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六发步枪子弹）打60环的神枪手，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但是，为了反攻，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我们应当继续求进步。”
9 月25日，模范学习者代表大会在延安东关操场举行军事表演。贺龙、徐向前、萧劲光等陪同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前往观看。毛主席看到个个投弹手出手不凡，非常高兴地对贺龙说：“老总，你练兵练得不错哪！这些同志了不起，真是‘贺龙投弹手’。今后每个战斗员都练成这样的投弹手，那就无敌于天下了。”
正在这时，独一旅投弹手张兆信打了一个精彩的空中爆炸。会场上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主席对贺龙说：“这颗手榴弹打得很巧妙嘛！叫它在哪里炸，就在哪里炸，这很有用处，更能发挥手榴弹的威力了。”贺龙说：“是呀，本领是练出来的，只要苦练，就会越练越精。”毛主席点头说：“是这样的。”
贺龙带了一辈子的兵，而主席还交给他一个理财的任务，一开始真没有想到。但他也深深了解当时根据地的经济困难。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困难最突出的问题是政府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边区政府穷得无法负担必要的开
支。
贺龙上任后，采取了一项临时性应急措施，给边区各军分区拨款五百万元，让军分区自行包干本区的经济支出。这实际上是让军队负担政府的开支，当时有部分军队干部想不通，部队中议论也不少。针对这一情况，贺龙召来军分区的领导，对他们说：“过去，水是顺流的，由上往下。四三年，要由下往上流，上面向下面要饭吃，因为你们有生产力量啊！不找你们找谁？……
从我们延安来看，北门外住的是中央、军委，南门外住的是边区政府、西北局，他们有什么东西？而我们军队却开了许多商店，有西北商店、河口商店、恒丰商店、金隆商店、大生客栈等等。所以，靠上头是没有办法的，相反，要靠你们养活，靠你们吃饭。……包干办法就是军队吃什么，地方干部吃什么；军队穿什么，地方干部穿什么。过去上面养活你们，现在有困难，你们要挑这副担子，而且要挑好。“贺龙下令各分区成立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地方的财经工作，以集中财力，分区包干，渡过困难。
不过，贺龙心里明白，从长远看，这只能是权宜之计。要解决经济困难，最根本的是要增加边区政府的收入，大力发展生产。
他通过调查发现，边区政府入不敷出的原因，在于收入没有保证。陕甘宁和晋西北根据地当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向国民党统治区输出食盐和其他土特产，但由于领导不统一，管理不善和各自为政，各做各的生意，只管小单位赢利，不管政府受损，政府得不到应有的收益。因此，贺龙向财经委员会建议，成立边区政府物资局，统一领导境外贸易，对食盐和土特产实行统销政策，这样，边区政府的收入逐渐有了保证。
贺龙一直大力提倡发展生产。1942年底，贺龙受毛泽东的委托，向正在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发展经济，保证供给”
的方针。他在发言中指出：“毛主席把发展生产看成解决一切问题的中心环节，这个想法很正确。如果不生产，让天上往下落吗？天上也落不下来，落下来的是雨，而雨有时候也不落；靠我们的国家？国家一个饷也不发，子弹也不发，什么也不发。那靠什么呢？就靠自己。我们边区政府是穷的，只有靠自己生产。”
为了发展生产，贺龙找到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对他说：“今天的问题是要发展生产，你应当把银行的票子投到生产上去，你说对不对？”
“老总啊，我们银行是抵押贷款，没有抵押，放出去的资金收不回来就麻烦了。”朱理治面露难色。
“你不给他票子，他没有资金来扩大生产，哪来抵押？你帮他发展了生产，他就有了钱，不就可以还你？何况，生产发展了，政府收入多了，你银行的资金不也多了吗？”贺龙耐心地做朱理治的工作，最后朱同意了贺龙的意见。
银行从1943年起向生产单位发放信贷。贺龙为了支持银行，从晋西北调集了数百万元的法币，充实了银行的实力。以后，贺龙在总结1943年财政金融问题时说：“如果没有这一笔资金投下去，没有这批马兰草的票子，那我们的生产成绩是不会这么大的。”
在贺龙的领导下，边区部队的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1943年开荒20余万亩，占了全边区开垦荒地总数的三分之一，共收细粮3 万石。三五九旅做到了粮食自给；三五八旅、独一旅等其他部队基本做到粮食大部自给，蔬菜全部自给。边区部队共养猪1 万余头，羊1。5 万只，每人每月可吃到3 斤
肉。边区部队建立了11个纺织厂，年产布40万匹，做到了丰衣足食，兵强马壮，这在古今中外军事史上是很少见的。
事实证明，贺龙也是一位理财的能手。
1945年7 月26日，中国、美国、英国三国政府发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指出：“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8 月6 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投向广岛。8 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同时宣布参加《波茨坦公告》。9 日，100 余万苏军从北、东、西三个方向进攻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同日，美国第二颗原子弹投向长崎。
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官邸同时收听四部电台的广播，这四部电台的频率分别代表四方权力机构——华盛顿、莫斯科、重庆和东京。冈村宁次非常清楚，他虽然还拥有100 多万号称“常胜军”的日本精锐部队，但是日本大本营和军部谁也没有扭转乾坤的伟力。日本正面临灭顶之灾！
此时的日本天皇已被原子弹的威力吓得惶惶不可终日。是战是降？天皇面临着无奈的决策。在内阁会议上，阁员之间为“战”和“降”的问题吵得一塌糊涂，但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大臣们还是取得了共识：战是没有希望的，投降是唯一出路，问题的关键是以何种方式投降，是有条件投降，还是无条件投降？
在中国抗战出现空前有利的形势下，毛泽东主席于8 月9 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提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8 月10日，朱德以延安总部名义发布第一号命令：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均将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军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交出全部武装。
此时，蒋介石却在峨嵋山时刻关注着延安方面的行动。当他听到军统头子戴笠汇报朱德已下令共军发起反攻，迫日伪军投降的情报时，嚯地站起：“中共没有受降权利！”
他说：“国民党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国内一致公认的。日伪军只能向国民政府和中央军投降。”
戴笠继续汇报：“委座，华北聂荣臻部打着配合苏军大反攻的名义，向热辽方向调动，企图争夺东北；山东罗荣桓部正在围攻鲁南申从周部；吕正操部正向归绥集结……”
“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调动大军，争夺战略要地。”蒋介石说。
8 月11日，蒋介石一连发布了三道命令。
一道是给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令第十八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
一道是给国民党军队的命令，要他们“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
还有一道是给伪军的命令，要他们“负责维护治安”，“趁机赎罪”。
蒋介石这三道命令的真实意图，就是不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人民军队攻打日寇，接受投降，收复国土；只许国民党的军队收缴日伪武装，抢占地盘，并要伪军配合行动。
毛泽东和朱德等人接到蒋介石的电今后，决定针锋相对，随即向各解放区连续发出第二、三、四、五、六、七号命令，命令各解放区部队向日伪军发起反攻，消灭日伪军，迫使日伪军投降。
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一场规模空前的内战即将来临。
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行径，中央在延安枣园露天会场召开了干部大会。毛主席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说：“‘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八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
蒋介石是怎样上台了？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
毛泽东稍微停了一会，点燃一支烟，猛吸了一口，然后继续说：“蒋介石总是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各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下，坚决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立即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日伪军发起全面反攻。
为适应抗日战争转入大反攻的需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全国各解放区我军战斗序列作了一次重大调整。其中决定，晋绥军区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中分出，辖吕梁军区、雁门军区和绥蒙军区。吕梁军区下辖第三军分区、第四军分区、第七军分区、第八军分区、第十军分区；雁门军区下辖第二军分区、第五军分区、第六军分区、第十一军分区；绥蒙军区下辖第一军分区、绥东军分区、骑兵旅。同时，以主力四个旅组成晋绥野战军，由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兼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关向应兼任晋绥野战军政治委员（关因病未到职）。下辖：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兼，政治委员余秋里；10月以后改为黄新廷任旅长）；独立第一旅（旅长高士一，政治委员朱辉照；11月后改为王尚荣任旅长）；独立第二旅（旅长许光达，政治委员孙志远兼）；独立第三旅（旅长杨嘉瑞，政治委员金如柏）。
晋绥野战军和晋绥军区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由贺龙、李井泉统一指挥。
驻陕甘宁解放区的部队，仍沿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番号，王世泰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交给贺龙的任务是：统率晋绥部队，占领太原，控制山西和绥蒙。毛主席特别向贺龙交待：现在傅作义、阎锡山都开始动作，我
们必须尽快行动。贺龙心中十分清楚：在历史转折关头，谁先走一步，谁就赢得时间，赢得胜利。
8 月17日早上，贺龙同联防军参谋长张经武、晋绥分局代理书记、晋绥军区政委林枫和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登车出发。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我晋绥野战军一部和绥蒙军区部队，向日伪军占据的城镇和据点发起进攻，勒令敌人限期缴械投降。到8 月28日，先后解放了陶林、武川、萨拉齐、集宁、丰镇、兴和、尚义、右玉、左云、凉城、清水河等县城和广大地区。而此时，一心反共的蒋介石却命令国民党部队下山抢占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甚至联合日伪军向我解放区大举进犯。8 月18日，当我晋绥部队第二十七团和绥蒙军区第九团攻入归绥城（现呼和浩特市），已将日伪军包围于大十字街伪蒙军总部之际，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奉蒋介石之命，以其第三十五军三十一师一部及挺进纵队共三千余人，突然由我军的侧背攻入，与被围之伪蒙军对我夹击，我军被迫撤出城外。
贺龙见傅作义的大军进逼，觉得在这种形势下夺取太原、控制归绥的计划一时还难以实现。贺龙说：“太原、归绥我们目前都进不去了，要想出个新的办法来。反正不能让蒋介石这么顺利地把‘桃子’摘去！”8 月22日，中央军委指示：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正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这种形势下，我军应迅速改变方针，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使敌伪向大城市、交通要道集中，而我以必要兵力着重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贺龙接到这个指示后，迅速调整部署。他决定：在北线，除巩固已解放的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