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 月，我带领150 名干部，在刚起义过来的二十一兵团做整编、改造工作，突然接到通知，说张老点名要我回广西。张老那时是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
“到达南宁后，我住在省委招待所，第2 天去见张老，张老急于去开会，没有详谈，只是简单地告诉我：”去百色分区当司令员，任务很艰巨。‘艰巨怕什么？红军战士哪一个不是从艰巨的任务中走过来的？我高高兴兴上任去了。
“到百色后，一看，确实很难，土匪多，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多，我们的兵少得很，只有一个独立团。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平北分区当司令员时，还指挥4 个团呢！说老实话，我不仅没有泄气，反而把气鼓得足足的，平生的劲都使了出来，我就不相信革命力量消灭不了反动势力。但两个月后，到南宁开会，在张老面前却发开了牢骚，我说：”给我兵，给我枪，百色是红七军生长的地方，反革命杀我们的人还少？杀了6 万多！今天，我杀这个数的1 ％、1 ‰不行吗？‘最后还非常任性地提出：“答应我！不然，我不当司令员了。’张老没有生气，他开始眼睛有点湿润，为百色地区死难的战友而难过，继而用慈祥的面容看着我，缓慢而温柔地说：”百色起义时，四围都是白色统治区，今天，全国大部分都解放了，再困难也没有那时困难。力量从哪里来？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对反革命，要宽大与镇压相结合。我知道你干得好，做了不少艰难的工作，到我这里发点牢骚，可以嘛。‘会议的间隙，张老邀我到他家作客，他爱人韩碧大姐，待我比亲人还亲，问寒问暖，毫无外人的感觉。张老的话，张老的待人，真象是慈母的手在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心，再有什么问题，也解决得了。他下面的干部，再调皮，也得老老实实回去工作。
“又过了一段时间，在南宁开会研究重点进剿土匪的问题，张老对百色的情况很了解，想减轻我们身上的压力，要我们撤出百色，把党政军机关搬到田东去。我虽然对这种关心很感动，但考虑百色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池，群众吃过不少苦头，再不能让土匪糟蹋群众了，于是说：”不放弃百色，有我覃国翰在，就有百色在。‘张老慈祥地笑了，充满着信任地说：“那就不要动了。’”我参加革命半个世纪多，各个方面都在不断成熟了，但一到张老面前，我还是个孩子，高兴了就在他面前笑呀！跳呀！不高兴时就在他面前耍脾气、发牢骚。所得到的是爱抚、嘱咐、教育，没有给我戴过帽子，打过棍子。现在，张老死了，他那慈祥的面容，善良的心，我永远不会忘记。“
扫墓1961年清明节前夕，张老来到南宁，大家都很照顾他，他总是说：“广西就是我的家，我回到自己家里，不是客人。”推却各种照顾。但他也有个要求，要到东兰去给韦拨群同志扫墓。
张老带着卢绍武、陆秀轩、黄超等一些红七军老战士从南宁出发去扫墓。黄超同志叙述了这次扫墓的经过：“第一天到达田东，张老带着我们去看1929年10月28日消灭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的地方，说我们打第三大队，指战员机智勇敢，战斗进行得很顺利。现在，有许多好的同志不在了。他问黄治峰、阮殿煊等一些同志是怎么牺牲的，大家一一作了回答，他严肃而沉痛地说：”死难烈士永垂不朽‘！
“第2 天到巴马，我们陪同张老去看亭泗战斗的地方。1930年3月红七军隆安失利，经马鞍山一战，开进东、凤革命根据地休整，在亭泗把尾追的敌人打退了。战斗中，韦拔群同志组织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战斗。战斗后，韦拔群同志把经过训练的老兵、老赤卫队员补充第一、二纵队，使红七军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补充，对红七军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边走边谈，张老高度赞扬‘韦拔群同志度量大，没私心’。回到巴马县城又住了一天，张老很关心老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到处看看，最后还组织人员画了一张巴马建设的远景图。
“从巴马到东兰，就住在机关里，张老每天跟我们谈论韦拔群同志，他说韦拔群是个很好的同志，对敌人斗争坚决、勇敢，从1921年回到家乡闹革命，经过1923年打东兰的失败，1926年的东兰惨案，以后敌人的围剿、烧杀就更多了，他没有退缩过，把东、凤一带建成为一个好的根据地，为红七军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有利的条件；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服从党的决定，从不讲价钱，要人给人，要枪给枪，再大的困难自己承担。我们大家都要学习他。
“清明节那天，我们在韦拔群同志墓前，默哀献花圈后，张老饱含着眼泪，谈到在河池与韦拔群同志分别的情景。那是1930年10月，邓小平同志和张老率领红七军主力北上前夕，韦拔群同志把好战士好武器交给第十九师、二十师后，带着几十人的一个连队，打着二十一师的旗帜回东兰去，张老送韦拔群同志几十里路，韦拔群又回送张老几十里。张老说：”那时，我已经预料到，敌人会乘红七军主力北上的机会，对右江地区进行残酷的围剿，想到韦拔群同志的担子太重了，想到右江人民会受到摧残，有许多话要嘱托，韦拔群同志也有许多话要向我讲，走走停停，完全忘记了时间，但时间不等人，我们还是分别了。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诀别。‘张老的话，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里，都饱含着泪水。
“扫墓后，回到住地，大家还在议论韦拔群同志的战斗故事，以及在人民群众中的传说。一些好心的群众，说韦拔群是天上的红神，大海的蛟龙。一说到这些，每一个人都破涕为笑了。张老说：”劳动人民把自己尊敬的英雄神化，说明群众对英雄寄予了莫大的希望。‘我们说：“神，解救不了大众的苦难，共产党人都能把劳苦群众从苦难中解放出来。’张老说：”韦拔群同志就是模范共产党员‘。
“在东兰住了3 天，张老对东兰的革命和建设都一一地询问，和县的领导一起研究如何把东兰建设好。临走时，县领导和群众都感谢张老对老革命根据地的关怀，张老情意深长地说：”我应该感谢你们，在红七军成立和战斗中，壮族人民的子弟支持了我，不然，我这个军长当不成。‘“
我们听了黄超同志的回忆，感慨万千，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张老怀念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拔群同志，是对壮族人民深厚的感情，在战斗中播下的友谊，将万古长青，永不凋谢。
看望张老每到一个地方，只要听说有红七军的老战士在，就要去看望；红七军老战士只要知道张老在那一个地方，也一定去看望。对这个问题，我们谈得更热闹。
谭庆荣同志说：“长征中，我在五军团当参谋。过娄山关前，有一天，毛主席带领中央机关经过我们部队，大家虽然紧张地在准备战斗，但很兴奋，增强了胜利信心。大概过了100 多人，就看见张老来了，那时，他是中央情报局长。他走到我身边问：”战斗准备得怎样？‘我说：“正在准备’。他听我说广西话，问我‘原来是哪个部队的？’我说：”红七军的，您是我们的老军长。这里有个便衣排，一半多是红七军的。‘张老高兴地笑了，嘱咐注意警戒，走出十几米远，又走回来，拿出地图摊在地上，指着地图说：“你们两头都要设防。’他对我们关心备至，走时，回头告诉我：”向同志们问好！不能一一看望他们了。“‘黄超同志说：”张老一次去大连，路过沈阳，听说我在沈阳军区工作，当即打电话给我，却打错了地方，打到黄惠良同志那里去了。黄惠良同志原来也是红七军的，接电话后，高兴地告诉我和谭庆荣同志。我们立即去看他，他非常高兴地接待我们，说总想找我们谈一谈，我们和张老在一起，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从红七军的创建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每当他听到红七军老战士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工作得很好的时候，总是点头微笑，好似得到莫大的安慰，大家边说边用指头算开了，张老越算越高兴，把一只手的5 个指头伸开说：“红七军有50来个将军，一个将军是在多少次战斗中打出来的，50个将军加起来多少次？’谈了一阵，我们向张老告别，他恋恋不舍地一再嘱咐：”你们有机会，一定常来跟我玩玩。“‘覃国翰同志说；”1965年深秋，桂林的天气比较冷了，张老路过桂林，住在榕湖饭店，事先没有通知我们，我们不知道，没有去看望他。一天上午，他突然来到我们军队的干休所，先到我家，说我们这里好冷，我才知道张老身体有病怕冷，劝他早点回去，他笑了笑问我：“这里住有多少红七军老战士？’我告诉他后，他硬是一家一家去看望，勉励我们好好把身体养好，如果国家遭受侵略，别看我们这把老骨头，还可以顶一阵子，讲得大家都笑了。以后他又把我们找到榕湖饭店，谈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谈红七军的战斗历程，他说这是广西壮族人民的光荣史，今天的广西，是多少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啊！我们是亲自走过来的，能不能用笔把它写出来呢？写出来，能激励自己，还可以教育后代。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都成了革命对象，还讲什么光荣历史。今天，该实现张老这个遗愿了。”
覃国翰同志这么一提，我们都争着说开了：到战斗过的地方去走一走，想一想，不怕麻烦，不怕再白几根头发，把能记住的东西都拿出来。
最后，我们很自然地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情景。那时，我们想去看张老，要受到不少限制，难得很。覃国翰同志说：“1969年在北京学习，我要去看张老，硬是不准假，又不讲理由，没有去成，以后，张老逝世了，再也见不到了。”覃国翰同志眼里含着晶莹的泪花，我们心里也难过，有点说不下去了，还是黄超同志打破了这个短暂的沉寂，继续说：“1969年，我也在北京学习，覃国翰同志和我一起请假，不知道为什么，只批准我一个人去。一个人去就一个人去，我坐公共汽车去，下车后，一步一步走到张老家，张老看到我很高兴，说：”见到你们很不容易，还有什么人来？‘我说还有覃国翰同志，没有请到假，很有意见，张老默不作声，也为见不到而难过。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更加想见见自己的老战士，这是可想而知的。最后，他派车送我走，他那表情，真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慈祥、亲切。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张老逝世了，我们之间真挚的感情永存！
注释：（1 ）覃国翰，原任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黄超，原任沈阳军区后勤部油料部政委；谭庆荣，原任沈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对一位革命长者的怀念 李晓光纪念张云逸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我注视着陈放在案头的一张照片，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这是张云逸同志的身着大将戎装的照片，他那慈祥和霭的目光，像往日那样凝视着我，要说什么似的。记得他送我这张照片时，亲笔在背面写了“晓光同志惠存，张云逸，1961年12月15日。”从那时以后，我又多次看望过他，每次见面，他都给我以极大的教益。
最难忘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见面。那时我已受到不应有的株连，但张云逸同志还是毫无犹豫地接见我，给了我许多安慰和勉励。我发现，同他赠送像片时相比，他苍老多了，谈话时，头不由自主地在颤动。这一次他谈到了许多老同志，他深有感慨地说：“现在不知他们怎样了。”接着他陷入了深思，似乎在追寻往事的踪迹，表现出了他的愤慨和伤感，这时，他头颤动得更加厉害了，我怕他过于劳累，不敢久谈，只好扶他回卧室休息。想不到，五年之后他逝世了，这次见面竟成永诀。
我第一次见到张云逸同志是1947年。年初，鲁南战役结束，我从前方调到参谋处工作，从此每天都有报告和通报由我起草，经来光祖处长、袁仲贤副参谋长和张云逸副军长审批发出。部队改称华东军区后，大家还是习惯地称呼张云逸同志为“张副军长”。这期间，我每天都见到他。他常常低着头，戴上老花眼镜，紧闭双唇，凝神思索，用一支派克钢笔或小楷毛笔，认真地修改电文稿，像语文教师给学生修改作业似的，一丝不苟。有时他也亲自起草电文，如以华东局或华东军区首长名义向中央军委的作战建议电报，多是他亲自起草的。他工作起来，总是那样聚精会神，十分严肃。那年我刚17岁，第一次接触高级首长，起初有点拘束，但几次接触以后，就自然多了，觉得他是一位十分和霭可亲的首长。每当他改完电稿，只要没有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