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村、上东城和下东城的几条街，以及一幢幢世界知名的建筑陆标还会有点印象。除此之外，就算他还记得三号大道或六号大道，但也不一样了，至少上面的高架铁路早已拆除。中城一带，取而代之的是马路两旁一座座没有多少特色的玻璃盒式的办公大楼和公寓。麦迪逊广场公园（Madison Square Garden）也不在麦迪逊广场了，而在新的（而且也即将拆除重建的）宾州车站之上。地下铁倒是如旧——所以才这么旧；但车资却是早已从当年的五分涨到今天的一块一毛五。他去了他小时候曾经去过的下曼哈顿金融区和时报广场一带的百老汇之后，会发现这些地区固然还在，但早已面目全非。
很简单，直到六十年代，纽约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想到应该去保存某些老建筑。原因之一是，直到二十世纪初，曼哈顿的建筑多半基本上是欧洲某种传统的现代翻版，例如新古典、新哥德等等，似乎不值一提。纽约由于本身没有历史，干脆将欧洲古建筑物，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搬来纽约重新安装（如The Cloisters，中古世纪修道院）。有钱人士要看真东西的时候，就乘邮轮前往欧洲西方文明发源地观赏真的古迹和真的文化。而纽约自己则非常实际地、或有时并不切合实际地向上和再向上发展。空间不够或成效不够的话，就拆了根本还是很好的房子而重新在原地建造起更大、更高、更赚钱的大楼。理由是，反正拆除的既不是罗浮宫更不是“帕德嫩”（Parthenon），只不过是些普通的老房子而已。
直到一九六三年，在已经拆毁了无数重要的老建筑之后，又以经济和成效的名义拆除了“最后一根草”——就是那座才五十几年的宾州车站，当时最伟大的一座公共建筑，才引起众怒；迫使市政府于一九六五年成立一个“陆标保存委员会”（Landmarks Preservation mission），来负责指定和保存并保护任何具有历史、建筑、文化和艺术价值的建筑和区域。今天四十二街的大中央车站之所以没有走上它前辈的厄运，正是因为它被指定为陆标。老的宾州车站可以说是今天纽约所有建筑陆标的先烈。纽约市的建筑和都市发展，自“一八一一年计划”规定了格状市区之后，又受到一次大战之后定下的《地区划分法》（Zoning Laws）的管制。这些确定某一地区的性质、建筑场地的面积、建筑物的高度和体积，以及人口密度、环境和交通影响的法律规章，非常复杂，经常改变；而且不断被地产商和开发者们滥用。然而，它却决定了纽约天空线的改变，决定了纽约的市容，甚至于本质。近三十年来一个最早而且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苏荷”（SoHo）。因市政府接受现实而修改了该区的《地区划分法》，使一个原来满是典型十九世纪下半期的铸铁（Castiron）厂房和仓库，一百多年来只能做生产、制造、运输用途的（不能居住）轻工业区，在没有几年的时间内转变为一个西方艺术中心。而且，更是日后无数小区“绅士化”（gentrification）的一个先例。
纽约，纽约（8）
无论是经济理由，还是为了“城市复兴”，或是“清理贫民区”；纽约在二次大战结束后，乘着胜利的威风，充满信心地进行一个个大型建设。从四十年代公私共同发展的“住屋计划”（Housing Projects），如一号大道之东十四至二十街的斯泰维森城（Stuyvesant Town），到五十年代为了“清理贫民区”而展开的“哥伦布圆环”（Columbus Circle）重建计划。前者至今仍然是一个典范，而后者在短短三十年又被拆除。其中几个新计划因受到市民和公益人士的激烈反对而至今尚未定案。六十年代，纽约更是基础建设与开发项目双管齐下。先后完成了肯尼迪国际机场和两座大桥，而其中之一，一九六四年通车的维瑞查诺海峡大桥（Verrazano Narrows Bridge）更是当时世界最长的吊桥。与此同时，林肯中心于一九六三年破土，世界贸易中心在一九六八年动工。但市政府和地产开发商并没有忘记曼哈顿只是一个狭窄的小岛，面积有限，因此在建造双塔、各一百层的世贸中心大楼及世贸三、四、五、六……办公大楼的时候，将所挖出来的土石，加上其他垃圾，填平了哈德逊河一片东岸，以便在八十年代建造世界金融中心和炮台公园城（Battery Park City）。结果，今天曼哈顿最南端几乎比荷兰殖民时期宽了一倍。
疯狂的八十年代——房地产暴涨，“优皮”与“垃圾债券”同时泛滥成灾……早因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黑色星期一”的股市暴跌而成为过去。目前纽约正面临着可能是一九七五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财政危机。现在它问自己的是：这一次能不能像以前一样，不但自拔，而且继续在金融、广告、通讯、娱乐、服装、出版、媒体、制造等等各个领域保持其首要地位？还是，这是没落的开始？
从内战到越战，纽约差不多享受了一百年的黄金世纪；可以说没有任何其他城市，尤其在公共工程方面，可与其相比。是这些基本建设，从大桥隧道、市郊公路、地下铁、输水管道，以至于公园、学校、图书馆、美术博物馆等等，为纽约打下了坚固的基础，才吸引了全国、乃至于全世界各个领域最佳的人才。纽约之所以被称为“大苹果”（The Big Apple），正是因为不论你混哪一行，如果你不能像当年搞爵士的，在他们称之为“大苹果”的纽约混出头，那你算是一文不值。
如果纽约在经历了一九七五年的财政危机，在那几乎破产的情况下，却又能在短短几年工夫主要靠自己努力又成为“帝国之都”，甚至于如当时的郭德华市长（EdKoch）所自夸的，是“世界首都”，那么弹性和耐力极强的纽约仍应具有这个能力。当然，这次不可能像大恐慌当年，去依靠现在连自己的预算都无法平衡的联邦政府；也不能像七十年代那样喊几句“我爱纽约”（作用是有，但不是靠它）就可以渡过危机。今天全美国经济都在衰退，纽约以其两百亿美元的债务，前景应该是相当暗淡的。然而它却在裁人、裁经费、裁服务的同时，勒紧腰带，重新安排优先次序。这次不是盲目地去搞新的、不合实际的庞大工程建设（如终于在一九八五年被迫放弃的西边公路［Westway］和庞大的小区发展计划），而是将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于已经存在但被忽略了二十多年的基本建设的维修上——机场、地铁、桥梁、公路、街道、下水道、输水道，和住屋、学校等其他项目，并且光是在一九九〇财政年度，就投下了一百二十亿美元。
一位苏格兰生物学家兼社会学家，帕特瑞克·盖地斯爵士（Sir Patrick Geddes），一生从事性的演化和城市的演化的研究，并设法结合此二学科来造福都市规划。他在一次大战前夕制定了一个有名的都市发展方案，认为一个城市的兴亡过程有五个阶段。首先出现的是Polis（套用了古希腊城邦的名称），一个年轻的城市；下一步发展到Metropolis，一个庞大而健康的城市；然后又发展到Megapolis，一个过大而不健康的城市，且倾向于自大狂；从而变成Parasitopolis，一个寄生城，吸取着全国的生命液；最后变成为Pathopolis，一个近死之城，充满疾病，日益萎缩，趋向死亡。
纽约，纽约（9）
好，纽约从哈德逊船长登陆而“发生”至今，已经“发生”三百八十多年和八百万人了。按照这个理论，目前大概是一个过大而不健康，并倾向于自大狂的Megapolis。但纽约不大可能有机会走向一个吸取着全国生命液的寄生城；因为，从联邦到各州的全国，根本不允许纽约如此寄生。最好的证明是，纽约在一九七五年向华盛顿福特总统求救的时候，所得到的答复被目前正在罢工的《纽约日报》当时头版头条一语中的：“去死吧”（Ford to City：Drop Dead）。而且因为纽约，不论它多么自满自大，在它该清醒的时候总会及时清醒过来，而绝不沉醉于往日的光辉。而且因为纽约，不论它目前的处境是何等困难，它都经历过不止一次的危机了，而且在每次危机之后反而会有新的血液、新的活力加入。从它几百年下来建了又拆、拆了又建的一贯做法，从它一代又一代的新移民（像最近八十年代开始的亚洲移民），纽约好像是一个永远“完成”不了的城市。更何况，什么都喜欢戏剧化的纽约更知道，“人生不是彩排”，每一天每一年，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现场演出。这样来看的话，纽约，加上一点运气，很可能再“发生”三百八十年——而仍未“完成”。
一九九一·二
出版后记
张北海，优秀的华语作家。20世纪70年代至今，他在港台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纽约生活的随笔，在华人文学界享有盛名。张北海的文章曾出版过多个单行本。经作者授权，2007年5月，我们出版其长篇小说《侠隐》，反响巨大。此次我们精选了张北海纽约散文中的精华篇章，辑成三本。依照本地编辑规范，个别词句经编辑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