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长井雅乐的“航海远略论”却遭到长州藩内尊攘派的激烈反对,以松阴门下弟子桂小五郎和久坂玄瑞等人为首,纷纷提出必须“先攘夷,后开国”,想在不先解决内部矛盾、改革政治以前就向西方列强敞开大门,根本就是开门揖盗。曾经支持过吉田松阴的重臣周布政之助也站在小五郎等人一边,于是众人齐心协力把长井雅乐赶下了台。
长井雅乐在文久三年(1863年)二月切腹自杀,从此长州藩论全面转向尊王攘夷,并最终发动兵马上洛,酿成了血腥的“禁门之变”。
且说长州军总计三千人,分海陆两道杀往大坂,随即以伏见的长州藩邸为据点,大举向京都进发。当时守卫京都的是包括萨摩、会津在内的共三十个藩的部队,就兵力来说,长州军完全落在下风。然而被热血冲昏了头脑的长州激进尊攘派却根本看不清形势,在他们想来,只要通过公卿上奏天皇,说明自己的尊攘大义,则天皇自然会站到自己一边,到了那个时候,萨摩、会津等藩的武士,难道还敢违逆天皇的旨意吗?
然而事实上当时的孝明天皇并无从幕府手中收归权力的野心,同时因为去年几场失败的攘夷战争,也已经很明确地表过态:“征服丑夷乃国家之大典……无谋之攘夷实不为朕之所望……”所以天皇是根本不会主动走出皇宫,接纳长州志士们的所谓忠心的。
皇宫四周布列着各藩军队,而长州军则分扎在嵯峨天龙寺、山崎天王山和伏见三处,与各藩遥遥相对。六月二十七日,松平容保命令各藩部队加强皇宫各门的警备,勿使长州一人一骑进入。七月三日,他又写信给福原越后,要求长州军尽快撤出京都附近地区,否则后果自负。
长州军不甘心就此退出洛中,可是面对数倍于己的兵力,也不敢贸然发动攻击。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形势对幕府方越来越有利,七月十八日夜晚,松平容保终于请到了幕府讨伐长州的敕命,随即带病出阵,指挥各藩军队向长州军发起猛攻。
长州军得到消息后,骑虎难下,被迫分道杀向皇宫,激烈的战斗就这样打响了。山崎方面屯扎着长州军的主力,主要将领有久坂玄瑞、益田右卫门介、真木和泉等人,首先遭到诸藩联军的进攻,被迫向后退却。为了掩护主力部队,同时扭转战场形势,另外两路长州军大踏步地向皇宫挺进,先锋来岛又兵卫亲率两百名部下直冲向蛤御门。
当时守备蛤御门的乃是八百名会津藩兵,看到长州军汹涌杀来,匆忙奋起迎战,双方就此在御门前展开了激斗。作为天龙寺方面主将的国司信浓紧跟在来岛又兵卫之后加入战团,高呼“杀败会奸,冲进皇宫去求见天皇陛下”等口号拼死奋战,会津军力不能敌,节节败退,眼看御门就要被长州军攻破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直驻扎在附近、守护乾御门的萨摩岛津军却开始行动了。岛津方主将正是前几年投海不死的西乡吉之助隆盛,在他的指挥下,两百余名萨摩藩兵救援蛤御门,奇Qīsuū。сom书突然出现在长州军的背后。遭到前后夹击的长州军瞬间崩溃,素有“鬼来岛”之称的勇士来岛又兵卫身中铳弹,自度不得幸免,于是含恨切腹而死。
就这样,长州军最后一线转败为胜的希望就此破灭,三路军队陆续都被击溃。久坂玄瑞被迫闯入公卿鹰司邸,想要负隅顽抗,结果被萨摩、会津、桑名等藩兵团团围住。恶战一场后,玄瑞和好友寺岛忠三郎一起含泪对刺而死。
最后毙命的长州军大将是真木和泉,他依靠天王山地势之险,一直固守到八月二十一日,掩护三位家老顺利撤退,然后也被迫自尽了。这就是著名的“蛤御门之变”,也称“禁门之变”,长州藩第一次明确地打出尊王倒幕的旗帜,但因为准备不够充分,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最终以全面溃败而告终。据说经此一战,长州藩尊攘志士战死达三百余人,藩中舆论为之大变。
●功山寺起义
“禁门之变”爆发后,幕府传令各地诸侯,以前尾张藩主德川庆胜为总督,越前藩主松平茂昭为副将,联军讨伐长州。然而此时幕府权威已堕,诸侯各抱观望之心,都不肯使出全力,担任讨伐军总参谋的萨摩重臣西乡吉之助遂提出一计,要“以长州人来处置长州人”——这一计划取得了完美的成功。
且说讨伐军是元治元年(1864年)八月二日出动的,然而还没等走到长州,八月五日,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驶入关门海峡,对长州重镇下关展开了猛烈的炮击——这是对去年长州藩攻击美、法等国船只而采取的报复行动。于是藩内保守派椋梨藤太等人趁机向毛利敬亲提出,只有排斥尊攘派,并且立刻向幕府谢罪,“纯一恭顺”,才能挽救毛利家濒临灭亡的命运。
在这些保守派,也被称为“俗论派”的打击下,周布政之助被迫自杀,激进攘夷派的代表井上闻多(馨)遭到保守的“选锋队”的袭击,伤重而遁。于是毛利敬亲勒令益田右卫门介、国司信浓、福原越后三家老自尽,同时破弃重镇山口城,交出落难的五位公卿(七卿或死或走,留在长州的还有五个),亲笔写信向幕府谢罪,用这些屈辱的条件劝退了讨伐军。
这就是第一次“征长之战”,在西乡吉之助的谋划下,长州藩不战而败,藩内尊攘势力几乎被扫荡一空。然后,就该轮到狂飙突进的高杉晋作出场了。
与绝大多数尊攘志士不同,高杉晋作出身于一个中上级武士家庭。因为高杉氏的家纹为“丸之四割菱”,所以有传说出自甲斐武田氏,先祖是战国时代的备后国高杉城主武田小四郎春时。晋作的父亲高杉小忠太领二百石俸禄,就其在长州藩内的身份来说,可比德川幕府的旗本。晋作初名和介,自小聪颖,在藩校“明伦馆”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得到毛利敬亲、定广父子的称赞。
当时在“明伦馆”中还有一个高材生,同时也是高杉晋作的好友,那就是久坂玄瑞,经过玄瑞的介绍,晋作与其同时投拜在吉田松阴门下——照理说,松下村塾所招收的大多是中下级武士学生,晋作本来是不可能想到要去那样一个乡下学校进修的。
在村下村塾的日子里,高杉晋作受到吉田松阴深刻的影响,同时他还四处游历,先后向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等人求教,思想倾向逐渐转变为尊王攘夷。而因为他的学习成绩良好,遂被与久坂玄瑞,入江久一并称为“松下三高足”。
文久元年(1861年),晋作被选为世嗣毛利定广的小姓役,也就是青年侍卫官,随即他获得许可,乘坐木船“千岁丸”渡海前往上海考察和学习。此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中国东南半壁,西方列强协助清政府镇压这次运动,从而更进一步地把中国半殖民地化,上海是全中国苦难的最鲜明的缩影。在上海的这段日子里,晋作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化,一方面产生严重的危机感,深知日本若不革新自强,结果必将比清朝更惨,另方面,他的对外倾向也逐渐转向开国。
回藩后,高杉晋作提出“大割据”策略,想要以长州藩为基地率先进行改革,从而逐渐向外影响整个日本。在他的建议下,毛利敬亲答应组建一支“奇兵队”,和旧有的藩兵不同,这支部队不论出身,其中既有武士,也有很多商人、城市平民和农民的子弟。高杉晋作成为“奇兵队”的总督,自号东行,毛利敬亲则名其为东一(东邦第一人)和谷潜藏(深谷潜龙)。
受到“奇兵队”的影响,长州藩内各种半军事性组织逐一被建立了起来,比如前面提到过的来岛右兵卫的“游击队”,以及伊藤俊辅(博文)的“力士队”、吉富藤兵卫的“鸣城队”、品川弥次郎的“御楯队”,还有“荻野队”、“膺惩队”、“第二奇兵队”,等等。其中就人数和军事实力来说,当然以“奇兵队”为其翘楚,落难长州的公卿三条实美就曾经欣然为“奇兵队”题词道:“忠义填骨髓”。
对于长州藩兵上洛申诉的鲁莽行动,高杉晋作持鲜明的反对态度,甚至不惜脱藩下狱,而他的好友久坂玄瑞虽然也表示反对,但态度不够坚决,最终被胁裹前往,血洒鹰司藩邸。消息传来,晋作悲恸不已,为了抵挡幕府军的攻击,挽救长州藩的危亡,他提出“武力恭顺”的主张,也即阳奉阴违,表面上向幕府低头,实际却秣兵厉马,寻机再举。
然而“武力恭顺”被“纯一恭顺”压倒,俗论派趁机上了台,开始残酷地镇压尊攘志士,晋作也被迫亡命北九州。元治元年(1864年)十二月,幕府军还没有退尽,他就悄悄地潜回了长州,前往下关去会见“松下村塾”的同学山县狂介,商讨起义计划。
山县狂介本名小辅,吉田松阴评价他“志向高远,可称一个‘狂’字”,因此赐名狂介——也就是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山县有朋。狂介本为“奇兵队”的军监,后来代替高杉晋作担任总督,当晋作前来和他商量“必须打倒俗论派,掌握藩政,否则就无法挽救长州,更无法挽救整个日本国”的时候,此人大违其“狂”名,在赤根武人等谨慎派的挟制下,竟然犹豫不决,不肯协同起义。晋作一怒之下拂袖而去,说:“就算只有我一个人,也必定会完成起义大事!”
虽然没能拉动“奇兵队”的老部下,但高杉晋作通过不懈努力,却终于说服了“力士队”队长伊藤俊辅(博文)、“游击队”新队长高桥熊太等六十余人(一说为八十人)。他们于十二月十六日冒雪在下关功山寺起义,随即袭击并攻占了附近的新地会所。
藩兵三千人前往镇压起义,高杉晋作身穿祖先传留下来的绀丝威铠甲,头戴乌帽子形兜,沉着应战。闻听起义的消息,尊攘派各队纷纷前来会合,就连山县狂介也坐不住了,率领“奇兵队”加入战斗,于是藩兵不敌败退。随即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晋作及其所领导的所谓“正义派”即横扫整个长州,清除俗论派,重新夺回了政权。
●龙马奔腾
“功山寺起义”的第二年是庆应元年(1865年),五月,一个名叫“龟山社中”的商会悄然建立了。日本的这场近代变革,产生了所谓的“维新三杰”,而在此之前,还有“前三杰”声名更为煊赫,那就是高杉晋作、幕臣胜海舟,以及“龟山社中”的创办人坂本龙马。
坂本龙马本名直柔,出身非常低微,他的祖父直益本是酒店“才谷屋”的少东家,后来过继到土佐藩一个下级武士家庭,才始取得“乡士”的资格。龙马曾经抱持着攘夷思想,脱藩前往江户,打算刺杀开国派的幕臣胜麟太郎义邦(海舟),但结果反被胜海舟说服,成为开国论的主要鼓吹者之一。
坂本龙马构思出了自己独特的共和政体论,随后他就在长崎龟山创立了“龟山社中”,后来又名“海援队”。“龟山社中”不仅仅是商务贸易组织,它还是尊王志士们的总联络站和情报站,利用这个组织,龙马把大量精力和金钱都投入到尊王倒幕运动中去。
坂本龙马并不赞成武力倒幕,他认为只有各地雄藩联合起来,才能逼迫幕府自动地“大政奉还”,也即把权力返还给天皇朝廷,完成不流血的革命。为了达成这个目的,龙马决定首先要让尊攘派的两个最大基地——长州和萨摩——携起手来。
萨摩藩本是尊攘派的重要基地,但公武合体的色彩更为浓厚,当坂本龙马和好友中冈慎太郎来到萨藩的时候,掌握藩中实权的就是第一次长州征伐战的总参谋西乡吉之助(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他们两人和长州的桂小五郎(木户孝允)后来被并称为“维新三杰”。
萨摩藩前此所以会协助幕府与长州军交战,本是为了掌握京都的实权,完成藩主岛津久光公武合体和“雄藩公议”的政治理想。可是幕府在战败长州以后却卸磨杀驴,加速恢复幕权,同时故意搅黄明令召开的雄藩会议。在这种情况下,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的思想开始倾向于武力倒幕。
于是,经过龙马和慎太郎的反复劝说,西乡隆盛终于答应和长州联起手来,伺机推翻幕府的腐朽统治。接着,两人又来到长州游说,虽说长州人恨透了“会奸”、“萨贼”,但眼界开阔的桂小五郎和高杉晋作还是力排众议,决定争取萨摩这个强有力的外援。
且说那位中冈慎太郎,乃是著名的“陆援队”的开创者。海援”、“陆援”,互为表里,虽然慎太郎之创立“陆援队”,灵感是来自“龟山社中”,但龙马之把“龟山社中”改编为“海援队”,实际是仿效“陆援队”。相比之下,“海援队”更象商团,龙马更象辩士,而“陆援队”仿佛军队,慎太郎无疑是名战士。虽然有关“龙马的主要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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