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雄师-中国五大野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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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雄师-中国五大野战军- 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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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没有别的,只有祝愿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误会,一切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让它过去。在我们方面,当然首先做一个自我反省,同时希望中共方面也保持着这种远大的眼光,开阔的胸襟,明朗的态度,来领导未来历史性的新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基于过去的努力奋斗,到今天已经接近——最少可以说接近——到它当政的理想。也有了成功的把握,用不着我们恭维。

“对于其它方面,没有任何意见。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与感想,假使有不对的地方,希望恩来先生和诸位代表先生们加以原谅。”在国民党内,张治中应该说是较有远见的人之一。他认识到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所在,并对共产党寄予希望,在国民党面临灭亡,共产党即将走向执政的时候,他的这番话是耐人寻味,也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把国共两党之争比作兄弟之争,既模糊了两党争战的实质,也淡化了两党斗争结果的严肃性。所以,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马上起身予以纠正,周恩来说。

“刚才文白先生说的儿句话,我不能不辨白一下。就是对于兄弟的比喻。

假使文白先生说双方的关系等于兄弟一样,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过去国民党二十多年来,尤其最后两年又九个半月的蒋介石的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孙中山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那拉氏进行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对曹吴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而都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说是兄弟之争,如果把蒋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进去,就失掉了它的严肃性。”这次会谈只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便告结束。

南京代表团回到住所以后,又进行了讨论,基本倾向同意接受这个协定。

但事关重大,他们作不了主,必须向南京请示后才能答复中共代表团。他们决定,派黄绍竑、屈武于16日带文件回南京,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黄绍竑是桂系的巨头之一,对李宗仁、白崇禧有影响力。屈武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便于在南京政府上层做工作。

4月13日晨,第二野战军司令部。

刘伯承司令员戎马生涯几十年,有一个从不更改的习惯,那就是不论前一天晚上睡得早或晚,第二天早上都要按时起来。他对身边的同志说,这样有利于养成紧张的战斗作风。

“报告司令员,总前委来电。”机要参谋一边报告,一边把电报呈上。

“好,先放在桌子上吧!”刘伯承正在洗漱,一下子还腾不出手来。

刘伯承匆匆洗完脸,把脸巾一拧,挂到脸盆架上,走到桌前,拿起电报,译电员熟悉的字迹立即跃入眼帘:

二野、三野前委,各兵团党委并报军委:此次我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你们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下列诸点。

(一)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

(二)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渡江,就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破裂或成立协定)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内部更加孤立混乱,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必更拥护我们。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

(三)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掌握在蒋介石死党手里,即使签订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人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地进行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四)如果政治需要时,还可能再一次推迟几天,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

(五)大家最担心的季节和江水问题,中央对此亦极重视,计算时间,本(4)月底以前江水尚不致有大变化。

(六)时间推迟的另一大问题是粮食、柴草、油盐,各兵团必须具体计算,拟出办法,望告我们,以便解决。

(七)在延长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亦可利用此时间传达二中全会决议,此点请党委自行斟酌决定。

总前委“好,好哇!”刘伯承看完电报,自言自语地一连说了几个好字。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的主力已基本丧失,残存的100多万作战部队,退守到长江以南及边远省份。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了几十年,在它还有100多万军队的条件下让它举手投降不大可能。打,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渡江作战,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大进军,是人民解放军空前规模的大兵团行动,但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确实不少。我们没有现代化的渡江登陆装备,使用的还是木船。但时代不同了,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有人民的拥护。旺盛的革命斗志是我们能够战胜敌人的主要因素之一。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是要稳定住部队的情绪,不要有任何松劲儿和埋怨情绪,继续做好战斗准备,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就要直插长江南岸敌人的心脏。

刘伯承想到这里,随口喊道:“李达!”话刚一出口,刘伯承似乎感觉有点什么。在共产党的军队里,没有那种森严的等级之别,部队长期处于艰苦的斗争环境之中,领导和普通一兵,待遇、服装没有差别,在平时,相处皆亲如兄弟,直呼大名。

李达是在l937年红军改编时,到一二九师开始和刘伯承共度军旅生涯的。当时他只是一个机要处长,但勤学好问,办事认真细致,遇事沉着冷静,深得刘伯承的喜爱。在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的领导下和帮助下,进步很快,几年后被任命为一二九师的参谋长,随着部队的扩大,又担任太行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在第二野战军成立前,任中原军区参谋长。

李达一直把刘伯承、邓小平尊为自己的师长,但刘伯承、邓小平并没把李达当作小学生看待,而是平等相处,尊重有加。直呼其名,已是刘伯承多年养成的习惯,尽管李达已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了,仍不惯改口。

“司令员起得早哇!”李达闻声后立即来到刘伯承的住处,向刘伯承道了声早安。

“你先把这封电报看一下,”刘伯承见李达进屋后,把总前委的电报稿递给他,说,“你给陈展司令员打个电话,吃罢早饭以后,让他在兵团司令部等我们,让他陪我们到十五军那里去看一下。”李达说:“好,我马上去布置!”李达拿着电报向机要处走去。

第十五军属于第四兵团建制。这次渡江战役被第二野战军指定为先遣部队。

第十五军的前身,是中原野战军的第九纵队,由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军区的部分地方武装发展起来的。

1946年至1947年初,太行军区独立第一、第二旅,先后在河南林县组成。独立第一旅由太行第一军分区第三十四团和第二军分区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团组成,独立第二旅由太行军分区第四十三、第四十五团和第五军分区第四十八团组成,两旅组建后,即在太行军区前方指挥所指挥下,参加了豫北反攻作战、清道战役等战斗。

1947年8月15日,以太行军区前方指挥所及两独立旅为基础,在河南博爱县组成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黄镇,副司令员黄新友,参谋长何正文,政治部主任谷景生。独立第一旅编为第二十五旅,独立第二旅编为第二十六旅。此外,以太行第一军分区第三十六团,第四军分区第四十六、第四十七团,第五军分区第五十、第五十三团合编为第二十七旅。纵队成立后,主力部队随即参加战略进攻,南渡黄河,转战伏牛山,第二十五旅留在豫西,开辟了豫西根据地。

1948年5月,第九纵队又改称为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10月,参加郑州战役,在兄弟部队协同下,全歼北逃之蒋军1。1万余人。11月,参加淮海战役,在参加攻打宿县、任桥阻击战和围歼黄维兵团中,歼敌8500余人。

1949年2月,第九纵队于河南周口地区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政治委员谷景生,政治部主任余洪远。由原留豫西之第二十五旅归建改称第四十二师,张显扬任师长,薛涛任师政治委员;第二十六旅改称第四十四师,向守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第二十六旅改称第四十五师,崔建功任师长(政治委员暂缺)。

作为渡江先遣军,第十五军于3月5日先于其它兄弟部队,从整训地周口地区开始向长江沿岸挺进。

在部队向长江沿岸开进之前,军首长要求各师和军直分别召开誓师大会。砥砺士气,使请缨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各级党委、支部、党员、模范、功臣竟相表态:“要做全革命,不做半革命!”“一百里不到,九十里不停,保持光荣,再立大功!”陈慎言等九名战士向军首长送去了用指血写成的挑战书,提出以“打通思想”和“任何情况下不动摇,不逃跑”,“保证完成任务”为挑战的条件,军长秦基伟看到战士们火一样的杀敌热情,深受感动,愉快地接受挑战。他在应战书中写到:“你们热情的来信我已经看到了,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军中,我很高兴和你们作革命的竞赛。”除战士们提出的两项条件外,秦军长建议再增加三条:(一)执行党的新区政策、城市政策;

(二)坚决服从命令,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努力学习,不断进步。士兵和军长进行革命竞赛,在部队中引起强烈反响,收到了很好的鼓动部队士气的效果。

淮海战役使部队得到锻炼和提高,战后补充了大量出身于劳动阶级的解放战士。在胜利形势鼓舞下,全体指战员情绪极高。

在向江南进军的道路上,全军充满着高昂的士气和胜利的信心。部队出发时,正赶上连续大雨,指战员冒着暴雨和泥泞,日夜不停地前进,战士们的衣服、背包、面袋全湿透了,冷冷地雨水顺着颈项冲到背脊,水湿的衣服紧裹住全身。连续的大雨,使平坦的大道变成了一条泥水沟,有些地方滑得站不脚,有些地把脚陷进去拔不出来,许多人接二连三地摔倒在泥水里,有的成了泥人。

行动异常艰难,情绪格外高昂,这就是真正的革命战士。在充满困难的行军途中,部队的宣传员用快板给大家鼓劲儿,有一首《胜利》快板这样唱道:长江天险不可怕,毛主席早已有计划。蒋匪主力被消灭,剩些零星不顶打。长江水有几千里,他守住这里守不住那。咱们翻江倒海过江去,蒋匪统治一齐垮。解放江南老百姓,革命功臣人人夸。

还有一首《爱脚》的快板,恢谐生动,深受指战员们的欢迎:两只脚,有功劳,一举一动离不了。听说行军我高兴,立功机会来到了。

第一走路要把我放平,不要西歪又东倒。第二万一起了泡,穿破、挤水、煤油调,千万莫把皮撕掉,宿营让我洗个澡,将来总结行军时,给我记一大功劳。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共产党军队的领导不是当官做老爷,而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艰难的行军途中,军长秦基伟亲自下伙房做饭,并指导炊事员怎样才能把饭菜做得更好,使广大指战员深受感动。

渡过了淮河,人民的风俗、生活习惯和城乡的景色,都与北方大不相同。

村镇上的街道漫长而狭窄,小摊上摆着竹器和鱼虾,人们说的话也使北方来的战士听不懂,到处给人一种新奇的感觉。沿途尽是水田,到处流着清澈的溪水,气候也与淮河以北有显著的差别。

一过淮河,部队就进入了大别山地区。这里大部分是过去的红色区域,工农红军曾长期活动在这里,以后又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及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富有革命传统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弟兵表现出无比的热情。这里也曾被白崇禧的部队长期盘踞,给人种下了极端仇恨的种子,尤其是匪首张涂和他带领的匪徒,人民提起来无不咬牙切齿。

淮河南岸的潢川,本是一座秀丽的城市,也是大别山的门户。这里也是军事上的重镇,是几条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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