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纵火与破坏
根据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1947年调查认定，日军锋镝所至，焚烧与屠杀常同时进行。陷城之初，沿中华路迄下关江边，遍地大火，烈焰烛天，半城几成灰烬。又据南京的外籍人士提供的材料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认定，全市约三分之一的房屋建筑烧毁。
焚烧破坏是侵华日军的“三光”政策之一，早在杭州湾登陆后便已实行。请读者先看看“龙溪两岸的烈火”惨案：
这次轰炸、焚烧、破坏，一直进行到深夜11时，北起吴兴县菱湖查家簖，南迄杭县王家庄，长120里，宽10多里范围内的近150个大大小小村庄，被炸得烧得一片火海，直到第二天还在燃烧。
日军攻陷南京后在庆祝“胜利”的狂欢中，更加疯狂地纵火，许多民房、商店、名胜古建筑，以致整条街道被烧成灰烬。我们先来看看日军纵火留下的罪证：
罪证之一。通济门外米行街27家，各有祖产或自置房产，历来经营各业，安分守纪。日军侵入南京时，竟将通济门外米行街焚烧殆尽（仅有米行街1号市民左东生房屋幸免殃及）。一个繁荣之街市，一变而为瓦砾场。不仅如此，后来，日军尽将各家所被毁时遗留下的砖石瓦片，全部运至大教场（光华门外飞机场）附近，为其军事之用。
罪证之二。孙庆有，男，24岁，住王府巷。日本兵进城后一个礼拜的一个晚上，约在8点到9点钟时，日军在邻近的王府巷的丰富路卫生所里（原址就是现在的建邺医院）先是烤火取暖，然后纵火把卫生所烧了。当时火势越来越大，眼看火势向王府巷茅房棚户区蔓延，孙庆有等人非常惊慌。这时，日本兵假意要他们去救火，实则进行杀人。他们见到日本兵来了，便乘黑四散躲避。当时有些人从难民区里回家看看，因而被抓，被打死了很多人。有很多人被日本兵抛进火里活活烧死。日本兵抓住他家邻居徐保定、韩天成2人，要他们喊人去救人。他俩被迫喊了两个人一起去，结果喊人的和被喊的4个人，没有一个生还。
当天晚上，他见到被日本兵杀死的人还有：范老头夫妇被砖头砸死了；王月的母亲和弟弟（是个瞎子）被刺刀刺死；王冠发的岳父岳母被用绳子捆住，推到火里烧死；柏老五和铁贵宝的岳叔丈在丰富路卖粥的伙计，也被打死、砍死；他母亲还看见吴三躲在鸡毛堆里，被日本兵发现，狠戳一刀，从前胸直刺到后背心而死去。
罪证之三 。马怀德，当年60岁，在党家巷开个叫“望成轩”的饮食店，经营水饺和牛肉面。店房是两层楼6间，较为宽畅。
12月15日那天，日本兵闯进望成轩，把家具全部砸碎烤火，然后在楼下放一把火。倾刻间，烈烟腾空，火势很快蔓延开来。马怀德躲在楼上，见楼下着火，就往外跑，没跑多远，就被日本兵开枪打死了。这次大火，从党家巷一直烧到东牌楼，瞻园路半边街的10多户人家的房屋也被烧得精光。
罪证之四。潘守华，住长乐路222号，经营纸张。有大间楼房一进，披厦一间，内存绵表30余担、表芯纸20余担、锡箔一百块、新闻纸20余令、毛边纸30余令，红纸2百刀，木造纸10令、信封纸10刀、黄纸10件，行李、家具等全部，均被中岛部队放火焚烧，损失迨尽。
罪证之五。冯兆美，住长乐路220号，经营香烛纸箔。营业所处两间楼，两进楼，两披厦，共计9间。内存香古百余担、烛10余担、烛油百余担、白蜡4百余斤、贡檀4百余斤、鞭炮5大箱、黄纸10余担、锡箔15箱、烛芯及纸钱10余担、红烛两打，生财全部，行李等物，均被中岛部队放火烧成灰烬。
罪证之六。程年荣，住建康路564号，楼房、平房计18间，于1937年12月19日，被中岛部队强行放火，焚烧无余。
罪证之七。1937年12月14日，日军汉骨、铃木二部队窜至浦口，将小河西中华圣公会全部房屋及公私财产纵火焚烧，全部化为乌有。
第二部分第24节 铁证如山（16）
罪证之八。1937年12月13日至14日，日军第6师团在安德门海新乡多处纵火，有20家房屋计80多间，稻麦2百余担及农具全部均被烧成灰烬。
罪证之九。夫子庙的大成殿座落在秦淮河岸，始建于宋，清朝又加重建，是一游览之地。日军攻陷南京后，一把火烧毁该大殿，至使以其为中心， 好几条街被烧得瓦砾成堆。
罪证之十。王海亭，住大石坝街12号，经营世界游戏场和麟凤阁剧场。1937年10月携眷逃往昆明。起程前已将游戏场和剧场委托5名茶役看守门户。日军进城后，肆意纵火，竟将其2处文化娱乐场所烧成灰烬。计有茶役郑培良、尹少棠、张少岩、高凤鸣、王凤栖等5人被屠杀，尸体骨骸毁于火中，踪迹无存。
罪证之十一。陶秀夫证实：1937年12月17日，日军10余名，由五板桥巷内，用硫磺弹射中剪子巷6号瓦房，从楼上着火，烧毁楼上楼下瓦房24间。那些日本兵逍遥而去。
从日军进城之日起，南京城里城外大火烧了39天，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及南京咽喉之地下关，无不在日本兵纵火之列。越是繁华街道，交通要道段落越是被焚烧得更惨。
日本兵从中华门和雨花门入城者随即纵火烧房。从中华门以东，俗称门东。门东从中华门至雨花门、长乐街和由武定桥至中华路，全被烧成瓦砾。中华门至三山街每隔几家便有一片瓦砾。三山街至内桥（中华路北端），青年会、市民银行、银楼、绸布店、回民菜馆均被烧毁。白下路上10多处被烧毁，最大的中国银行也被付之一炬。首都法院也被日军纵火烧毁。旧坊口黑廊三山街左右，承恩寺奇望街等，以及建康路全部，都被烧成灰烬。建康路经朱雀路、太平路至大行宫被烧得最惨，皆成废墟。大行宫至新街口余下的房屋不多，但全被日商霸占。新街口以北的中山路，每隔数家亦有被烧毁的商店。中国国货银行等高大建筑均被日军占用。 新街口以南的中正路，中央商场、大华大戏院均被烧毁。临近白下路一段全被烧成瓦砾堆。被烧得最惨的是下关。除下关车站、电厂、下关邮局、永宁街外，热河路、鲜鱼巷、沿江街道、宝塔街等全被烧成灰烬，惨不忍睹，直到解放初都未能恢复其原貌。有名的古迹魁星亭、得月台都在大火中被烧毁。
G。A菲奇是美国人，基督教青年会成员，亲眼看到日本兵在12月20日有组织的放火情景：
野蛮、残暴，无休止地继续着。市内最重要的商店街太平路已经全部焚烧殆尽。我亲眼看见许多日本陆军的大卡车装着他们在放火之前从商店内抢劫的东西，我还目睹一些日兵正在建筑物上点火。我曾驾驶小汽车去基督教青年会旁边，青年会大楼已经起火燃起，那是不久前被点燃的。当夜，我通过我家的窗户往外看，总共有14处大火，有的大火波及相当大的地区。
12月20日的大火不止菲奇一人所见。当时目睹者还有：C。克莱格、M。S贝茨、P。哈兹、埃瓦德。斯珀林、路易斯。S。C。史密斯。他们6个人具结签名于12月21日递交日本大使馆，后被收入《南京安全区档案》，该报告的内容如下：
12月20日晚上的情况——
该委员会的委员们对12月19日夜在安全区内发生的火灾进行了调查。平仓街19号的住宅是日本兵放火烧的，斯珀林作为安全区消防队指挥到达火灾现场。我们的消防泵和灭火工具前几天被日本兵抢走了。在这一天中，中山路与保泰街的拐角处建筑物全部被烧。到了傍晚，在国府路方向又有几处地方着火。
12月20日下午，菲奇和史密斯博士在5与6时之间，从保泰街经太平路向南，往白下路方向前进。他们见到所有街道上都停着装有货物的日本军用卡车和汽车，日本兵显然在下级士官指挥下分成15－20人一伙，一边看着路两旁的大火，一边将商店里的货物搬出来。在其他店里，士兵们在地板上烤火。
大家一起走向中华路，在那里也看见了同样事情的发生。青年会建筑物的北半部被大火包围了。
从青年会大楼周围的建筑物没有着火这一点来看，明显是从内部放的火。日本哨兵看见我们之后也没有引起什么注意。
20日晚上9时左右，C。克莱格和哈兹乘汽车从中正路向白下路行驶，然后拐向东面驶向中华路时，被日本哨兵阻拦，不许向南行进。青年会大楼基本上被全部烧掉。两个人于是向太平路驶去，从那里往北拐时发现道路两旁有10个地方在燃烧，其他建筑物已化为灰烬。两人从中山东路往西拐去，在东海路（音译）和国府路的拐角处观察大火。他们 到达中正路和九江路拐角时，看见九江路北侧发生了大火。被日军的巡逻队阻拦，不能再向东走了。附近有许多士兵，没有一个人想到去救火。别说救火，他们将东西都搬走了。
12月21日，南京外侨22人联名上书日本大使馆，要求立即制止日军有计划的放火暴行，并迅速恢复秩序。对此，日本大使馆当时都未敢否认。
关于日军在南京有计划纵火造成的巨大损失，中国自己有着更多的讲述，都是很珍贵的史料，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铁证的一部分。诸如蒋公谷的《陷京三月回忆录》、陆泳黄的《丁丑劫后里门闻见录》、陶秀夫的《日寇祸京始未记》、李克痕的《沦京五月记》、范式之的《敌蹂躏下的南京》和《民族大仇》、佚名的《失守后的南京》等，有的已被收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永远成为日军的罪证。其中《失守后的南京》一文中说：
大火遍全城。
首都沦陷，敌军进城，炮火之余，又大施纵火，到处狂烧猛烈之巨火，浓烟日夜宠罩于全城，亘一月之久。此空前大火，使全城居民无时不在惊骇恐怖中，其延烧区域，计有中华路、夫子庙、朱雀路、太平路、中正路、国府路、珠江路及陵园新村等地带。所有高大建筑物及商店房屋，均付一炬，断垣颓壁，焦土无垠，凄惨情况，目不忍见。回忆十数年来之辛苦经营，艰难缔造，今不幸遭此浩劫，其损失诚不胜计。以陵园新村之焚毁，直令人痛心蹙额，及至近日敌人纵火情形较缓，惟时因彼等聚合房内烘火取暖，稍不注意，致星火焚烧，波及范围极大。总之，此次南京大火，实为洪杨之役以来之最大火灾，其惨重亦为我国史上空前之痛心记录。
第二部分第25节 铁证如山（17）
1946年国防部军事法庭关于谷寿夫案判决书中有关日军纵火部分曾经写道：
再日军锋镝所至，焚烧与屠杀常同时并施，我首都为其实行恐怖政策之对策，故焚烧之惨，亦无伦比。陷城之初，沿中华门迄下关江边，遍布大火，烈焰烛天，半城几成灰烬。我公私财产殆不可以数字计。中华门循相里房数十幢，均遭烧毁，居民何庆森、夏鸿贵、毕张氏数百人，庐舍成墟，栖息无所。中华门钓鱼巷、湖北路、长乐路、双闸镇各处居民曾有年、常许氏、冯兆英等房屋数百幢，亦俱焚烧，荡然无存。到12月20日，复从事全城有计划之纵火暴行，市中心之太平路，火焰遍布，至夜未熄，且所有消防设备，悉遭劫掠，市民有敢营救者，尽杀无赦。
中外人士对日军有计划的纵火，并造成严重后果都有记载，那么日本方面是否有人证实日军在南京纵火的严重后果呢？有。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期间，日本军方拒不坦白。但泷川政次朗博士却是个例外。他曾担任原海军大臣岛田繁太朗日本方面的辩护律师，在战后勇敢地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日军在南京纵火的严重后果这样说：
我当时住在北京，由于盛传南京屠杀之事，昭和13年（即1938年——作者注）夏，我通过津浦线去南京旅行 。南京市区的居民住宅基本上都被焚烧，我以为那是日本空军轰炸引起的，对他们的空袭威力感到惊讶。可是仔细一打听，才知道这些居民住宅都是在南京陷落后，日本兵放火焚烧的。当时，南京市民对日本人所产生的恐怖心理半年后仍未消除。我温和地向南京妇女搭话，她们也不作回答，个个躲避起来。据给我拉车子的车夫说，当时在南京市区内的姑娘，没有一个不遭到日本军糟蹋的。（《新版：评东京审判》），下册，第96页；作者引自《大屠杀》第96页）
美国人史密斯博士曾任“安全区委员会”秘书长，对南京火灾损失作了调查分析，其中一节说：
如果分析一下留在南京的人家损失如此之大的原因，可知百分之二是由于交战因素，百分之五十二是由于纵火，百分之三十三是由于军队的掠夺抢劫，百分之九是盗窃，还有百分之四原因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