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的街道依然沉寂。慈和的阳光照耀着西北角难民区。从死里逃生的南京难民，现在已经受到皇军的抚慰。他们跪拜道旁，感激涕零。在皇军入城以前，他们遭受中国反日军队的压迫，生病的人没有医药上的帮助，饥饿的人不能够得到一米一粟，良民的痛苦，无以复加。
幸而皇军现已入城，伸出慈悲之手，散播恩惠之露。在日本大使馆的西首，难民数千人放弃了以前无聊的反日态度，因为生活有保障，群相额手称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跪迎皇军，表示忠忱。在难民区内，日兵向难民分散面包、饼干及香烟，难民莫不感激逾恒。日兵并在营房附近馈赠礼物。
同时，卫生队也已开始进行医药救济工作。双眼将失明的人得重睹天日，咳嗽甚剧的孩子，两腿脓肿的老妇，都免费疗治。难民们沾皇军的恩惠后，满面愉悦，围绕日兵，高呼‘万岁’。”（见《史料》第260至261页）
《新申报》捏造的是安全区内的难民们接受了日本军的“深表同情”的“优待”，似乎难民区内极为平静，难民们已和日本军“和睦”相处了。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每天向日本大使馆就日本军暴行所提出的报告，揭穿了《新申报》捏造的谎言：
第180件，1月8日，5、6个日本兵在沈举人巷22号强奸妇女后，开枪射击居民，有个姓李（音译）妇女受伤。
第181件，1月8日，4个日本兵在昨晚闯进了高家酒楼附近49号袁（音译）氏家里，企图强奸三名妇女（21岁、25岁、29岁）。由于她们行动迟缓，没有听任日本兵摆布，日本兵便向她们开枪射击。
第183件，1月8日下午6时，三个日本空军飞行员强奸了华侨路4号姓高（音译）的姑娘（18岁），事后任意开枪射击。
第184件，1月9日，一位老人离开安全区回到大沽巷（音译），想看看自己家的情况，以便决定是否能够住下来。他一到家，三个日本兵站在门前，一言不发，其中一个开枪，打穿了他的两条腿。现在，老人正在鼓楼医院治疗＇威尔逊＇。（引同前书2，第114页）。
日本军在南京犯下大屠杀的暴行是日本军高级指挥官有意纵容，以便从中得到提高战斗力的结果。有材料证实说：“对于日本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也有一种看法认为：‘将军们感到，自从进入上海以来，军队已经艰苦奋战，因而乘向敌国首都入城之机，牺牲敌国人民，干一下，松松轻轻，这是毫不踌躇的。’（五味素平，《战争和人。10。劫火的猎人》第2部，第193页）然而，这种可怕的屠杀、掠夺和破坏，并非从日本军攻入南京时才开始的。从上海到南京，日本军在急起直追中，一路上有许多城市和村庄都同样遭受了毁灭性的战争祸害。受害者不仅仅是日本军路过之处或驻屯地。其方圆达十几公里至40公里，所有农民房屋被火烧，他们的财产被掠夺，有的人被拉去当壮丁。（臼井胜美，《日中战争》＇中央公论社新书＇第52页
对于上述的惨景，日本的那么多特派记者不可能一无所知，应该说是知之亦不敢报道，足见日本军部对新闻监控坚定不移，所有日本记者都不得违犯。《密勒氏评论报》对从上海到南京日本军之暴行作了报道，该报1938年3月19日以《中国之毁灭》为题评论说：
如果有人相信，日本军在这个国家里正在改善中国人的生活，要他们过幸福的生活，就叫他前往上海和南京一带走一趟，在那约两百英里的地方，可以让他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废和遭受破坏的活动，日本军队是样样都做到了。（引自《大屠杀》第162到163页）
虚构之九，无中生有，凭空捏造“便衣队”的谎言，肆意搜捕、屠杀青壮年男人，千方百计地扩大屠杀对象的范围。
屠杀战俘是日本军部和华中方面军的既定政策。38联队的联队长助川静二元曾向下属传达了“师团长吩咐，不要保留俘虏”的命令。38联队属于第16师团第30旅团。第16师团有此命令下达，其他师团也应视为有此命令。从大屠杀的普遍性看也是如此。但屠杀战俘违犯《海牙公约》和《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要追究战争犯罪。而日本军部队不顾及这些公约，竟然斩尽杀绝俘虏之后，为了扩大屠杀对象的范围，又把男性青壮年指为“便衣队”加以屠杀。
田中正明虚构说：
当时潜入难民区的便衣队据说有数千人之多。
如后所述，日军把他们捉住，当作俘虏加以收容。其人数估计有2；000人。（见《虚构》第156页）
应该把田中正明视为虚构专家，短短的47个字中既有“据说”又有“估计”，试问历史允许从“据说”和“估计”中得出结论吗？从“据说”和“估计”出发正是《虚构》的要害，纯属欺人之谈。
难民区无一个便衣兵，更无一个便衣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函》完全可以证明：
贵国士兵搜查难民区可能还另有意图。认为安全区到处都有“便衣中国士兵”。此呈已多次告知对方，于12月13日下午进入安全区之中国士兵全部解除了武装，现敢担保区内绝无解除武装之中国士兵。贵方巡逻队早将他们全部杀了，且累及许多无辜平民。（见《档案》第58页）
第四部分第53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10）
日本军国主义为征服中国，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早就制定了把中国平民当作“俘虏”加以屠杀的所谓“法律”，并在战场上强行付诸实施。田火田茂二郎在《新订国际法》中大言不愧地胡说便衣队不具有交战资格，被俘后该处以重刑：
不具有交战资格而从事军事行动者，如被敌人抓获，则不享受俘虏待遇，当作为战时罪犯被处以重刑。（着重是田中正明所加）（见《虚构》157页）
信夫淳平在《上海战役与国际法》中则又胡说：
无交战资格而采取敌对行动者，则为非交战者行为，顽抗作为战时重罪犯处以死刑或近似死刑之重刑。（见《虚构》第157页）
田火田茂二郎和信夫淳平所述是否就是国际法呢？否！1907年的陆战法规规定，民兵或义勇军具有下列各条，才拥有交战资格：
一、拥有对部下负责的统率者；
二、具有从远处能加以识别的固有的特殊标志；
三、公开携带武器；
四、依据战争法规和惯例行动。
《海牙公约》规定上述“四个条件”，承认便衣队拥有交战资格。但田中正明却加以否认，诡辩说：“即使从上述条件看，仍难以说便衣队是‘拥有交战资格者’。”（见《虚构》第157页）他的胡言乱语与田火田茂二郎、信夫淳平二唱一和，目的混淆国际法的是非，用日本一国之法替代国际法，为屠杀中国平民制造口实，是一种污赖手段。
中国在保卫南京战役中并没有使用便衣队作战，故所谓便衣队不具备作战资格不是本段讨论的重点。守卫南京的共7个军（包括教导总队）、13个师以及若干炮兵部队等等，这里也不着重讨论。所要证实的在南京并无便衣队，更无采取敌对行动者。《一个德国人的所有所闻》证明“在市区内，中国人没有向日本军开过一枪”便是在南京没有便衣队有力的证据之一。
当时以高冠吾为头子的汉奸深入到南京各个阶层，活动猖獗，无孔不入，四出搜集政治、军事情报、南京守军的配备、各军师的指挥官、武器装备、作战动向，他们都能一一掌握，就连蒋介石秘密离开南京这样极为重要的情报，汉奸们都能及时地向日本方面报告。那么“便衣队”一事走狗们哪能一无所知？试问：该“便衣队”是什么番号？接受哪个战区指挥？“便衣队”的领导人是谁？编制状况如何？各有几个大队、中队，队员多少？他们使用什么武器？作战动向是什么？在南京城里城外什么地方与日军交过火？双方伤亡各有多少？日本军从“便衣队”员手中缴获到多少武器？
虚构之十，荒唐地编造故事情节，通过算术演算，用来作为历史评论的“证据”。应该看作是《虚构》要害的另一表现手法。
田中正明引用原《每日新闻》特派记者五岛广作的报道：
所谓一个月二万起强奸案是这样计算出来的：18日前后，中国经营的妓院开张，有十五、六个娼妓，兵收五笔钱，军士收一元，军官收五元，生意很兴隆，一个妓女一天接待四、五十人为老板赚钱。这样计算起来，当然一个月就达二万起。据推测，二万起的根据可能就是这个。（见《虚构》第252页）
我们说田中是虚构的专家，一点也不会冤枉他，前面出现了“据说”和“估计”，这里又用计算的“假设”和“据推测”作为对历史评论的“证据”。
日本军攻陷南京后，在疯狂屠杀市民的同时大肆强奸妇女、发泄兽欲，据外籍人士提供的材料，并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认定，在南京市内发生了2万起左右的强奸案件。
马吉牧师就日本军强奸妇女的问题致其在上海的妻子的信中说：
12月17日，星期五。掠夺、屠杀和奸淫的情况不断发生，有增无减。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大致算来也有一千个妇女被奸污。一个可怜的女人竟被强奸了37次。另一个妇女，她那五个月的婴孩被日本兵活活闷死。那是因为这个兽兵在强奸时，为了不许婴孩发出哭声来。如果妇女进行反抗，就会遭到刺刀杀害。
鼓楼医院麦瞳勒姆牧师，用12月19日的日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时说：
一个星期已经过去，那是今世的地狱，讲起来令人胆寒。——我不知道从何讲起，从何结束。迄今为止，我一次也没有听到过和看到过如此残忍的事件。强奸—强奸—又强奸—一个晚上多达一千起，白天发生这类事件也很多。假如有人表示反抗或稍不同意，日本兵就对她们或用刺刀戳杀，或开枪打死。这种情况，我们一天可以写数百件。民众得了歇斯底里病。（《记录》，58号，载前引书1，第117页）
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作为检察方面的证据，曾在远东国际国事法庭上提出：
从一般青年妇女到六、七十岁的老妈妈，受害者甚多。日本军所采取的手段有强奸、轮奸，凡拒绝被强奸者都遭杀害；有的或迫使父亲奸污他的女儿，或迫使哥哥奸污他的妹妹，或迫使公公奸污他的媳妇，从中取乐；也有的割去妇女的乳房，戳破她们的心脏，打坏她们的下巴，拔掉她的牙，其状惨不忍睹。（《记录》58号，载前引书1，第144页》）
许传音博士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时举了一个不堪入目的例子：
不知道有几千名妇女受到日本凌辱后被杀，连尸体也被污辱。士兵们在市中心及其外围地区反复进行这些行为，以南门“新开路七号”为例，这一家有11个人被杀。
当军队来到房门口时，年老的祖父出来接待。他当场被杀。70多岁的祖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跑出来看，她在离丈夫几步路的地方也被枪杀。他们的女儿抱着婴儿过来，日本兵把她和婴儿两个全部杀害。家中有17岁和14岁两个未婚少女，都受到士兵凌辱后被杀。一个少女倒在桌子上的血泊中，有短棒插入她的阴道内；另一个阴道被插入了香水瓶，倒在血“床”上。其他还有五个女人在家中被杀。日本兵把这一家看到的人全都杀害了。有一个少女住在附近，在他（她）们被杀后，躲了一天一夜，才幸免于难。（《记录》29号，载前引书Ⅰ，第29页）
许传音博士证言的内容，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同样得到马吉牧师的证实，他说：在那一家里到处都是血迹；如果他当时带有摄像机，想必能把当时的血迹颜色清楚地拍下来——其中一个少女被强奸的桌子，以及另一个被杀害的少女的床上，到处都是血迹斑斑。
这些在法庭上的证言，又经检察方面调查证实的血淋淋的事实，一件件清楚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令人不寒而栗，岂容五岛用日本军“嫖娼”的谎言来混淆视听，加以否认。
对于日本军强奸的暴行，我们在《铁证如山》一节中曾经引用了王芝如的证言，她家当时住新路口，一家9个人被杀害7个；其中大侄女（20岁）、二侄女（18岁）和姑子都活活被糟蹋死了。她今年85岁。夏淑琴是王芝如的外甥女，当年7岁，亲眼所见，她背脊被戳两刀，左臂被戳一刀，至今还留有伤疤。
第四部分第54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11）
许传音博士编写出版的《南京安全区档案》中，例举了1937年12月13日至次年2月13日期间，就日本军在安全区内所犯的暴行，曾向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提出了交涉，反映了日军444件的犯罪事实，其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