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应有的威信，从而导致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能因此就否定他的成长价值。事实上，秀次此后屡次跟随丰臣秀长和丰臣秀吉南征北战，参加过四国之阵和小田原之阵，表现也还算中规中矩。
据说丰臣秀次受其养祖父三好笑岩入道的影响很深。笑岩入道原名三好康长，是三好长庆的叔祖父，本为河内高屋城主，后归降织田信长而受封阿波一国。笑岩是著名的文化人，秀次十多岁的时候生活在三好家中，围绕在笑岩膝下，这对他性格和才能的养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天正十三年（1585年），因为从征四国有功，秀次受封近江四十三万石的领地，主城在八幡山，对于八幡山的内政建设，这个孩子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才能。
据说丰臣秀次很具有商业头脑，他规划了八幡山城城下町的格局，并且颁布《八幡山下町中掟书十三条》，包括乐市乐座、免税等举措，使市场变得非常繁荣。此外，他还开掘八幡堀，便利水路交通，在城下町设置了日本最早的排水道。因为他治理得法，加上从征小田原北条氏的功劳，天正十八年（1590年）被加封尾张国，主城移到清洲，领地年贡超过了一百万石。
天正十九年（1591年）八月，丰臣秀吉唯一的嫡子鹤松夭折了，秀吉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恐怕很难再有子嗣，就于十二月将关白之位让给了秀次，自己名义上退居二线——因为退位的关白习惯上被尊称为“太阁”，所以此后人们就称秀吉为“丰太阁”。这等于是确定了秀次的继承人地位，并且朝廷也下诏任命秀次为正二位内大臣。
当丰臣秀吉前往北九州名护屋，遥控侵朝战事的时候，丰臣秀次就留在大坂和京都处理政事，虽然国家的大政方针往往还要秀吉点头认同，秀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一个傀儡而已，但大家都知道，这个傀儡只是暂时的，只要秀吉一咽气，秀次就是新的天下人。这种格局本来很利于长治久安，然而变数终于出现了——
文禄二年（1593年），就在朝鲜战场上中日双方暂时停战，准备开始和谈的时候，丰臣秀吉竟然意外地又得到了一个嫡子，鹤松的母亲淀姬再度生产，孩子起名拾儿，也就是后来的丰臣秀赖。秀赖的诞生，使丰臣秀次的地位变得非常微妙，他虽然仍冠有关白的头衔，但很可能随时都会失去继承人的宝座。
日本历史上，仅室町晚期和战国时代，类似事情就屡有发生，一般情况下都是臣子们分裂为二，一派拥护嫡子，一派拥护养子，从此大打出手——“应仁之乱”就肇端于此。当然，丰臣秀吉非足利义政可比，他不会让这种变乱真的在眼皮底下发生的，为此睁大了眼睛，看着秀次究竟会何去何从。
据说丰臣秀次对和歌、茶道、书法、将棋等艺术门类都深有研究，他还下令保护逐渐衰退的官学，将在战乱中遗失的书籍重新整理起来——作为深受三好笑岩熏陶的文化人秀次来说，做这些事情本是理所当然的吧，况且国家大政仍然控制在秀吉手中，他也有很多闲空可以做这些琐事。然而在秀吉看来，秀次这般举动，是想麻痹自己呢，还是想提升威望，收买人心呢？
况且，因为关白丰臣秀次即将成为下一位天下人，各地诸侯纷纷趋势逢迎，羽州的大名最上义光就把十五岁的爱女驹姬献给秀次为妾——秀次和他的亲舅舅丰臣秀吉只有一事相象，那就是极好女色，各处搜罗妻妾无数。然而大名们这种拍马屁的举动，反而使秀次遭到秀吉的猜忌，为了给亲生儿子铺平道路，丰臣秀吉终于下了毒手。
文禄四年（1595年）七月，丰臣秀吉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下令将关白秀次流放到高野山中。十五日，正当秀次在青岩寺和僧人隆西堂下将棋的时候，突然接到石田三成、增田长盛等人带来的罪状书，被勒令自杀——享年仅二十八岁。
丰臣秀吉的刻毒残暴，在杀死养子秀次一事上表现得尤其明显。秀次虽然切腹了，他仍下令将其首级割回，放在京都附近处决犯人的三条河原曝晒示众，不仅如此，还将秀次的妻妾子女三十多人也都押往彼处斩首。最上义光的爱女驹姬当然名列其中，据说义光请托了包括德川家康在内的很多人，还是未能救下女儿的性命。
驹姬临终前作绝命诗一首，大意是：“无罪之身，无辜受斩，前往彼世。弥陀之剑，慈悲为怀，指引往生。此身罪业、深重五障，随之消解。”年仅十九岁——丰臣秀吉此时残忍疯狂的行为，不亚于织田信长当年，所以丰臣政权的末日，也随之很快到来了。
倭奴和平秀吉
明朝人喜欢叫日本人为倭奴，其实这个词汇最初并不含有贬义。大家知道，日本列岛上最早和中国取得联系的很多国家中，有“倭国”也有“奴国”，到了南朝范晔写《后汉书》，就记载说：“东夷倭奴国王遣使贡献。”按照当时人的看法，是倭国降服了奴国，两国归并为一。
从此以后，“倭奴”一词就变成了倭国也即日本国的代名词。然而可怜的是，这两个字在中国古文中含义都不大好，倭最早的意思是低垂，而奴就是奴隶，两者合起来，似乎是指一个奴才垂首听命。元朝以后，因为倭寇多次侵扰我国东南沿海，老百姓都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倭奴一词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贬义词。
然而事实上，以“奴”来贬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除叫日本为“倭奴”外，在中国古代是根本没有过的。唯一的例外是《旧唐书》里有“啖狗肠高丽奴，啖狗屎高丽奴”的话，不过那是用来骂高句丽出身的将领高仙芝的，所指是个体而非群体。明人曾经写道：“倭奴夷亦曰日本，东海外之夷也。谓之奴，奴之也。奴必有主，吾中国是已。”实际日本向中国称臣的次数不多，时间也都不长，说中国是倭奴之主，未免是自欺欺人的狂妄之语。
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日本的了解都很浅薄，明朝中期闭关锁国以后，对于远在东海外的日本更是知之寥寥。清人所编的《明史》中对日本的相关记载就错讹百出，读之非常可笑。比如关于丰臣秀吉的出身，《明史》上是这样说的：
“日本原本有国王，国王下面称关白者最尊贵，当时以山城州首领信长担任关白。信长某次出猎，碰到一个人躺在树底下，惊了信长的坐骑，于是捉住此人，详加审问。这人自称叫作平秀吉，是萨摩州的奴隶，身体灵活，能言善辩。信长很喜欢此人，让他给自己放马，并且起名叫做木下人……”
丰臣秀吉之变为平秀吉，其实是秀吉自己搞的花样，他在给朝鲜国王写信的时候，正想冒充平氏，于是在国书中署名为“关白秀吉”或者“平秀吉”，既然知道关白是官名不是姓氏，那么大家理所当然地以为他姓平了。后来明朝给秀吉的册封诏书中，就封他为“日本国王平秀吉”。不过说他因为在树下被信长撞见，就起名“木下”，未免太想当然了。
《明史》后面还说：
“秀吉后来逐渐受到重用，为信长谋划，夺取吞并了二十余个州，于是被拜为摄津镇守大将（秀吉的主城大坂确实在摄津国内）。信长有个参谋名叫阿奇支（即“明智”的音译），得罪了信长，信长派秀吉前往讨伐。时隔不久，信长被其部下明智所杀，秀吉才刚攻灭了阿奇支，听闻此事后，就统率所部乘胜回师，杀死了明智，威名大盛。于是不久后秀吉废黜了信长的三个儿子，僭称关白，吞并了信长的部众。”
竟然把明智光秀拆分为两个人，如此不实之言堂堂皇皇地记载入史书中，也说明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朝以后，有多么的封闭，对外国情况和事务有多么不了解了。
●鸣梁海战
庆长二年（1597年）二月，丰臣秀吉调集了十四万大军，第二次大规模侵略朝鲜，这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庆长之役”。
因为“永禄之役”实际上的失败，日本人吸取了部分教训，重新调整战略部署。首先，丰臣秀吉实施反间计，运用散播谣言等方法，使朝鲜李朝解除了李舜臣的职务，并将其逮捕下狱——这种自毁长城的做法，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朝鲜朝廷一定会为这种愚蠢行为付出代价，然而可怜的是，无辜的朝鲜人民也被迫要遭到同绑连坐。
七月十五日，以“海贼大名”九鬼嘉隆为首，庞大的日本舰队偷袭了停泊在漆川岛的朝鲜水军。此时双方仍处于停战状态，加上接替李舜臣指挥舰队的又是元均那个彻底的无能之辈，竟然误以为远远驶来的是日本的运输船团，等遭到猛烈的攻击，再想抵抗已经来不及了。战斗很快就结束了，朝鲜水军几乎全部覆没，日本人就此掌握了制海权，随即运送大量物资和兵源在朝鲜半岛登陆。
而在明朝方面，自从去年谈判破裂以后，对于日军随时可能发动突然袭击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当年元月，朝鲜国王遣使入明，因为日本军队长期占据朝鲜沿海釜山等地，而请求明朝再次出兵，将其彻底驱逐出去。于是二月间，明朝再起援朝之议，任命麻贵为备倭总兵官，开始集合人马，整备物资。三月，又任命山东右参政杨镐为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以侍郎邢玠代替石星为兵部尚书，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协同御倭。
从这些人事安排来看，明朝并没有汲取第一次援朝战争获得惨胜的教训，邢玠等人的能力比宋应昌要差很多，而麻贵无论经验还是威望，也都比不上李如松，更重要的是，主要准备调动的仍是蓟辽等地善于平原作战的部队。
不过杨镐上任以后，立刻就给丰臣秀吉发了一道咨文，就其内容来看，明朝对日本的内情比过去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咨文中嘲笑并且警告秀吉说：“你已经六十多岁了，还能再活几年？你的儿子还不到十岁，要靠谁来辅佐？听说日本列岛的酋长们都在等待时机，好趁机起兵报仇，一旦祸起萧墙，加藤清正等人也会个个都想当国王，谁肯屈居于你之下？将来又有谁肯屈居你儿子之下？”
然而这时候，丧心病狂的丰臣秀吉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他只能孤注一掷。朝鲜水军覆没以后，日本陆军立刻分兵两路北侵。左路由宇喜多秀家做主将，以小西行长为先锋，率四万九千人沿宜宁、晋州一线向全罗道挺进，目标是重镇南原；右路军由毛利辉元做主将，以加藤清正为先锋，率六万四千人沿密阳、大丘一线指向全州。日军步步为营，到处构筑日本式的城砦，以扼杀各地层出不穷的朝鲜义军。
日军的目标是稳固地占领朝鲜南部四道，然后左右两路大军合围京城。听闻日军开始行动的消息，朝鲜朝廷这才慌了手脚，匆忙于七月二十二日把李舜臣从狱中放了出来，但仍不让他官复原职，而要其“白衣从军”，戴“罪”立功。李舜臣集合漆川岛海战中残留的舰船，只剩下十二艘而已，于是他暂时蛰伏，重新整合扩充兵力，寻找时机再进攻日本水军。
日本陆军进展顺利，左路军先后攻克泗川、南海、光州，一直杀到南原城下。此时防守南原的只有明军和朝鲜官军各三千人，主将为明朝副总兵杨元，坚守数日后，杨元见损失惨重，遂弃城而走。南原西北方就是重镇全州，守备全州的明将陈愚忠见南原失陷，也立刻向北撤退。此后不久，日军又攻陷了忠清道的金州、公州等城。
就这样，开战仅仅两个月，朝鲜南方的全罗、庆尚、忠清三道就全部丢失了，京城再度裸露在日本侵略者面前。然而就在这一危急时候，扭转战局的仍是天神一般的大将李舜臣。
李舜臣重整朝鲜水军的基地，是在半岛最西南端的右水营，由此地再往西南，通过一道狭窄而水流湍急的海峡，就是珍岛，这道海峡就称为“鸣梁”。日军在得知这一情报后，就于九月初派出以藤堂高虎为主将的三百三十余艘战船，并两万陆军，准备趁鸣梁涨潮的时候快速突入，全歼朝鲜水军。
李舜臣早趁退潮的时候，派人在海峡中设置了铁索和木桩，以迟滞侵入敌军的进退速度。等到十六日日军攻来，他先将许多民船伪装成战船，排列在水营后面以迷惑敌军，然后亲率那十二条战船出而诱敌。一番大战，两艘日舰被击沉，日军主力直到退潮时候也没能靠近朝鲜水营。潮水向东退去的时候，日舰无法前进，原地打转，李舜臣趁机发起猛攻，先后击沉被铁索和木桩拦住的三十多艘日舰，击毙日军四千余人。连三岛水军的大将得居通年、来岛通总兄弟也中箭而亡——通总是这场战争中唯一被击毙的日本大名。
因为鸣梁海战的败北，加上明朝大军也已开入朝鲜战场，日军被迫放弃了合围京城的计划，收缩防线，后退到东南沿海的蔚山等地固守，打算熬过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