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疯子果然被从监狱当中分离出来，被送往了精神病院。人们都认为，因为那些学者们呼吁对疯人施以人道主义以及医学进步发展了，所以疯子才被送往精神病医院。可事实是不是这样呢？福柯则作出了否定的回答。那么，为什么疯子会被送进精神病院？福柯是这样看的：“正是禁闭本身的深层结构产生了这一现象。我们必须从禁闭本身来寻找有关这种新的疯癫意识的说明。”＇96页＇具体地来说是导致疯子被送入精神病院的原因是这样的。
古典时期，欧洲实行的是禁闭政策，把穷人、流浪者、罪犯和疯子都关在一起。那个时候，禁闭政策能够起到一种道德教化的作用，教育人们要努力工作。但是后来，禁闭政策遇到了经济上的障碍。因为新兴工业对劳动力需求增加。如果把穷人都关起来，那会造成劳动力的紧缺。于是，禁闭政策宣告瓦解。1790年《人权宣言》的公布宣告了禁闭时代的终结。禁闭制度终结后，疯子成了一件令人棘手的问题。人们不知道应该怎样给疯子安排合适的去处。后来，人们觉得应该建立精神病院，专门用于收容疯子。也就是说，福柯觉得，如果不是禁闭本身有问题的话，疯癫者应该还会被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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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癫的现代史起源于法国的皮内尔和英国的图克。他们创立了新型的精神病院。他们被称为疯人的“解放者”。但在福柯看来，这表面上好象是对科学知识的一种开朗的、人道的运用，实际上却是社会管制的另一种阴险狡诈的表现形式。医务人员享有权威，不是因为他们掌握科学知识，而只是因为他们的地位……他们借用了家长和法官的权威。
于是，此后有关疯子的解释权力全部归精神病医生享有，由他们决定那些种类的人是疯子。用福柯的话讲，疯癫归于沉默，而精神病学的理性独白成为关于疯癫的唯一语言。这种理性就是社会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
然而，问题是，福柯发现，精神病学往往是对某些行为加以描述，并确认其为疯癫。但是却无法证明为什么这类行为是疯癫，而也无法证明所谓的正常行为为什么是正常的。于是，随着医学的发展、人类的自我完善，人变得日益脆弱、精神疾病日益增多。
此外，精神病学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在有关应该如何看待某类不一样的人群，人们往往以精神病学为标准。甚至，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间扮演医生的角色，彼此通过话语的交流，确认着什么样的人是正常的，什么样的人是不正常的。
这一时期也同样存在着表现疯癫主题的作品。这里作一个简要的概括。福柯认为，尼采、梵高、阿尔托等人的艺术作频频出现，这一情况既体现了现代世界的矛盾和痛苦，也使世界无法证明自己的合理性。
《疯癫史》要讲什么
上文所述的内容也就是《疯癫史》的大体内容。当然，它遗漏了一些历史片段。不过，就笔者判断，上文所介绍的那些内容已经可以说明问题，所以有意遗漏了一些历史片段。那么，《疯癫史》究竟要讲什么呢？这里说的是它的主要思想，而不是枝节处的观点。
正如某评论家所说，福柯从未界定疯癫，它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按照福柯自己的话来讲，疯癫不是一个自然的事实，而是一个文明的事实。也就是说，不把这种现象说成是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
举个通俗点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前一段，82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娶了一个28岁的女人翁帆结婚。如果按照精神病学的说法，翁帆就是一个恋老癖患者。她在感情方面不正常，嫁了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人。而按照福柯的观点，翁帆就是个正常人。老人可能给人带来温馨、和蔼的感觉，对老人产生爱慕很正常，是正常的感情。
疯癫在不同历史时期被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人们对疯癫的观念也是不断改变的，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认识过程。而在这些过程中，疯癫本身却没有变化。所以，人们对疯癫者的观念是受到了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不是一个自然的事实。按照福柯的话讲，这是一种文化建构。
于是，在这里，福柯批判了西方的文化。他指出，一种文化用划定边界而得以谴责边界之外的某种东西。比如划分异性恋与同性恋，社会便开始歧视同性恋。巧合的是，《疯癫史》发表之前，西方精神病学普遍认为同性恋是精神疾病。而《疯癫史》发表后不久，西方世界开始逐渐认为同性恋是一种自然现象。这一过程的发生，大概与《疯癫史》有着很大的关系。
也就是说，这部作品改变了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伸张了他者的权利。
简短的结语
以上内容是笔者对于《疯癫史》的理解。我虽然费了一些工夫，但还是有可能存在一些谬误。另外，由于自身学识的限制，比如我没有学过精神病学，所以不知道福柯关于精神病学的讲法是否正确。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至多能做个转述者，而没有资格做评论者。
不过，笔者仍对书中的一些思想感到着迷。比如福柯谈到，一种文化用划定边界而得以歧视边界之外的某种东西。我读到这句话时，被福柯的洞察力所震惊。同时，毋庸讳言，本书某些章节的写作也是受到了这句话的启发。这也是我选择《疯癫史》来介绍的原因之一。
最后，《疯癫史》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广泛了关注。或许《世界报》的书评最能恰当地说明这部作品的地位，《疯癫史》是一部惊人的杰作，所有的人都值得一读。
4，部分主要思想
如果说福柯的作品精彩，那最主要原因恐怕就在于其作品里的思想了。福柯是一个善于思辨的人，你从他那里总能听到不同的声音，看到不同的结论。因此，我们很有可能从他的思想中受到启发，甚至会把他的某些思想当作自己的精神资源。比如我自己就有这样的切身感受。因此，笔者在本节中收录了福柯的部分思想（不是全部），与各位分享。
关于社会建构
疯癫不是一个自然的事实，而是一个文明的事实。
关于凝视惩戒
一种监视的目光，每一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
权力与话语
话语是权力的一种运作过程，话语的使用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表达权力的方式。话语即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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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真理
真理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等待人们去寻找并发现的东西，而是人创造出来，甚至为了权力意志的需要创造出来的东西。
关于人的科学
现代关于人的科学……如心理学、精神治疗学、教育学、犯罪学等，不但不是真理，反而是宰制人的权力工具。
权力与真理
真理与权力结构相连并且成为其中的一环，这个权力结构产生真理并坚持它是真理，权力导出真理，延伸真理。这就是一个‘真理’的制度。
权力问题
权力并非集中在国家机关那里，它是分散的、星罗棋布的。它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层次、每一个机构、每一个人际关系中运作。
关于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去塑造他人的政治意志，而是通过他在自己研究领域的分析，对那些自说自话的规则质疑，去打扰人们的精神习惯，他们行事与思想的方式，去驱散那些熟悉和已被接受下来的东西，去重新检验那些规则和体制，在这一重新质疑的基础上（他在其中完成知识分子的特殊任务），去参与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他在其中扮演公民的角色）。
新的人际关系
我们生活在一个制度相当匮乏的关系世界。社会和制度限制了人际关系的可能性，因为一个具有丰富人际关系的世界管理起来太过复杂……事实上，我们生活于一个法律的、社会的和制度的世界之中，在这个世界中，人际关系的可能性极为稀少，极为简单，极为可怜。当然，存在着基本的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但是还有多少其他关系应当存在啊……！
什么是革命
政权的更迭并不一定不是真正的革命，个人的快乐上升才是真正的革命。
革命的目的
革命的目的不是建立所谓的理想王国，而只是‘去中心’，‘反规范’，‘反权威’，解放人的潜在意志和欲望。
关于反抗
反抗出于自身感觉到的压制，它应该随时随地进行。这样，它才不会是无病呻吟或事出无因的。
关于个人
不要问我是谁，也别要求我一成不变。人活着就不断地改造自己。
关于未来
不要再做设计社会蓝图这样的蠢事。未来的社会化将出自于体验。
我读福柯的思想往往有一种十分感动的心情。因为在我看来，福柯的一系列探索揭示了这样几个问题：我们如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们为什么会受苦难；以及斗争和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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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福柯简评
从上面笔者的行文用语中，您可以看出，我是一个十分钦佩福柯的人。我觉得这个人很伟大。当然，持有相同看法的不止我一个。无论西方、东方，福柯都有一批追随者。本文的主人公李银河就是其中之一。然而，本节并不是要把对福柯的溢美之辞再重复一遍。福柯的思想究竟怎样，各位自有公断，用不着我在这废话。
要对福柯的思想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并给出恰当的评论。这里显然不是合适的地方。那应该在专门研究福柯的作品加以探讨。另外，毋庸讳言，笔者现在也不具备那样的能力。但我想在这里表达一个理念：福柯再伟大，他也是人，不是神。是人就有可能犯错误，有可能缺点。所以，即使是福柯的思想、观点，我们同样应该持审慎的态度，应该有怀疑的精神。
我这句话既是说给自己的听的，同时也是说给李银河听的。当然，她是否能听到那就另当别论了。
说句不太好听的话，李银河对福柯的感觉很不对劲，已经达到了非理性的地步。更可怕的是，她把这种感觉带到了她的学术研究中。读李的作品，你会有这样的感觉。李在论证某一个观点正确时，她会说，因为福柯认为这个观点正确，所以这个观点肯定正确。这里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李曾进行过有关中国性法律方面的研究，她的一个研究结论是，性不应该成为立法惩罚的对象。她的其中一个论据是，据福柯的考证，法国拿破仑三世的法典上根本没有任何关于性犯罪的条文。
然而，笔者却对这一点持怀疑态度。拿破仑三世时期，法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已经不是远古的荒蛮时代。一个现代的国家里，怎么可能没有关于性犯罪的条文呢？尤其是，怎么可能没有强Jian罪的条文呢？难道当时在法国强Jian不算犯罪吗？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前往法律图书馆。后来笔者在一本关于外国刑法大全的书中⑦，看到了法国1810年的刑法典。之后，笔者又比照了一下时间，发现1810年与拿破仑三世基本属于一个时期。然而就在那部法典中，不但有强Jian罪，奸淫幼女罪这样的普通罪名，甚至还设置了通奸罪，强Jian男人罪这样的特殊罪名。有关性犯罪的法条与今天相比，可以说是只多不少。
那么，连笔者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这样的小人物尚且知道怀疑权威，为什么经过多年学术训练的李银河却忘了起码的学术准则呢？而且考证资料这件事对李来说，也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她本人在社科院工作，那里的法律研究所是中国法学研究实力最强的科研单位之一。如果她向研究外国法制史的有关专家请教，我想，对方是会给她提供相关方面的资料的。
她如此粗心大意不能不说是与她对福柯的疯狂崇拜密切相关。她或许认为，连福柯都这样说，那还错得了吗？于是，虽然李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题目（有关性的刑法），但由于其不讲究学术规范，致使其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另外，福柯虚构事实的习惯由来已久。早在《疯癫史》的写作中，他就犯有这一毛病。美国学者曾询问福柯有关《疯癫史》中愚人船的历史依据。福柯对此吱吱呜呜，躲躲闪闪，最终也没说明愚人船的来源出处。
所以，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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