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连山领着宋沂蒙他们到这里来有着特殊目的，他望着屋里那几只老式樟木箱子，犹犹豫豫地问刘放：“喂！你老子不是还留下一些古董吗？”
刘放矢口否认：“有是有一些，‘文革’时，都捐献给故宫了！”
刘放的父亲曾经是国内有名的收藏家，在老干部里头是属头几位的，他老人家一生节俭，不吸烟不喝酒、素茶淡饭，省出那点钱都购买了古董了，老人家就这么一点嗜好。他主要喜欢研究古代书法，收藏了很多古代著名书法家的作品，还有不少精品拓片、古籍善本。据说老人有两件宋元时期名人的字画，是乾隆皇帝收入《石渠宝笈》的作品，散佚多年，连故宫的大专家们都没见过。祁连山盯着刘放房间里那几只老式樟木箱子，心里暗暗琢磨着，表面上不露声色。他撺掇地说：“肯定还留下一些东西，你要是弄出一两件，我帮你卖出去，还不够你活一辈子？”
刘放听了祁连山的话，情绪有点激动，他说话也不磕巴了：“没有就是没有，就是有，也不卖！”
祁连山被刘放顶得无话可说。胡炜听了刘放的最后一句话，一股敬佩之意不禁油然而生，她觉得这个人落魄是落魄，可就是有一股志气，老子留下来的东西就是命根子，卖老子的东西就是卖命根子！
宋沂蒙见空气有点紧张，便岔开了话题，谈到了其他老同学的情况。宋沂蒙问刘放和祁连山：“你们谁知道刘白沙干嘛呢？”
刘放低头不语。祁连山一听提到了刘白沙，火气就上来了，他愤愤不平地说：“刘白沙，别提他了！他最近又升官了，到外地当了省长助理，去年我们去找他，秘书说不在。我明明看见这小子坐着小汽车从外面回来，怎么会不在呢？不见就不见，为啥骗我们说不在？后来，秘书进去嘀咕了半天才出来，愣说不认识我，奶奶的！”
听见说省长助理的秘书挡了祁连山的大驾，还说不认识他，刘放突然哈哈大笑，这笑声里饱含着讥讽，刘放的狂笑像一把刀子深深地刺伤了所有人的心。
宋沂蒙心里尤为苦涩，当初多么好的同学，一样的顽皮、一样的聪明、一样的红色背景，那个圈子曾经抱得这样紧，可是现在，这个圈子散掉了，各谋各的，各说各的，彼此之间也产生了那么大的差距，彼此之间越来越陌生了。
他们摸着黑，离开了刘放的地下室，坐在汽车里半天，祁连山没发动汽车，其他人也没说话。最后还是胡炜打破了沉默，她惋惜地问：“这刘放怎么这种样子？看来至今还是独身呢！”祁连山意味深长地说：“还不是婚姻问题闹的，一次失恋能叫男人一辈子精神失常……”
胡炜似乎明白了，她不愿再掘根儿问下去，要是失恋能把一个挺不错的男人弄成这样儿，那可不值得同情，没出息！
宋沂蒙透过车窗，看着黄昏中的街道，无限感慨。今天的北京变化太大了，现代化的建筑浸在淡淡的黄昏里，空气清爽多了，一整天都是蓝的，到晚上还是深蓝的。整个城市都是沥青和水泥，黄土地没了，水蒸气也没了，哪里有许多云彩？
天还没有完全黑，路灯大亮，街头草坪灯也打开了，把附近照得如同白昼。这时，金秀香看见车外面走过一群人，大概有十几个人簇拥着一个留着小平头、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朝一排小汽车走去，最前边的是一辆劳斯莱斯房车，后边还有林肯、凌志、本田等等，都是豪华型的小汽车。金秀香捅捅胡炜，叫她赶快看。这是什么人，如此招摇张扬？
胡炜向外边瞥了一眼，也不吭声，因为她对这种人不感兴趣。祁连山也看见了，便带着藐视的口吻对宋沂蒙说：“这人是江西一个普通农民，原先在亚运村一带组织几个老乡洗车，你想一辆车十块钱，赶上下雨的时候，一天要洗多少辆车呀！这家伙过了两年就发了，后来又听说不知在哪儿承包了个大工程，居然暴富……”
刘放的处境和那江西暴发户的狂劲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两件事给了宋沂蒙不小的刺激。他不禁感慨地说：“时代真的变了，所谓的干部子弟圈子分化了，原来意义上的干部子弟几乎不存在了，当年罩在头顶上的光环也不存在了。他们在仕途上、事业上各自表现，有的甚至为了起码的生活而努力，这令他们不得不去考虑个人，考虑利益得失，考虑挣钱！”
胡炜的感触也很深，她叹口气说：“看起来咱们也属于先天不足，当初，咱们的父母一天到晚只知道工作，回家来带给儿女的，不是一张严肃的脸，就是一通说教。你爸不就曾经要求你将来不要考清华、北大，如果要上大学，就上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而现在，连农民家庭都懂得为孩子铺路架桥，为孩子安排好一切，上重点院校、出国镀金。”
宋沂蒙若有所思：“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好！”
他还有一些话没有说出来，但胡炜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想到了，这个社会上，人们不管你父母原来是做什么的，人们只关心你父母亲现在是做什么的。从改革开放以后，即使你父母不是做什么的，只要能巧妙地利用机会，照样可以发达，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的千百万个贫寒富翁，人家不走官道，不走老子的道，照样靠个人奋斗发财，做人上人。
秋天，月光明亮的晚上，一个陌生人跑来说吴自强病危，希望能见宋沂蒙一面。宋沂蒙大吃一惊，前些日子还好好的，怎么会突然病危呢？
“还不赶快去呀！瞎琢磨什么哪？”胡炜心里也很着急，连忙催促丈夫。
宋沂蒙跟着那陌生人离开家。那人开着一辆老式标致旅行车，在黑首乎的马路上默默地走着。宋沂蒙见这人心情沉重，担心他再出点别的事情，于是就问他：“咋回事？您说说嘛！”
那人自称是吴自强的侄子，他怀着沉痛心情向宋沂蒙说，吴自强的结发妻子，那老板娘的女儿，和他结婚不久就疯了，疯了许多年，这几天病故了，吴自强听说这个消息，就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三天三夜没有吃东西，三天三夜没有见任何人。当人们撬开门闯进去的时候，发现他已经不省人事。
宋沂蒙到协和医院的时候，见许多人挤在ICU病房小小的玻璃窗前，探头探脑地朝里边看。吴自强的侄子不客气地把人群拨开，拉着宋沂蒙来到吴自强的病床前，宋沂蒙摸着他的手安慰道：“这回你老实啦？病就病啦，好好治就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老吴的命硬！”
吴自强无力地躺在病上，头发散乱，眼睛里露出无奈的渴求，他拉着宋沂蒙的手，断断续续地说：“什么命硬，该死的也得死，妈的，这些医生真没用，啥病都治不了……”
吴自强也说该死的也得死，和宋沂蒙心里想的一模一样儿，一个将死的人怎么与周围人心里的共鸣那么强烈？他不敢再朝下想了。
吴自强见宋沂蒙对自己很关心的样子，从内心受了感动，便说：“大哥，我，我对不起你……”
两人认识有几年了，彼此相处不错，宋沂蒙总觉得吴自强对自己有一种说不清的感激之情，见面左一个大哥右又一个大哥地叫，他不记得自己曾经帮过吴自强什么大忙，像吴自强所说的涮涮水之类的事是做过，可也不值得人家记一辈子呀！宋沂蒙见吴自强病得不轻，还说这种客气话，一阵感伤油然而生。
吴自强的眼眶里湿乎乎的，他默默地从枕头下边取出一张薄薄的小纸放到宋沂蒙的手心里，然后用自己粗糙的手把宋沂蒙的手掌合了起来。宋沂蒙抬起那只手，慢慢地伸展开，他发现手里拿着的是一张现金支票，上面清楚地写着人民币伍拾万元整。
宋沂蒙觉得十分突然，心里一片茫然，不知说什么好。
吴自强仿佛看出了他的心思，就苦笑着说：“大哥，这是你应该得的……”宋沂蒙猛然间想起，那年，他曾介绍过吴自强认识谢庚和，也带吴自强去过商业部，他有点明白了，吴自强利用宋沂蒙老丈人名义上的背景，与方方面面沟通，可能发了一笔横财，当时，吴自强却瞒了他。
宋沂蒙的心里确实有许多的不平衡，自己应当利用的关系却被一个广东仔利用了过去，吴自强空着一双手在北京赚了很多的钱，而他却几乎一文不名。
一个外地人，经过几年工夫的折腾，已经融进了京城社会，成为某一个阶层的人物，这是命吗？宋沂蒙想得很多，然而却没有想说的话，他觉得自己在吴自强的面前就是一个智商很低的人，五十多岁的人白活了，二十年的兵白当了，军事院校的几年也白学了，下海到现在也已经八年了，一事无成，可人家吴自强到北京才几年就成了亿万富翁，没法比呀！
吴自强见他的手里攥着那张支票不吱声，以为他收下了，于是就放心地合上了眼睛。宋沂蒙见他合上了眼睛，心里怕得很，他想，吴自强是不是死了？一个大活人，活蹦乱跳的亿万富翁怎么会突然间死了，一个拼命享受，大把赚钱的人几分钟就完了，生命的创造性常常是难以想象的巨大，可惜太短暂。
吴自强只是合上了眼睛休息了一小会儿，须臾，他又睁开了眼睛。看着宋沂蒙和他侄子惊恐的样子，凄凉地笑着说：“大哥我告诉你说，我这辈子玩过多少女人，五百个，那天我数了，大概就是这个数，够本……”吴自强到这般田地还惦记着玩多少女人，要不是看他病重，宋沂蒙真想揍他一顿，人没出息怎么到如此程度？
吴自强的这些话实际上是在自我挖苦，他说他玩女人的时候还在想着，那老板娘的女儿，他觉得那女人的魂在勾他。他心里在叹息，看来男人果真离不开女人，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男人还惦记着女人，男女之事把男人箍得死死的，他吴自强也逃不掉情的缠绕，他虽不是个情种，可他是男人。
宋沂蒙不训斥他，一只手攥着吴自强冰凉的手，一只手攥着那张写着五十万元数目的支票。吴自强长叹了一口气说：“大哥，我的爷爷不是民国初年的广东督军，我爷爷的爷爷也不是清朝的按察使，那都是小弟吹的，编的！”
吴自强说的这些，宋沂蒙记不清了，可吴自强记得，他不只跟一个人吹嘘过，吹着吹着仿佛就变成了真的。他把这件事看得很重，爷爷和爷爷的爷爷都是贵族，我也是贵族之后，与你们一样，咱们都是贵族之后，咱们平起平坐，在社会上有一道无形的庇荫，让人们认可，让人另眼看待，让人莫名其妙地赞叹。
吴自强平平静静地说出了心里话，又缓缓闭上了眼睛，随之呼嗤呼嗤睡着了。
宋沂蒙回到家里，把那张支票交给胡炜，胡炜看了看那上面写着的数字，把头一扭，果断地说：“这钱再多，我们也不要！”
什么钱该要，什么钱不该要，胡炜分得很清楚。宋沂蒙赞许地望着妻子，觉得她很可爱，妻子想的和自己想的一样，一笔无名的酬劳，迟到了七八年的酬劳，尽管数目很大，有巨大的引诱，可是他们不能要，再贫困也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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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沂蒙把那张支票撕了，撕成碎片，顺手扔进了旁边的垃圾箱。41
胡炜告诉宋沂蒙干休所转来一封信，说老家的二爷得了重病，让他们回去看看，就是见个面也好，宋沂蒙懂得“见个面”是什么意思。
二爷是宋沂蒙父亲的二叔，年龄比宋沂蒙的父亲还小。
1942年，日寇在鲁北地区进行大扫荡，那正是环境最为残酷的时候。一次战斗，父亲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又负了伤，一路之上东躲西藏。当地老百姓的胆子小，慑于日寇和汉奸伪政权的淫威，没有人敢帮助他，更没有人敢收留他，他伤病交加，躺倒在一片乱坟岗子里。
二爷听说了这个消息，套起牛车，赶了整整一夜，硬是从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找到了父亲，拼着一条性命把他救了回来。
解放以后，父亲进京做了领导干部，特地几次写信邀请二爷到北京家里住一段时间，可都被二爷谢绝了。二爷说，娃他爹都已经是几品顶戴了，自己是个乡下老粗，没文化，身上又不卫生，怕给人家添麻烦，所以一直没来北京。
1968年，父亲靠边儿站，宋沂蒙差点就去兵团了，二爷来信说，吃那分苦干嘛？要是孩子乐意，就来家吧！有俺照顾着，还有啥不放心的？于是，十八岁的宋沂蒙背起行李就回了老家，和二爷一家住在一起。
二爷一家对宋沂蒙很好。二爷早上带他到地里学使牲口犁地，晚上骑车子带他到村子外边高粱地捉蝈蝈儿，二爷的蝈蝈儿笼子扎得可好看啦！房檐下挂了一排，二爷劳动之余，最爱欣赏蝈蝈儿大合唱。
二奶奶有肺结核病，不顾自己的身体好坏，经常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