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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归罪于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一点也不言过其实。
第四，南京大屠杀来自日本军队最糟糕的纪律。1937年12月17日，松井石根由中山门进入南京城内，看到南京城里城外被日本军烧杀所留下的现场后，感到自己的罪责难以掩饰，也认为：日本军是世界上风纪最坏的军队；士兵之暴行使皇威扫地。日本军风纪已成习性。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下克上”、军人以武力逼政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1936年2月26日，日本法西斯军人策划和指挥发动政变，要求改变对外政策，杀死内阁大臣、财政大臣和教育总监等人，提出成立“军人政府”，建立军事独裁。政变虽被镇压下去，但军中的’少壮派”却更为反动。广田内阁的上台标志着日本进一步法西斯化，导致了进一步对中国的侵略，助长了“下克上精神”在军队中潜滋暗长。
无视政令军令的事在日本军队中常有发生。攻陷上海后，在向南京追击的途中，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及时地下达了以苏嘉线为“限制线”的命令，要求皇军到达此线后讨伐任务誓告一段落。一方面等待德使陶德曼在京“劝蒋”的动向，同时皇军在上海经过苦战，消耗很大，官兵都很疲劳，急需休整，以恢复精力，并在此期间获得补充、补给，预计1938年1月再向南京进击。但11月15日，第10军不接受“限制线”的命令，司令官柳川平助擅自率军越过“限制线”南端的一翼，沿太湖南岸如脱缰之马，快速向南京方向追击。松井作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未及时制止，显示出他默许这种做法，在日本军中起到了下级可以不按上级命令办事的纵容作用。
柳川平助是第10军司令官，他的“表率”下级不会不模仿。总之，在日本军队中“下克上”的风气，似乎被视为一种“英雄”行为，因此军纪紊乱之程度可想而知。泷川政次郎后来特别提到南京事件，认为发生这起事件 的最大原因就在于“军队丧失统率力，军纪紊乱；在培植私人武装力量的军队里，必然出现下克上的风气。军队的实权很快转到了佐官级、尉官级，到头来转到下士官级手中。在不听从军官命令的下士官统率下，士兵们的暴行和掠夺是不可避免的。”（《新评：东京审判》，下册，第96到97页）应该看到，高级指挥官“下克上”行为的危害性要甚于下级军官。当时陆军中央得悉南京大屠杀的情报后，曾派人事局长阿南前往南京调查。而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竟对阿南说：“中国人不论多少，统统杀掉。”可见“下克上”的风气以及军纪的败坏又到何种地步。
松井进入南京后，明明知道自己的部属犯下了暴行，却得意洋洋地宣称：“鉴于皇军攻占外国首都乃属有史以来之盛事，永垂竹帛之业绩，万国注目之大事”。他陶醉不已地安抚亡灵，进行“忠灵祭”，转赐天皇的“御酒”，进一步鼓励日本军大胆妄为。
在日本侵略军里，军纪败坏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侵略战争中逐步地使人性异化。参加战争双方的人无疑地都将得到心灵的改造。中国部队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是正义战争，自觉地遵守纪律，坚决地和人民站在一起，为保卫民族利益而战斗，英勇顽强，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而日本侵略军进行的侵略战争，遭到我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中国部队的坚决抵抗。他们与中国人民为敌，在残酷的战场上心理状态自然会出现反常，侵略战争很容易把人变成了魔鬼。许许多多日本军人，在血腥的战场上只考虑把对手——中国人杀尽而取胜，表现出野兽般的残忍。
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不久，埃德加斯诺怀着对中国人民深厚的感情便来到中国，到过许多地方访问。就日本军野蛮性的问题，他描述如下：
任何人种，在战争时往往容易出现野蛮性。但即使承认这一点，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也不会有人像日本军队那样将人格堕落的形象深刻、彻底而有组织地暴露出来，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为亚洲而战》转引自《大屠杀》第250页）
第五，南京大屠杀来自日本军对我军民最残酷的蓄意报复。
日本军早年在侵占朝鲜和台湾时，遇到的大都是地方人民组织起来的抵抗，力量单薄，以日军全胜而得逞，在侵略道路上未曾付出过重大伤亡代价，逐渐养成了骄横一时的傲气。
“九一八事变”后，在不抵抗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大批忠于祖国的部队被纷纷调进关内。日本军仅以12；000人的兵力很快地占领了东北三省，使3千万同胞成了亡国奴，人们怨声载道，呼天抢地。民族危机促使中国内部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呼吁一致对外，团结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已深入人心，抗日呼声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强盗尚存，英雄见危授命。凶敌未灭，男儿何以为家。“七七芦沟桥事变”，二十九军对日本侵略军的蓄意挑衅作了坚决的抵抗，立即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声授，爱国抗日的将士们深受鼓舞。红军自动开赴前线对日作战。平型关大捷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谬论，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抗战浪 潮已在全国范围内掀起，表明了中华儿女把民族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
在各个战场上，国民党军对日作战十分英勇顽强，阻滞了日军的进攻，歼灭了一定数量的敌人，尤其是上海防御战出乎日军意料之外。“八一三”始，中国部队在当地工人积极支援下坚守阵地，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进 攻，日军以4万余人伤亡的代价，又增加1个军2个师团的兵力，方使攻陷上海的阴谋得逞。
就局部战斗而言，南京保卫战十分激烈，有的几近白热化的程度。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9日早晨，日军第九师团之一部已突至光华门外。我军从城墙上进行猛烈射击，阻击敌人的进攻。10日午后日军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爆破城墙，曾三次突入城内，均被我教导总队军士营和156师苦战，将突入城内的日军予以歼灭，并缴获全部武器。雨花台防御战更为惨烈。日军第6师团在凶悍残忍的谷寿夫亲临前线督战下，该师团第11旅团发动30次猛攻，付出重大伤亡代价才攻陷雨花台阵地。到我军下达撤出南京命令时止，华东战场上的日军伤亡已逾7万之众。加上华北战场上的战绩，已初步挫败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梦幻。
伤亡7万，对于兵源有限的日军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沉重打击。短短几个月的战争便击溃中国军队的幻想在日军指挥官的头脑中逐步破灭了。这样，无疑地将在日军官兵中产生报复心理。在松井“对抵抗者极为严峻”的思想纵容下，攻陷南京城后，日军对中国军民最残酷的蓄意报复便由此产生了。日本方面也有人证实由于中国军队出乎意料的抵抗、使日本军进入南京城后对中国军民进行了报复。
第四部分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第47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4）（图）
1937年12月17日，日军举行“入城式”，骑马走在前面的为松井石根。
1938年2月5日，日本大使馆在南京举行了茶话会，参加这次茶话会的有各国外交代表。新任南京地区西部警备司令官天谷少将，就日军军纪败坏的原因发表了谈话。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艾利森致电美国务院电文中说：
少将认为，对日本军在南京所犯的暴行问题感到十分遗憾，各国收到的报告特别强调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所以发生掠夺和暴行，是由于长期以来的紧张战斗和遇到中国军队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记录》59，载前书1，第162页）
这就是对中国军民报复的自供。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给了日本军一定数量的杀伤，而且中岛被击伤，对此日本军尤其是中岛满怀仇根，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极残酷的报复。
作为最前线的指挥官松井和柳川是在什么情况下下达“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命令的呢？在攻打上海战役期间，日军付出4万余人的伤亡代价，松井认定中国人“无不对我军同仇敌忾”，因此对所有中国人都深怀敌意，必将寻找机会进行报复。攻陷南京前，松井对中国军民报复的思想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对抵抗者极为严峻”体现了松井报复的心理。松井自己估计错误，他以为《劝降书》空投下，唐生智将开城欢迎他，用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唐生智用枪炮声对松井作了理直气壮的回答，不能不使他恼火，攻陷城进行报复到此已不可能逆转。后来，松井进入南京后，发现了日本军残酷的暴行，只是口头上念几声“紧箍咒”，并未采取有力措施严厉制止，从反面印证了松井的报复意识。
田中曾经企图为松井解脱罪责，说他在攻城前向日本军强调过军纪风纪。其实那是松井使的“障眼法”，只是做给在南京的外国使节看看而已，也是后来推卸罪责的托词。在被判处绞刑以后，松井自己都承认南京事件可耻之极，罪有应得。在东京审判30多年后的今天，田中还厚颜无耻地为松井石根涂颜抹脂，企图翻案，岂不可笑？
另一个蓄意报复的是中岛今朝吾。有资料表明，中岛是个知识分子，出身于陆军大学，曾留学法国。为人性格反常，对下级具有不少虐待的恶迹。在攻打南京战役中各师团都想最先突破南京城，抢到头功。中岛在攻打牛首山战斗中“头功”未曾抢到，作为16师团的主帅却挨了中国军队的子弹，他能不恼火吗？“中国人不论多少，统统杀掉”完全反映了中岛的报复心理。
佐佐木到一在日本军中很有名气，很早便参与谋划侵略中国的事宜。1928年6月，松井便策划将已是少将的佐佐木到一推荐给蒋介石当“顾问”，试图在蒋身边安下一颗定时炸弹，因发生“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该阴谋才未得逞。佐佐木到一在南京大屠杀中先下毒手，到下关的第一天就屠杀军民2万人，是个令人可怕的瘟神，其恶毒决不亚于中岛。在这之前他是个对国民党寄予深切同情的所谓“亲华派”军人，而对中国内部迅速变化，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便转变为反对国民党的强硬派。后来他陈述这段历史时，在《进攻南京纪实》中说：
站在南京城头上，我为能确认自己是首屈一指的人物而深感激动。那是因为昭和四年（1929——作者注）夏天的情景历历在目。实际上，我在20岁即自明治44年以来，我梦寐已求的目标是解决满洲问题，为此一直暗暗向国民党表示友好。但由于他们采取容共政策，尤其是蒋介石所执行的亲英美的政策，与日本断绝关系，从此，这个梦想破灭了。在排日、侮日的高潮中，我深感不快，觉得皇军的前途渺茫，于是就愤然离开这里。现在看来，这决不是出于私愤，背信弃义的人必受天罚。后来，这已成为我坚定不移的信念。（增订版，第255至256页）
洞富雄先生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专家，对佐佐木上述言论作出结论说：“如果佐佐木对新生的中国抱有这种看法，那么他在占领南京时，身为警备司令官，其态度之严厉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1938年1月5日，在下关一次枪杀数千名中国军民，很明显是出于报复、发泄对中国军民的仇恨。
说到这里，试问一下：日本军中士兵有无报复行为呢？有，佐佐木支队那天在下关屠杀我军民2万人以后，下午到达和平门。他在《进攻南京纪实》中就到达和平门的情景叙述如下：
然后，俘虏接连不断地前来投降，达数千人。态度激昂的士兵毫不听从上级军官的阻拦，对他们一个个加以杀戮。回顾许多战友的流血和10天时间的艰难因苦，即使他们不是士兵，想说：“都干掉！”
日本军对我军最残酷的蓄意报复，是造成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因素之一，于此显而易见。
第六，南京大屠杀来自日军政治上和军事上速战速决之必要。“三个月灭亡中国”是日本出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考虑。从“七七芦沟桥事变”到总攻南京的前夕，时间已整整4个月，超过了战略时限，然而中国并没有向日本投降，而且提出了长期抗战，抗日救国的方针。日本军上下必然要考虑：选择最果断的措施，威慑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使其向日本投降，从而迅速结束战争，在短期内达到目的。
日本军政首脑心里明白：占有满洲并向华北推进，是在反共遏俄外衣掩饰下进行的，而且由于遏俄反共还有可能在政治上获得英美某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