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帝-朱棣- 第17部分

调笔弄舌

且说李景隆退走德州，朱棣率大军回到北平城里。从九月十九日朱棣率师救援永平到今日十一月九日回城前后整整二十天时间。这期间从十月十五日李景隆围困北平到十一月七日北平围解，以世子为首的守城军民与官军坚持战斗了二十三天。如今不仅赶走了围城的官军获得大胜，而且燕王控制了大宁地区，除掉了后顾之忧。另外由于大宁诸卫军加入了燕军的阵线，实现了宁燕合流，北方的军事形势因而大大改观了。朱棣一面命令休息士马准备着犒赏庆功，一面再次给朝廷上书，指斥奸臣弄权，朝廷无道，变乱祖制，申明自己起兵的合理：

礼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我太祖高皇子也，君亲之仇，可不报乎？恒念父皇存日，因春秋高，故每岁召诸王或一度或两度入朝，父皇谓众王曰：“我之所以每岁唤尔诸子或一度或两度来见者何也？我年老，虑病有不测，弗能见尔辈也，岂不知尔等往来匐匍之劳勚！”父皇康健之日尚如此，矧既病久，焉得不来召我诸子见也！不知父皇果何病也，亦不知服何药而不瘳以至于大故也。礼曰：“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今忝为父皇亲子，分封于燕，去京三千里之远，每岁朝觐，马行不过七日，父皇既病久，如何不令人来报？俾得一见父皇，知何病，用何药，尽人子之礼也。焉有父病而不令子知者？焉有为子而不知父病者？天下岂有无父子之国也邪？无父子之礼者则非人之类也！况父皇闰五月初十日未时崩，寅时即殓，不知何为如此之速也。礼曰：“三日而殓，候其复生。”今不一日而殓，礼乎？古今天下，自天子至于庶人，焉有父死而不报子知者？焉有父死而子不得奔丧者也？及踰一月，方诏亲王及天下知之，如此则我亲子与庶民同也。又不知父皇梓宫何以七日而葬，不知何为如此之速也？礼曰：“天子七月而葬。”今七日即葬，礼乎？今见诏内言“燕庶人父子，岂葬父皇以庶人之礼邪”可为哀痛！

未几即拆毁宫殿，掘地五尺，明有诏云：“太祖高皇帝开基创业，平定天下，用心三十年，纪纲法度，布画大宝，犹如起造巨室，与人居处，苟为官者不修政事，不守法度，如拆毁室庐，欲求安处，焉有是理？”旨哉言乎？今奸臣首将宫殿拆毁，与所言大相违背，使天下之人遵法，亦难矣！孔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殁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我父皇存日，尝与诸王曰：“我为天子，盖造宫殿，不过欲壮观天下，万邦来朝，使其观瞻，知中国天子之尊严也。然此劳军民之力，费用钱粮，岂易尔邪？盖此宫殿，极为坚■，使后世子孙不须更造，以劳军民。”今拆毁祖业，礼乎，非礼乎？

父皇宾天，不得奔丧，欲自诣京，复恐外人不知者谓有他志，故吞声忍气，不敢出言，痛裂肺肝，泪从中堕，不意奸邪小人，交构为恶，巧言欺惑，变乱祖法，岂不知《皇明祖训》御制序云：“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毋作聪明，乱我一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负朕垂训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将孚佑于无穷矣。呜呼，其敬戒之哉！”

伏自父皇宾天，闻齐泰等奏定礼仪，凡朝夕几筵，揖而不拜，及小祥节■，祭不亲与。我差百户林玉、邓庸等奏事，辄被囚系，垂楚锻炼，令诬王造反，云“擅自操练军士，造作军器，必有他图”。齐泰等明知《皇明祖训》兵卫内二条：“凡王教练军士，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若临事有警，或王有间暇，则遍数不拘。”又云：“凡王入朝，其随侍文武官员，马步旗军，不拘数目。若王恐供给繁重，斟酌从行者，听。其军士仪卫旗帜甲仗务要拜明整肃，以壮臣民之观。”想惟太祖高皇帝以诸子出守藩屏，使其常岁操练军马，造作军器，惟欲防边御寇，以保社稷，隆基业于万世，岂有他哉！

其奸臣齐泰等不遵祖法，恣行奸宄，操威福予夺之权，天下之人，但知有彼，不复知有朝廷也。七月以来，诈令恶少宋忠、谢贵等来见屠戮，为保性命，不得已而动兵。宋忠、谢贵俱已就擒，已具本奏闻，恭候裁决，到今不蒙示渝。齐泰等又矫诏令长兴侯耿炳文等领军驻雄县、真定，来攻北平。重为保性命之故，不得已而又动兵，败炳文所领军马，生擒附马李坚、都督潘忠、甯忠、顾成，都指挥刘燧、指挥杨松等。奸臣齐泰揭榜毁骂，并指斥太祖高皇帝。如此大逆不道，其罪当何如哉！十月十六日，又矫诏令曹国公李景隆军总领天下军马来攻北平。躬率精锐，尽杀败之。李景隆夜遁而去。若此所为，奸臣齐泰等必欲杀我父皇子孙，坏我父皇基业，意在荡灭无余，将以图天下也。此等逆贼，义不与之共戴天，不报此仇，纵死不已。今昧死上奏，伏望悯念父皇太祖高皇帝起布衣，奋万死，不顾一生，艰难创业，分封诸子，未及期年，诛灭殆尽。俯赐仁慈，留我父皇一二亲子，以奉祖宗香火，至幸至幸。不然，必欲见杀，则我数十万之众，皆必死之人。谚云：“一人拼命，千夫莫当。”纵有数百万之众，亦无如之何矣。愿体上帝好生之心，勿驱无罪之人，死于白刃之下，恩莫大也。倘听愚言，速去左右奸邪之人，下宽容之诏，以全宗亲，则社稷永安，生民永赖。若必不去，是不与共戴天之仇，终必报也。不报此仇，是不为孝子，是忘大本大恩也。伏请裁决。

此次上书，态度十分倔犟，甚而有强辞夺理近于狡赖者，比如建文诏中“燕庶人父子”分明是指朱棣及其子高炽等人，其时朱棣已被剥夺王爵，故称为庶人，朱棣书却反诬诏书为葬父皇以庶人之礼。朱元璋曾以起造屋室比喻开创基业，朱棣则抓住建文朝拆毁宫殿一事，直指他们坏了祖宗的基业。唯上书中动辄以祖训为说辞，辩护最为有力。《皇明祖训》中所规定亲王教练军士等内容，原本是为了使亲王屏藩帝室，不想留下漏洞，反为亲王所利用，朝廷的指责则显得无力。这次上书正值燕王屡胜，气壮山河，指朝廷如敌国外患，竟至有“不共戴天”之语。朱棣之好勇斗狠，雄毅恣肆跃然纸上。同时，朱棣千方百计要把自己描绘成动以国家为念的皇叔，而信中不仅挑拨齐泰、黄子澄与皇帝的关系，而且暗示诸王与之连为一气，以携手对付朝廷。然而这次上书依然没有回音。

朱棣接连获得胜利。北平城内，燕府上下，洋溢着胜利喜庆的气氛。由于燕军的坚决抵抗，李景隆的五十万官军，溃于北平城下。燕王的胜利多亏了北平军民的拼死效力。燕王于军民有何仁，而能令军民蹈死不顾？其实，北平距京师数千里之遥，军民并不清楚朝廷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燕王是太祖第四子是确定无疑的。多年来他镇守北平，出塞防边，立有赫赫战功。燕王只要说“朝廷里出了奸臣”就够了。军民上下无不认为他们进行的是义战，燕王要除去朝中之奸，维护皇室，拯救先帝子孙，谁能说个不是呢？

对于此役的胜利，朱棣自然也大喜过望，对军民也不无感激之情。赏赐犒劳是无所吝惜的。但朱棣深知以北平之一隅对抗朝廷，胜败之数并未最后确定，稍有疏忽，随时可能招致失败。不知他是否已经警惕在他自己的上书中表现出的一种狂放，然而对众将士，他都曾及时提醒他们骄兵必败。他对将士们说：“常胜之家，难以虑敌。夫常胜则气盈，气盈则志骄，志骄则慢生，败机乘之矣。”他举出“周公胜敌而愈惧”的故事，说明小心谨慎使周室得以昌盛。他说：“古语云‘惧在于畏小’，予不患众不能胜，但患不能惧尔。”他时刻看到朝廷大兵压境的危险，说：“彼以天下之力敌我一隅，屡遭挫衂，将必益兵以求一决，战兢惕励以惩前失。我之常胜，必生慢忽。以慢忽而对兢惕，鲜有不败。须持谨以待之。”朱棣毕竟是个久经沙场的军事家。他胸中怀有全局，绝不以一时之胜忽略了通盘筹算。

几天之后，朱棣向作战有功的战士颁发赏赉。不少将领升了官。朱棣很懂得如何驾驭军队，他善于使用奖罚的手段驱使将士用命。他说赏罚是“公天下之道”。奖赏合乎人心，就会收劝励之效，惩罚合乎人心，就会收儆戒之效。善于为政者，不以奖赏施于个人所亲，不用惩罚加于个人所怨。需做到像衡石一样平稳，像水镜一样清明。他称赞将士竭诚效力，要论功升赏以酬其劳。他说自己一个人是难于周知全面情况的，他要求诸将对每个人的战绩要从公核报，“不徇私情，不亏公议，有功无功，不令倒置”。务使爵赏得当。凡是有功而被埋没、奖赏不足以酬其劳的，一定要当面讲明，不许退下后再说闲话　。

在这次赏功中，不少人得到了提升：燕山右护卫指挥使谭渊，指挥佥事陈贤，致仕指挥佥事高实、申用，富峪卫指挥佥事景福，会州卫指挥使谢芳、陈旭，指挥佥事端亮，营州左护卫指挥同知钱武，济阳卫指挥佥事祁义，燕山中护卫指挥同知陈珪，燕山前卫指挥同知李清，燕山左卫指挥使徐祥。

这些人全都升入北平都司任职。一个都司管辖许多卫，都司的指挥要比卫、护卫的指挥地位高出许多。然而，朱棣作为亲王，仍然是朝廷的臣民，并不具有提升诸将官职的权力。这样做本身对于朝廷就是一种叛逆行为，何况此时朱棣已被朝廷剥夺了王爵。由于朱棣的经营笼络，实际上，在燕王势力所到之处，已经形成一个与朝廷抗衡的独立王国。他所网罗的，不仅有自己多年的部下，曾跟随征战为其效力者，还有一些因与燕王勾结谋反而被朝廷罢黜的官员，如前都指挥佥事周成、袁成、张睦，朱棣也恢复了他们的职位。

燕军在战争中颇有伏获。被伏官军士兵，愿留的留，不愿留的朱棣便将他们随时遣散。朱棣听说在被俘军士中有几个是从皇陵守卒中抽调来的，不禁为之恻然。朱棣就藩之前，曾长期声老家凤阳驻守练兵。他实际上是在老家长大的。几个皇陵守卒使他想起了老家的草木，祖宗的陵寝。也想起他这几十年的经历，看见这几个召至面前的军卒，好像又回到了凤阳军中。亲不亲故乡人啊！朱棣把他们叫到身边，不免询问起皇陵的情况，又着实抚慰了一番，朱棣说：“幼冲（指建文帝）不思祖宗陵寝为重。守卒以调而来。天下士马固多，岂少此数人。”朱棣下令给他们衣粮，让他们仍然归守皇陵。难说朱棣对祖宗没有感情。但从另一方面看，朱棣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攻击朝廷，借题发挥。朱棣起兵篡位，为天下所指，但他总是设法陷朝廷于不义地位。调几个皇陵守卒参战，竟被说成是不以祖宗陵寝为重。自己则处处标榜尊崇祖训，藩屏邦家。朝廷方面呢，位处至尊正统，一开始便认为自己以正压逆，以强压弱，胜算在握，不必计较一些细枝末节。不料却因而常给朱棣留下可乘之机。“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兴焉”。如此下去，形势真是不可逆料的。

这月二十八日甲午，朱棣又颁发一道檄文，说是“为报父仇事，谕普天之下藩屏诸王、大小衙门官吏军民人等”。朱棣的一个用心，便是指责“奸臣惑主”，动辄说“齐尚书黄太卿左班文职等官谗佞君上，恣行不道，苦害军民”。本来，马上得天下，打江山要靠武人；而马上不能治天下，当社会秩序稳定后，文臣的地位势必提高，武将不免要受些冷落，自然会心怀不满，这成为朱棣利用的口实，他“指斥左班文臣”的谗佞，不仅在于动员舆论，而且是故意表现出是为武将们泄愤，借以拉拢他们为己所用。朱棣还把自己及众亲王描绘成一副无端被害的模样，以争得民众的同情心，并借以呼吁反叛诸王与之结成联盟。最后，檄文声称“今奸臣齐尚书、黄太卿等，余必不与之共戴天，不报得此仇，纵死亦不已。故用钦遵《皇明祖训》法律内一条躬行率领精兵三十万，诛讨左班文职奸臣”。他号召：“天下都司，并各处卫所指挥官吏，当思我父皇恩养厚德，同心戮力，整尔士卒，砺尔戈矛，星驰前来，共行捕获左班文职奸臣，献俘于祖宗神明，令受非常之刑宪。上以正其君，下以安其民，使我父皇子孙基业以永万世。”

读这一通檄文，洋洋洒洒，声气夺人，真有席卷天下之势。不过，朱棣振振有词，反复说钦遵《皇明祖训》如何如何。《皇明祖训》是怎样写的呢？我们已在前面引过《皇明祖训》原文了。

朱棣所为与祖训规定相较实有大谬。在新天子即位之后，即使“朝无正臣，内有奸恶”，亲王也要奉“天子密诏”才能“统领镇兵讨平之”。今不但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