一角笃定与他无缘，毕竟刘皇叔的长相足以把死对头的妹妹搞到手。
结识的另一位和皇族正相反，美丽女性，顾盼生辉。且此番来青就是拍《 美丽女性 》，扮演市长夫人，既是贤妻良母，又是精明强干的律师。她在生活中的另一角色——绝非银幕上的——乃是全国劳模、南方某省政协委员。如此女性当然不至于演什么间谍特务。不过话说回来，皇族的特务角色确乎演得好。我见过他一张演戏味的生活照——双手高擎左轮手枪躲在树干后窥看四周动静，比特务还特务，神形俱肖，呼之欲出，演技这东西端得匪夷所思。
结识皇族和劳模两位演员，使得我这个终日蜗居之人得以探头观看外面世界，收获相当不小。这里且说两点，其一，我摸得了明星们的荷包。喝酒闲聊之间聊起章子怡赵薇的拍片酬金，对方淡淡告诉我“一捆捆的”。见我不解，解释说一捆一万元或一万元一捆，数多少捆就是了——财源捆捆呀！财源滚滚，财源捆捆，财源滚成捆，财源一捆一捆地滚，得得，简直一首诗。我问既然酬金成捆，那么幸福怕也成捆了？对曰未必，例如赵薇，她一点儿也不幸福的，体重哪怕增加半斤就得下岗！眼睁睁看着满桌山珍海味吃不得，你说那幸福吗？那是折磨！
其二，我窥得了演员的心地。说实在的，以前我骨子里颇有些瞧不起演员，认为演员不外乎逢场作戏弄虚作假罢了。其实不然，人家同样不失真诚和善良。就说皇族吧，两次直接跑去我上课的教学楼，以瘦弱之躯皇族之尊跑上跑下找我，无论如何非“拜见”我这个平民不可。我去北京开会，特意在什刹海“咸亨酒家”定了单间，待我以丰盛的绍兴酒菜。而我既非奥斯卡评委又不是广电部首长不是一掷千金的“出品人”，无非一介孔乙己式的穷酸文人，怎么想招待我都无利可图，纯粹出于真诚，绝非作戏。再说劳模，日前她亲口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她在青岛街头货摊看中了一种少数民族风格的勺子，一次买四百元的。货摊里货不够，便跟摊主去家里拿，但仍不够四百元的。劳模见摊主老伯家穷得家徒四壁，遂表示货不够也不用找钱了。不料摊主一口咬定她偷了棚梁挂的一把自家用的样板勺子，理由是世上哪有不用找钱的好心人，肯定是偷了棚梁的勺子凑够数才这么“大方”的。在场还有其他人，我们的劳模顿时落得个大红脸，经人一再作证才得以脱身。“你看你看，好事都做不得的，好意都行不通！”她感叹道。我也感叹，想不到心地善良的美丽演员遭遇如此尴尬。但她终归善解人意：老伯怕也是从他自身经历中学得的，不能怪他。
这两点收获让我进一步领悟：（ 1 ）钞票成捆未必幸福成捆；（ 2 ）逢场作戏的演员未必总是作戏。换言之，钞票不成捆的我们未必不幸福，不是演员的我们未必不演戏。信不信由你。
青岛洗练
早报编辑用E？鄄mail发来一篇关于品评青岛的文章，希望我借题发挥。我虽然身在东京，说忙也够忙的，但毕竟是青岛市民，有义务唠叨几句。
先让我就他者说法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去年九月和一个来青岛参加日本文学研讨会的深圳朋友在酒吧喝酒，朋友对我说：“来了青岛，我才明白当年你为什么不去深圳而非来青岛不可。”
第二个例子。两个月前一位在东京住了半年的澳大利亚籍华人画家打来电话：“林老师，你猜我在哪儿啊？我在青岛，这回可算喘过一口气啦！”
第三个例子。日前同东京几个文人墨客聚会，一个在东大读博士的同门师弟忽然问我：“青岛海洋大学干吗改成中国海洋大学？岂不改回第三世界去了？又不是张家口海洋大学！”
第一例说青岛比深圳好。这个自然。深圳有什么好？除了崭新的水泥古董“世界之窗”别无醒目景点。第二例说东京不如青岛。东京大楼密密麻麻数不胜数而绿树稀稀拉拉屈指可数，是让人喘不过气。第三例好像是说青岛好于中国，逻辑诚然不通，但意思不难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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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说我自己的看法。四年前我从工作了一二十年的广州调来青岛。不少朋友为之费解：如今都“孔雀东南飞”，你何苦“北上抗日”，岂非倒行逆施？个中缘由细说没完，这里只说三小点。其一，在广州的公共汽车上如若主动让座，对方十有###投来狐疑的目光，仿佛在说这小子是不是别有用心—— 一个行善都行不通（ 亘古未有之也 ）的城市；其二，据我观察，广州小巷里的街树至少有一半被住户用水泥把树干底端封得严严实实。何故？“树”者，“输”也，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一个破坏绿化缺乏爱心神经兮兮的城市；其三，住宅公寓宿舍楼大多用铁棍封窗，名曰防盗网，纵然居二十八层之高亦莫能外，致使刚建好的漂亮公寓刹那间百孔千疮惨不忍睹，俨然新穿的皮尔卡丹惹了满身“创可贴”—— 一个人人自危户户铁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城市。而青岛不至于吧？铁窗生涯者除了一楼偶尔可以见到，每次见到我都坚信此人笃定是从广州调来的。
关于城市整体风格，我想概括为两个字：洗练。北京大气，上海新潮，武汉雄浑，西安古朴，杭州秀丽，苏州典雅，大连刚健，南京伤感……而洗练者，非咱青岛莫属。无论楼宇的造型与色调，还是街旁的雕塑与飞石，甚至每一道围墙的款式、每一块绿地的配置，无不透示出简约和谐的美学追求、洗尽铅华的文人画韵致以及超拔尘俗的精神指向……近来“小资”风生水起，凡事讲究格调。诸般格调之中，愚以为当以洗练为上。
环境感染人。我是兼职翻译匠，翻译一直不屈不挠地鼓捣，而尝试自己写点什么则是来青岛之后。或散文或随笔或小品，虽然体裁不伦不类行文颠三倒四，但运笔之间每觉奇思妙想纷至沓来——盖青岛格调风水所使然也。反正我是决心赖在青岛不走了，哪里也不再流窜，东京也好纽约也好香港也好。
事情总得有人做：怀念李芒先生（1）
“大和多岭峦，香具最神秀。凌绝顶，望国畴：碧野涌炊烟，沼海舞群鸥。美哉大和国，妙哉秋津洲。”——当我给研究生讲课引用李芒先生译的这首万叶和歌时，心里不禁一惊：倏忽之间，李芒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四年了！
我清晰记得四年前那个令人沉痛的日子。那是十月最后一天的下午，社科院外文所打电话告诉我：李芒先生于10月30日21时16分在京逝世，享年八十岁。
往北京给先生家人打电话。得知先生辞世前没怎么遭受病痛折磨，安详地走了。
放下电话，我感到十分沉痛，一种近乎虚脱的沉痛。我从书橱拿出一个月前上海日本文学研究会第七届年会上（ 这是先生第一次缺席的年会，他给大会发来贺信并请求辞去会长职务 ）。先生托人捎来的刚刚出版的《 采玉集 》，又找出《 投石集 》和他翻译的《 万叶集选 》，打开有先生遗像那页，一起立在书架上。然后去外面山坡采来一束小小的黄｜色野菊花，放在先生遗像遗著前，默默肃立良久。
对我来说，先生不仅仅是我国日本文学界德高望重的老会长，更是提携和指导过自己的可钦可敬的老前辈。
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事了。我把自己写的一篇关于日本古典诗歌意境的论文惴惴然寄给先生。先生很快回信大加鼓励，并邀请我参加那年夏天在洛阳召开的日本文学年会。于是我第一次见到久仰的李芒先生：满头银发，面色红润，身体魁伟，步履沉稳，一脸慈祥的微笑。在楼门口一见面就亲切地拉过我的手，一副喜不自胜的样子。说话声音不高，舒缓而浑厚，如空谷回音，很有感染力。神态温和自然，一点架子也没有。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很有长者之风。
此后每有和歌以至日本古典文学方面的活动，先生总是举荐我这个当时远在岭南的晚辈。大概是1991年在杭州西子湖畔举办和歌俳句“行吟会”的时候，有幸同先生住一个房间。记得最清楚的是，先生告诉我他翻译和歌俳句，往往一连几首写在小纸条上揣进衣袋，走路也好等车等人也好，随时随地掏出琢磨一番；同时把小开本宋词元曲放在案头枕旁甚至卫生间内，以便随手翻阅，用以激活灵感。并说这个办法意外有效。受此启发，后来我的枕旁便多了一本散文，睡前花几分钟看上一两页，用以不断打磨文学悟性和丰富词汇量。如果说自己在翻译上，尤其近年来翻译村上春树作品方面尚有一二可取之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效法先生。
光阴荏苒。六年前借赴京开会之机，前往先生府上拜访。先生仍住在十几年前的宿舍里，客厅兼书房除了新铺的复合地板，谈不上什么装修。先生拿出作为外国名著丛书之一刚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万叶集选 》签名送给我。我捧在手上，顿时有一种沉甸甸热乎乎的感觉。心想这730多首古诗，不知又耗掉了老人多少时间和心血。我半开玩笑说译和歌经济效益怕也太低了吧，先生应道：“是啊，一天也就译三首五首吧。不过事情总得有人做。”
“事情总得有人做。”——至今这句话仍不时在我耳畔响起。可以说，老一辈学者那种不计功利的淡泊、谦虚和责任感，都体现在这句再普通不过又耐人寻味的话里了。
当时先生劝我在研究古典和歌方面再做点事情（ 我已中断几年了 ）。他说他原本准备写两部书：一部和歌史，一部和歌评论鉴赏方面的，但由于年纪大了，怕是难以如愿了。接着很认真地对我说：“如果你想做，我愿意把我搜集的所有资料提供给你。”我听了，心里很受震撼。搞学术研究的人，谁都晓得毕生搜集的资料意味着什么，而先生要无条件地提供给我，何况我又不是先生的受业弟子！
薄暮时分先生执意拉我去离他住所并不很近的一家餐馆吃火锅。那时先生腿脚已不大灵便了，走一会儿便要坐下揉一阵子腿，来回路上揉了好几回。告别时先生用依依不舍的眼神望着我，似乎还有许多话要对我说。后来每次想起那眼神，我都后悔自己为什么没多留一会儿倾听先生更多的教诲。
事情总得有人做：怀念李芒先生（2）
“事情总得有人做。”——想来这也是先生一生的写照。先生或许未能构筑自成一统的学术大厦，更多时间里只是在日本文学普及性评论译介和提携后学方面默默做着他认为总得有人做的事情，而这正是先生的人格光点和功劳所在。
北国十月，秋风萧瑟。远处，黄海洪波涌起；窗前，梧桐黄叶飘零。先生去了，去那边了，已去四年了。那边的树叶也会落吗？您身上的衣服够吗？
安息吧，李芒先生！这边有许多人在怀念您、感激您。您未做完的事，我、我们、我们的学生会接着做下去。毕竟，“事情总得有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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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不可以不弘毅
我搞点日本文学，又在日本住过几年，较为中意“和食”（ 日本料理 ）和“和室”。和食过于考究，自家捣鼓不来，而和室相对简单，遂在装修时弄出一间。安上木格纸窗，铺上榻榻米，基本大功告成。不用说，和室最大的视觉特点是家徒四壁。看得久了，难免有四壁萧然之感，暗想若有书法挂轴挂上去该有多妙。也巧，正想之间，就认识了宋文京先生。
当时文京北上京城任《 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 》主编不久，打来电话说准备出村上春树专版，约我写点评论性文字。我心中暗喜，几乎初次见面就厚起脸皮讨人家的墨宝。文京慨然应允，在他刚刚装修完毕的新房的阁楼书房一张铺天盖地般的大写字台上一鼓作气，挥就三幅作品。一幅中堂，书杜甫的《 春日忆李白 》，一幅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