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鸣梁海战的败北，加上明朝大军也已开入朝鲜战场，日军被迫放弃了合围京城的计划，收缩防线，后退到东南沿海的蔚山等地固守，打算熬过漫长的冬季，等到春暖花开再发动新一轮的进攻。
●蔚山之败
明军第一支开到前线的部队是副总兵解生所率的两千人，九月七日到达了稷山。稷山在忠清道重镇忠州西北，距离忠州大约是距离京城距离的二分之一，可谓京南的门户。解生在稷山附近遭遇日本黑田长政和伊达政宗的一部兵马，激战中，杨登山等人也率援军赶到，将日军击退。同一时间，进攻青山的日军也被明朝参将彭友德战败。
日本水军在鸣梁海战中惨败于李舜臣之手，陆军经过稷山、青山两战，虽然损失不大，但挫动锐气，被迫纷纷后撤。冬季到来的时候，日军大都退至朝鲜南部沿海，凭藉预先构筑的日式城砦，打算严密防守，积聚物资，熬至明春再发动新的攻势。当时其基本部署是，由西向东，小西行长在顺天，岛津义弘在泗川，黑田长政在梁山，加藤清正在蔚山。
为了打破对峙的僵局，明军策划发动了蔚山战役，准备先击垮位于最东北方的加藤清正，然后再将剩余敌军各个击破。这一策略本来颇有道理，然而入朝的明军总兵力不过七万余，要对付超过十万的日本陆军，必须集中兵力击其一部，争取快速将其吃掉，可惜杨镐用兵却并没有那样雷厉风行。
当时杨镐、李如梅率左路军，麻贵、李芳春率右路军，高策明率中路军，三路合围蔚山，总兵力三万余。当时蔚山守敌兵力不过五千上下，大概杨镐认为以三万对五千，就可以稳操胜券了吧。
十二月二十三日，战斗正式打响。明游击摆寨首先率三千精骑前往诱敌，随即斩杀四百余人，突进攻克了蔚山。加藤清正被迫后退到地势更为险要的岛山，连夜筑就三砦，抵抗明军的进攻。此时日军后无退路，抵抗得极为顽强，相反，杨镐则分明显得决心不足，深怕损失过大，于是打打停停，迁延日久。仗打到次年（1598年）一月四日，小西行长、黑田长政、岛津义弘等将率援兵赶到，前部一万三千人绕至明军侧后方，杨镐大惊失色，首先驳马落荒而逃，麻贵看到主将撤离，也立刻退兵，牵动全军，败得难看无比。
蔚山之战，日军损失近万，明军则估计在两万上下，辎重物资全都抛散。杨镐一口气逃回京城，越想越是担心，竟然和邢玠合谋串通，向北京发了大捷的伪报，并且声称明军损失只有百余人。
杨镐麾下的赞画主事丁应泰听说吃了败仗，跑去找杨镐，问他该怎样处理善后事宜，杨镐不但不自责，还拿出宰辅张位、沈一贯写来的信给丁应泰看，神情非常得意。原来杨镐在出征前父亲死了，按礼法本该回家守丧，但朝廷正当用人之际，就“夺情”派他来朝鲜指挥战斗。宰辅们都觉得对不起杨镐，准备颁旨奖勉，旨意还没有下，张位、沈一贯等人先写信来通知他这件事。杨镐的这副嘴脸使丁应泰恶心透了，于是愤而上书，把明军战败的真实情况汇报给朝廷。万历皇帝怒不可遏，当场就要下旨砍杨镐的脑袋，多亏首辅赵志皋的保护，才暂时免去杨镐职务，改由天津巡抚万世德代为经略朝鲜军务。
万世德还没上任，此时身在朝鲜的明朝最高统帅是兵部尚书邢玠，这个人还算有点头脑，他知道兵力不足是无法打垮日军的，于是急忙从江南招募水军，通过水路又运来了大批兵马。1598年二月，都督陈璘率广东兵、刘綎率四川兵、邓子龙率浙江兵，陆续赶到朝鲜战场——这些都是惯于山地步兵作战的劲旅。
这个时候，日军的部署是分为三路，东路为蔚山的加藤清正，中路为岛津义弘据泗川，西路为小西行长，占据粟林、曳桥等地，行长配下水军往来三处联络支援。相应日军的三地拒防，邢玠也将明军分为三路，东路麻贵、西路刘綎、中路李如梅（后以董一元代之），加上陈璘所率水军，各守防区，相机进剿。
从蔚山之战以后，日明双方都暂时丧失了发动大举进攻的能力，因此一直对峙了大半年。直到当年九月，邢玠认为部队休整得差不多了，于是指挥水陆大军全面挺进。他的计划是各部齐头并进，使得日军不能互相支援，认为这样就可以避免蔚山之败的悲剧重演。然而明军总数此时仍比不上日军，再分兵而进，还有机会对敌军任何一部造成重大打击甚至是歼灭吗？
●露梁海战
咱们分路来说，首先是西路军的刘綎，所部两万余人逼近小西行长的营垒，首次进攻就斩敌九十二人。陈璘率领水军也来协攻，击沉行长部下舰船百余艘，打了个大胜仗。然而随即行长暗派千余精锐从侧翼攻击明军，刘綎吃了大亏，朝后败退，连陈璘受他的连累，也被迫弃舟登岸而走。
东路麻贵所部三万，杀至蔚山。加藤清正还没从年初的大战中缓过劲来，一开始被明军打得左支右拙，但他随即假装退却，引诱麻贵进入预先布设了伏兵的空砦，一声号响，伏兵四起，麻贵也只好掉头就逃。
中路董一元打得最好，他所部一万五千人攻克晋州，随即乘胜渡过南江，连续取下两座日砦，直插岛津义弘的大本营泗川。经过一番激战，义弘在泗川构筑的城砦也被明军攻克了，他被迫退到海边，凭藉新砦艰苦防守。“岛津”的发音为“西妈兹”，当时写作“石曼子”，因为义弘能征善战，所以中朝军民都称其为“鬼石曼子”——这位鬼石曼子，这一日差点就真的变成了明军刀下之鬼。
岛津义弘的新砦三面临江，一面通往陆地，就算这一面也挖了深深的战壕，并且灌入海水，可谓是金池汤城一般。此外，砦子周围的水面上塞满了战船，并且左右各筑一砦，名为金海、固城，以为犄角之势。
十月，董一元对新砦发起了总攻，首先发射大炮打碎砦门，明军奋勇冲上，拔起周边的栅栏，眼看就要攻进砦去。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董一元的本营中不慎失火，点着了贮藏的火药，立刻火光冲天，烟焰腾起。岛津义弘抓住这个大好机会，亲自领兵冲杀出去，同时固城的援兵也从侧翼杀到，明军大溃，一路逃回晋州。
营中失火云云，应该不是董一元战败的主要原因，明军数量本就不如日军，一开始靠着锐气连战连胜，但锐气是不可能过于持久的，一旦锐气受挫，同时遭受到正面和侧翼的敌军两面夹击，董一元就算是千古名将，也很难再挽回败局了。这就是邢玠三路分兵的弊端，如果只以两路牵制敌军，而将主力聚于一路，尤其是聚于董一元这一路，大概早就把日军的一部给彻底吃掉了。终究蔚山之败不是败在日军的增援，而是败在杨镐的攻势太缓，明明占有绝对优势，竟然一连十天都拿不下岛山，师老兵钝，敌人增援一到，自然溃败——邢玠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败报传到北京，万历皇帝大怒，命令当场斩杀两名游击以正军法，让董一元等人戴罪立功——其实董一元本人倒是颇为冤枉的。就在这个时候，福建都御史金学通过特殊渠道得到了一条惊天动地的情报，他立刻上奏朝廷说：“丰臣秀吉已经去世，各部日军正打算从朝鲜撤退，如果不趁此机会予以重创，恐怕等其国内稳定后还会再来。”于是明廷立刻下令邢玠火速进兵，不得迟误。
当年十一月，各路明军再度南下，果然发现日军正在陆续上船撤回国内。邢玠急命陈璘等将配合李舜臣的朝鲜水军遏阻日军撤退之路，陆军麻贵等部从后追击。日军的原计划是全都后撤至巨济岛，然后陆续登船回国，然而被中朝水师所阻，退得艰难无比——就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最后的露梁海战。
当时岛津义弘、立花宗茂、宗义智等人率一万余兵马，乘坐舰船五百余艘，进入连通朝鲜中南部大陆和南海岛的海峡——露梁，准备前往增援巨济岛，协助撤离。中朝水军事先得到情报，于是在此地设伏，先锋是陈璘的副将邓子龙。这位邓子龙年逾七旬，却性格豪迈，武艺娴熟，一点也不弱于少年人，他率三巨舰首先对日军发起进攻，并且亲将三百壮士跃入日船，奋勇杀敌，所向披靡。
战斗是在十一月十二日午夜时分打响的，正在恶战的重要关头，突然友舰误发火器，点燃了邓子龙所跃入的日舰，眼看船中火起，李舜臣急忙乘船来救，却不幸被日军的流弹打中，慷慨殉国——顺便提一句，李舜臣真是死得其所，他如果活到战后，那个专会自毁长城、鸟尽弓藏的朝鲜李氏王朝，还不知道会怎样对待他呢！
随着李舜臣的战死，老将邓子龙也终于倒下了。此时陈璘主力舰船已到，副将陈蚕、季金从侧翼夹击，杀得日军大败亏输。岛津义弘最后只率五十艘战船突围而去，其余日舰全被击沉，兵将死伤大半，残余逃到岸上的，也都被从陆路杀来的刘綎等部歼灭。此次援朝抗日战争中，可以称得上真正大捷的，也就只有李舜臣的鸣梁海战和这次露梁海战了，惨胜的平壤大捷等等，根本都排不上号。
战争在十二月份正式结束，日军败兵陆续突围遁回国内，小股残余藏入乙山，因为崖深道窄，明军不敢入内搜索。还是陈璘胆大，半夜潜入布置好火器，等天亮了枪炮齐发，日军吓得落荒而逃，陈璘从后追击，没有放走一个。
●枭雄的往生
纵观整个抗倭援朝战争，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大致为一比一。明军胜在装备精良，败在主帅无能，将骄兵惰；日军胜在数量较多，素质较高，虽无统一指挥，但矛盾重重的各部间配合也还没出什么大问题，败在后勤运输跟不上。
当然，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日本发动的是非正义的战争，不得天时、地利、人和。这不是老生常谈的空话，李朝虽然烂到了极点，日军的残暴却更使朝鲜百姓深恶痛绝，日军所到之处，老百姓都持不合作态度，甚至义军蜂起，搞得日军四下扑火，焦头烂额，应接不暇。本来后方的粮草就已经运不上来了，在占领区征粮又是千难万难，空着肚子可怎么打仗呀？日军被迫到处抢掠，所造成的后果是朝鲜百姓都把粮食藏了起来，并且义军的势头燃烧得更旺盛，就这样恶性循环下去，日军不败，当真是没有天理了。
而对抗这样一支虽然悍勇顽强，却不得天时、地利、人和，仿佛一个陷足沼泽中，无法闪展腾挪的彪形大汉般的军队，明朝大军竟然屡次战败，就算打胜也多是惨胜，这实在是很丢脸的事情。抗倭援朝战争最终是中朝联军取得了胜利，但并不能因此就吹嘘说我天朝军队如何强大，真正强大的军队不会打得那么难看。
明军所起的作用，其实仅仅能够保住朝鲜北方四道，以及竭力阻止日军向北挺进而已，只要不改变基本战略，不替换有能力的主帅，或者不继续增兵，明军根本就没有实力把日军彻底击垮。最终打垮日军的是日军自己，是丰臣秀吉的骤然辞世，以及李舜臣将军所部朝鲜水军的力量——在李将军面前，什么八幡海贼，什么三岛水军，什么铁甲船，都如同草芥一般。
拉回来说，丰臣秀吉死于庆长三年（1598年）八月十八日凌晨，地点是在伏见城本丸的内室中。于是五大老开会商议后事，派遣德永寿昌、宫木丰盛等人渡海前往朝鲜的泗川，宣读秀吉遗命，要求各路日军即刻撤退回国。到了十一月二十五日，小西行长、岛津义弘、立花宗茂等人最后离开釜山，回归日本，标志着持续了整整七年的侵朝战争的全面败北。
秀吉的辞世句是：“如露降生，如露消逝，此即吾身。难波（指大坂城）之事，梦中之梦。”虽为人生无常的慨叹，却态度平和，没有张惶颓唐之感——虽然生前有来自朝鲜的败战消息，生后儿子尚幼，不知终将如何结局，但身为茶人的秀吉在其最后一刻，心态或许从一名独裁者回归为一位艺术家了吧。他若能以如此心态以对千利休，利休不会死，而秀吉也不会落到这样一个下场，真是可叹，更复可鄙。
侵朝战争使得本就还处在草创期的丰臣政权千疮百孔，秀吉一死，各方面矛盾立刻激化起来，首先是文治派和武断派的斗争。丰臣氏家臣团中这两个派别， 最早是基于出身地域的不同而分化的：秀吉跟随信长从尾张崛起，最初只领俸禄，没有封地，蜂须贺正胜、浅野长政、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浓尾武士专一唯力为视，只知打仗，不知其它；其后秀吉受封近江长滨，加封播磨姬路，所收取的江州、播州和其它畿内、西国武士日益增多，代表性人物如石田三成、小西行长、增田长胜等，多为内政人才。这两个地域集团因家臣团内部的利益瓜分不均而逐渐对立，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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