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入火中，救出了全部群众。可是指导员和几个战士负了伤，有一个战士牺牲了。
战士们就是用他们的严明纪律和牺牲精神感动了上海市民赢得了他们的心，从而使得他们确信自己的苦日子已经熬出了头，新生活的道路已经展现在面前。
5 月27日晚，陈毅和华东局其他领导人，把刘长胜、张承宗接到圣约翰大学。刘晓、刘少文等人也在场。觉得两支队伍的指挥员胜利地会合了。陈毅紧紧地握着刘长胜的手，说：“辛苦了！辛苦了！你们立了大功！我们在外面真担心你们的安全啊！”
的确是大辛苦了！经过无数个极度紧张的昼夜之后，这位“烟纸店老板”
的满头黑发在不知不觉中已出现了白霜。刘长胜，十几岁就闯关东，到海参崴当皮匠，做码头工人，先在那里参加了联共（布）党，后转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开始后回国，长期是上海工人运动和地下党的领导人。 1945 年日本人投降前夕，新四军向上海挺进，上海地下党准备发动“内应”起义，党中央曾正式公布刘长胜为上海市市长。从此他备受敌特注意，在特务列出的黑名单上，他常常名字列在前面。刘晓离开上海后，留下的工作都由他主持，他的担子更重了。上海秘密电台被破坏以后，从不掉泪的他，精神上感情上压力更大了。陈毅和刘晓知道他的危险处境后，曾指示他和张承宗一起撤到解放区，但他们坚决不肯离开上海。上海有太多的工作需要他们去组织，有太多的情报需要通过他们的备用电台让中央知道。他们就是这样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指挥着黎明前的地下战斗。
上海地下党的功绩是说不完的。就拿张执一分工负责的策反委员会来说，第二十七军争取刘昌义放下武器，就是通过“策委”的田云樵去联系的。
在“策委”领导下，先后瓦解了交警十八总队、警备大队机动车队，策动了敌伞兵三团在海上起义，还与有关部门一起策动了敌海军“重庆号”等20余艘舰艇以及空军飞机20多架起义！叶飞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上海能够被完整的接管，因素很多，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上海地下党为此做了十分艰巨的工作。”
上海的地下党早就为解放上海做准备了。早在1949年元旦日，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就主持召开了迎接上海解放的会议。此时的中共上海地下党已经拥有党员9000余人，并建有党的外围组织“工协”、“职协”、“教协”、“新青联”、“民主军警联”等，形成了有广大工人、学生、职员、店员、知识分子各阶层人士组成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在会上，刘晓发言：上海解放在即。为了迎接解放，上海地下党的任务是抓住人民空前高涨的革命情绪，迅速地、勇敢地、有组织地把已发展的群众运动，从思想上、政治上及组织形式上予以提高、集中，在敌已分崩离析的时候予以重重打击，不断扩大敌
人的失败情绪，使其进一步瓦解，顺利地完成里应外合、解放上海和接管工作。会上决定，为配合解放上海和接管工作，恢复抗战胜利后在全市人民中很有影响、全面内战爆发后暂时停止活动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活动，建立党组，并在党组领导下设立地下武装总指挥部。在工厂系统，以各工厂原有的护厂组织和工人纠察队为基础统一编制，学校商店等也同样组织，以便在组织上加强241对全市各行各业的护厂、护店和护校组织的统一领导。
5 月3 日，刘长胜等接到中共华东局电报，指出：“沪匪可能逃跑，而我军可能不几天就进入上海。在此间隙，你们应集中力量，注意保护工厂企业，维护社会秩序，防止破坏。在这份电报中，华东局表示同意刘长胜等策动以颜惠庆等为首的地方维持会，并同意考虑吸收杨虎、杜月笙、徐朗西等出面参加地方维持。电报还指示海地下党：在敌军撤退时，应组织动员全部力量，有组织地分区保护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仓库及各种重要物资、档案，不受抢劫破坏。警察应在解放军到来之前，照旧维持秩序。为维侍稳定，对国民党在上海的驻军不要组织局部哗变和起义，这可能造成混乱的局面，同样也不要在解放军到来之前逮捕战犯。
接到电报后，刘长胜和张承宗商议，决定将地下武装公开名称，叫作“人民保安队”。它的任务是：保护工厂，反对搬迁，完整保存机器原料及制成品；协助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维持地方秩序，保护群众利益，减少人民损失，团结群众，保护群众领袖，保护进步的群众组织；瓦解反动武装，争取门警、保警、义警及警察、士兵等，把敌人的反动武装——人力、物力、火力变为替人民服务的力量。
到了上海解放前夕，上海人民保安队队员已达6 万余人，还有更多的护厂队、纠察队和消防队。人民保安队的番号和臂章样式，己电告中央并转告了三野。
5 月24日，张承宗注意到，满载军人的卡车队从南京路由西向东开，但到南京路四川路口却没有继续向外滩方向，而是过苏州河折向北面，便断定国民党军队要逃跑。他与中共上海市委委员、沪东区工委书记张棋商量后，决定立刻报告刘长胜，通知上海各级地下党委；当晚人民保安队紧急动员，全体出动，按计划坚守岗位，准备迎接入城部队。
很快人民保安队遍布了上海市区大街小巷，有的给解放军当向导，有的协助解放军抓俘虏，更多的则是开展护厂、护校、护店活动，力争把上海完整地保留下来。
英商自来水公司杨树浦水厂，是旧中国最大的自来水厂。上海开战前半月，工厂就关起了大铁门。可是工厂地下党的同志仍然积极开展护厂工作。
他们给洋人大班发英文信，鼓励爱国的中国高级技术人员力迎接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贡献。地下党成员、交通大学毕业生顾则南绘出水厂平面图，摸清了水厂的要害部门及机器设备，并整理出电动机、水泵、蒸汽机、锅炉以及沉淀他、快滤池等生产设备的性能资料，提出以保护电源、锅炉间、加药室作为保证自来水生产的关键。
驻守造市厂的敌军撤退时，带走大批银圆。大隆机器厂的保安队员发现后，采取行动将一麻袋一麻袋的银圆抢回来。
5 月25日，造币厂桥发生激烈战斗，解放军向附近第一印染厂的人民保
安队求援，希望能尽快提供200 包沙袋做掩体工争。金厂工人立即行动，仅用3 个小时，200 包沙袋做成并运到造币厂桥头。
在九江路江西路口，有一座基石高厚的三层楼的建筑物。半圆形的窗架、浅灰色的墙饰，无处不透露着牛津绅士的气派。它曾是英租界最高权威——工部局的办公楼。后来又成了国民党的上海市政府所在地。5 月27日下午，国民党最后一任代理市长赵祖康命部下降下楼顶上的白旗，换上一面鲜艳的红旗。他已经接到陈毅派上海军管会总务处长熊中节送给他的“条谕”，5 月28日下午2 时，将在这里举行接管旧市府仪式。
就这样，赵祖康在枪炮声中当了4 天的代理市长，成了一位送旧迎新的戏剧性人物。
赵祖康原是著名的道路与市政工程专家。然而几十年来，不但无力替中国修筑一条像样的公路，自己也弄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
243 在中学时，赵祖康颇受梁启超、谭嗣同的思想影响，“五四”时期在南洋大学（今交通大学）参加过进步学生运动。后来去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专门研究道路工程。1931年回国后，抱着“交通救国”、“工程救国”的宏愿，四出奔波，不问政治，只想专心修路。从1932年到抗战前夕，赵祖康倡议和组织了中国交通委员会，订立了中国最早的26种交通章程。 1939 年他又策划组织了牌照管理处。从此中国的交通有了统一的规则和制度。赵祖康还组织了公路桥梁标准检验委员会，使大干线上的桥梁由载重3 公吨提高到可通过载重15公吨的普通炮车。
抗战胜利，赵祖康醉心于“复兴建设”。他绘制了“抗战胜利后10年内完成25。3万公里新公路”的蓝图。他到处呼吁：“我们要有自己的汽车工厂！”
“我们要有自己的桥梁配制工厂！”“我们要有自己的燃料提炼厂！”“我们要有自己的公路安全设计、公路人员训练、公路技术研究！”但尽管他声嘶力竭、尽管他心力交瘁，所有的美丽蓝图都被现实撕碎了。他朦胧地意识到，在政治腐败的国家，个人的理想是多么微不足道，多么渺小！他仿惶，他苦恼，正在这时，经过一位亲友介绍，他认识了地下党的一位“李小姐”，那是1949年2 月4 日的事。从此以后，他常和“李小姐”晤面，并从“李小姐”处拿到一本印有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他把毛泽东的著作小心地包上了《论美军登陆》的保护色封面，津津有味地关门读起来。直到这时，他才隐隐约约地见到一条拯救中华民族的光明之路。
南京解放后，工务局的一个副局长悄悄地告诉他，共产党的电台广播说：希望赵祖康、颜惠庆、张元济……等几位先生留下来，不要跟国民党走。听到这一消息，赵祖康又喜又惧。这一下，国民党恐怕不会放过他了。当5 月23日深夜他接到市府打来的电话，叫他赶快去一趟时，他还以为国民党特务发觉了他与中央地下党的关系。可是事态的发展出乎他的意料。当他急急忙忙赶到市府大楼见到代理市长陈良时，陈良苦笑着说：“我们要走了。上海市长想请你代理。”赵祖康听了吃了一惊，忙推辞说：“时势这么紧张，我是胜任不了的。”陈良说：“我想来想去，你代理市长最适当。因为：第一，你在市府现任各局长中，工作年头最长，而且在同人中也没有什么恩怨；第二，你办事认真，操守也好，是个‘标准官员’，能够得到市民的信任；第
三，你是个技术人员，没有政治派系，对方来了，也不致同你为难。“赵祖康仍表示辞谢，并且提出另外三个人选，陈良摇摇头：”我已全联系过了，都不肯干，现在只好请你勉为其难了。“谈话过程中，赵祖康不禁想起”李小姐“曾对他讲过，”如果有机会，应该把上海政权接过来。“想到这，赵对陈说：”可以考虑遵命。“陈良说：”就这样定了。“赵祖康又伺：”代理市长该代理些什么？“陈回答：”只要做两件事：一是维持秩序；二是办理移交。“赵祖康一听，连说：”办理移交好办，可是维持秩序会有困难。“
陈良说：“你放心！”并从桌上取出一封行政院长4 月29日写给他的信给赵看，大意是：南京撤退时秩序很乱，治安破坏，影响了国际视听，故要求陈良，万一上海紧急时，极力维持社会治安，所有警察、保安队和义务警察等均不必撤走。随后，陈良生怕赵祖康反悔，赶紧当面写了委任“手令”，交赵保存，又令秘书郑瑜将一方用红布包好的市府大印递给赵祖康。这之后，赵祖康竭力维持上海秩序。为此，他特地找了毛森临逃跑前任命的警察局副局长陆大公，叫陆切实维持好秩序。5 月24日下午，他又特地找了神情冷冰的陈大庆，叫陈在撤退部队时，不要与共军太接近，以免发生大的冲突。5 月26日，他又亲自给上海邮政总局局长王裕光打电话，叫他无论如何想办法劝降据守在邮政总局大楼的国民党军队，以免邮政大楼遭受破坏。到了5 月27日下午，对赵祖康来说，已没有多少事可干了。接到陈毅的“条谕”后，他再次亲自检查每一块打蜡地板亮不亮，各245个房间是否还有反共的标语。
5 月28日，上海江西路九江路口市府大楼，面目一新。红旗在蓝天下飘场，马路台阶清理得干干净净。大门口，戴着红袖章的人民纠察队和军装整齐的解放军战士并肩肃立，一切都在等待着庄严时刻的到来。
下午2 时正，陈毅偕同副市长曾山、韦悫两同志以及潘汉年，来到了市府大厦。同行的还有刘晓、周林等。他们顺着黑色大理石的阶梯，径直来了二楼145“市长办公室”。陈毅环顾了一下这个宽大的扇形房间，东面是窗户，当中铺着华贵的深红色地毯，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对着门摆在正中，桌上摆着好几部颜色各异的电话机，对着门的墙上，挂着几幅可以上下拉动的上海市区地图，桌子后面摆着一张黄皮大扶手椅，高高的椅背上雕满花纹。陈毅大步走过去，往椅子上一坐：“国民党市长派头不小啊！”
陈毅落座后，其余人也各就各位。一切准备就绪，陈毅对熊中节说：“请赵祖康进来！”
此时的赵祖康正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端坐在会议室里候命。一听召唤，他整整西服领带，走进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