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耗传到广州，飞鸿与莫桂兰悲痛欲绝。小时候黄汉森生得肥肥白白，就很讨人喜欢，人称“肥仔二”，飞鸿在诸子中酷爱汉森。对于汉森与“鬼眼梁”之间的纠纷，他曾听汉森说起过。他知道这是对方报复杀人，“鬼眼梁”反说汉森醉后拔枪杀他，他不得已才自卫误杀汉森致死，完全是借此摆脱罪责。
飞鸿到护勇中了解情况，很多人都提出了疑点。后来汉森的同事为他冤死而不平，将此桩命案的疑点告之当时的广州国民政府警察局，“鬼眼梁”终于被抓获归案。
晚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令飞鸿十分悲痛。他心里很清楚，儿子是因为较技才丧生的。联想到父亲黄麒英临终所说“习武必结怨仇”这番话，今天觉得真是应验了！
武技再高，又有何用？飞鸿还联想到在台湾抗日时，精通武术的士兵在日本人的枪炮下毫无还手之力而一群群惨死的情景，顿时觉得武艺再高强也敌不过枪炮，反而会招来杀身之祸。于是，他发誓不再传授武艺他人，并告诫其他三个儿子终身不再习武。
客观地说，黄汉森之死与当时的社会动荡有关，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一些歹徒无法无天。飞鸿不许儿子习武，显得有点偏激，但却也是出于一个父亲对孩子的爱护。飞鸿的第四个儿子黄汉熙，面孔长得很像其父，小时候也习过武，汉森出事后飞鸿也不再传艺给他。
关于黄汉森之死，大多数资料均认为事情发生在1919年，但都记载较简单，彼此相互转载，都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句话：“1919年，精通武术的次子黄汉森在往广西梧州渡任‘护勇’时被妒忌其武技的‘鬼眼梁’暗算惨死，对黄飞鸿打击很大，自此不再向儿子传授武功。”
据笔者推测，事情发生在1923年中秋的可能性较大。因为有资料显示，此前“广东保商卫旅营”曾一度停办，1923年3月7日鉴于广东商人在贩货途中屡屡遭到兵匪抢劫，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徐绍桢下令恢复“广东保商卫旅营”，专职保卫省内河道客货船的航行完全。6月，廖仲恺任省长后，又令广东江防司令部、番禺保商卫旅营切实负起缉匪护商之责。恢复该营时需招护勇，黄汉森因此进入该营。此外，黄汉森之死对飞鸿打击极大，是导致他忧郁成疾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发生在1919年则距他去世相距太久远。故笔者采信2001年大洋网关于此事的报道（该网材料注明来自《信息时报》）。
“鬼眼梁”张禺七被广州国民政府警察局抓捕归案后如何处置的，不得而知。当时国民政府本身也处在内外交困之中，陈炯明盘踞在东江时刻想进攻广州；北方的军阀也威胁南方革命政权；军费的严重短缺，引发了一系列矛盾的发生，最终导致了1924年的商团叛乱。商团叛乱使“宝芝林”毁于战火，是导致飞鸿忧郁成疾的另一重要原因。
广东商团最早源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商人自卫团体——粤商维持公安会，1912年2月由粤商维持公安会组织了“粤省商团”。同年，英国汇丰银行驻沙面华人经理陈廉伯联合各大商家呈请北京政府备案，获准持械训练。商团司令部设在广州西瓜园，第一任司令为广州保险经理曾伯华。1924年2月，粤省商团公所召开委员会议，决定将广州商团重新编成10个分团。随后，在商团的年度选举中，广州总商会会长、香港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当选为团长。
陈廉伯，广东南海人，是中国第一家以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缫丝厂厂主陈启源之子。到了陈廉伯这一代，其家族在广东的丝织业以及与之相关的进出口乃至金融业等，均有显赫的地位。廖仲恺曾与陈廉伯彻夜长谈，希望他加入国民党，以其在广东商界中的名望和实力帮助孙中山的革命。陈以身家性命重要、不想卷入政治为由婉言拒绝。实际上他和其他商人一样，对共产主义学说在中国传播和孙中山实行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以及对工农革命运动的兴起，有一种出于阶级本能的恐惧。
英帝国主义为了颠覆广东革命政府，一方面援助陈炯明向广州进攻，另一方面勾结商团阴谋发动叛乱，妄图建立一个“商人政府”。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商团势力猛增，1924年初已由初创时的1500人猛增到5万人，仅广州就有13000人。
1924年7月，陈廉伯为武装商团，向英国南利洋行购买大批枪械，于8月初秘密运进广州。孙中山获得密报，命永丰、江固两舰扣押其运械船及9600余支枪械。商团以罢市相要挟，英总领事公然出面干涉。
除发动商人公开向政府请愿外，商团还请人从中调停。后来广东国民政府同意发还枪支，但每支枪要他们交60元。以每支60元计，9641支枪共57。8万余元，这对当时处于财政极度困难的广东革命政府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对于政府的要求，商团认为难以接受。
各地商团代表在佛山商团团长陈恭受的召集下，在佛山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发动省城及各属商人罢市。8月22日佛山开始罢市，25日广州及附近县镇全面罢市。
此后双方进行谈判，政府提出了还械六条件，后来附加要商团代筹北伐经费300万，双方为此争执不下。10月4日，商团以尚未领回被扣枪械为由，联络广州及百余个县镇的商人代表在佛山开会，决定发动第二次罢市，并再次前往广州向政府表示抗议。
为了顾全大局，10月9日孙中山令蒋介石发还部分枪支。蒋介石即将长短枪5000支交由李福林点收转交商团。第二天商团在西壕起卸枪械，恰遇广州各界群众纪念双十节游行。商团护械的团兵不让游行队伍通过，群众不服，竟遭商团军袭击，当场打死群众二十余人，伤及百余人。对受伤者还挖腹摘心，残忍至极！
商团残杀群众，还散发传单侮辱政府，并派兵巡街，强令商店罢市。他们截断广韶交通，宣称陈炯明将返穗。如此种种，造成人心惶惶。
在中共广东区委和广大民众的支持下，孙中山增强了平乱的决心，组织了革命委员会作为临时军事指挥机关。
10月13日，广州宣布戒严。莫桂兰和飞鸿在得到戒严令后，关上了“宝芝林”大门，叮嘱家里人千万别往外跑。
14日，胡汉民省长下令解散商团，鲍罗廷、蒋介石、廖仲恺、谭平山等人指挥黄埔学生军、警卫军、工团军、农团军等同时出动，镇压商团叛乱，捉拿骨干分子，收缴商团枪械。
飞鸿所住的地方，正是双方交战最激烈的场所。15日凌晨，商团军首先向警卫军开枪。工团军、农团军、黄埔学生军和其他军队奋起反击，分五路包围西关，双方激战了好几个小时，战斗一度打得相当激烈。
在镇压商团的过程中，一些不法军人、地痞和土匪乘机在广州商业最繁华的西关一带，大肆烧杀抢掠，造成了许多人间悲剧。
“宝芝林”在这场战乱中也被点燃了，浓烟滚滚随风转，秋风助火势，一下子烧成熊熊烈火。烧杀抢掠干什么的都有，飞鸿和家人哪顾得上救火，还是逃命要紧。飞鸿和莫桂兰带着孩子们逃出火场，回头再望经营了三四十年的“宝芝林”，此时的“宝芝林”早已被一片火魔包围，很快就要化为灰烬。
飞鸿伤心不已，有如万箭穿心。他站在一旁久久不肯离开，浓烟呛得他不停地咳嗽，莫桂兰拉他，他还是不肯移步。
三十多年的心血，被一场无情的大火付之一炬，能不令飞鸿伤心吗？他不肯离开，莫桂兰也不便强迫他走，就扶着他离火场远一点。边走莫桂兰边安慰他说：“火已烧到这份上了，你难过也没办法呀！古人说的好，钱财如粪土，没有了钱咱们还可以再去赚，要是气坏了身子骨，那可就损失大了。”
“这个道理我当然知道，可是，这是我一辈子的心血啊！没了‘宝芝林’，今后靠什么生存？”
莫桂兰安慰他说：“药方印在咱们心里，‘宝芝林’是烧不掉的。咱们一定会东山再起的！”
莫桂兰劝飞鸿离开现场，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再说。飞鸿说什么也不肯离开，这毕竟是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家呀！
经过几小时的激战，广东革命政府军终于镇压了这次商团军的叛乱。商团副团长李颂韶向政府军投降，表示愿缴械赎罪。西关地区被烧毁的商铺又岂止飞鸿他们家的“宝芝林”，昔日一片繁华的西关街，如今成为被战火涂炭过的废墟。
天亮了，断壁残垣裸露在市民们的视线中。有的人从躲藏的地方出来，望着被毁掉的家园，伤心地哭了。飞鸿是堂堂七尺男儿，望着这惨状，禁不住也落下了伤心的泪。
面对废墟，飞鸿无限伤感：“可惜，真可惜啊！刘将军给我题的字、张总督的墨宝都烧了。还有我的那幅肖像，多威风呀，也成灰烬了。以后再也看不到这几件珍贵的东西了！”
莫桂兰不停地安慰飞鸿。
很快，飞鸿的徒弟听说了西关一带火灾的状况，担心师傅及其“宝芝林”，便从四面八方赶来看师傅。见到眼前这副惨状，徒弟们一个劲地安慰飞鸿。飞鸿的徒弟邓秀琼和邓芳，最先把师傅接回家中疗养。
在徒弟家住了几天，飞鸿与莫桂兰决意不给人家添麻烦，便想出去租房住。邓秀琼对师傅说：“您要是不觉得我这太简陋，愿住多久就住多久。您现在出去，‘宝芝林’又被烧了，住哪呢？”
提到“宝芝林”，飞鸿顿时又难过得说不出话来。邓秀琼等人安慰他说：“师傅不要难过，过几天我们这些徒弟们合计一下，大家凑钱也要让你重开‘宝芝林’。”
有这样的徒子徒孙，飞鸿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他对邓秀琼点了点头，表示自己听见了。
莫桂兰对邓秀琼说：“长期住在你这里，也不是个办法。除我们两个，还有几个孩子，这么一大堆人，弄得你们都不方便。所以我们还是去租一间房屋住吧！”
邓秀琼、邓芳等人只得依了他们。此时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长子黄汉林找了份事做。飞鸿便与莫桂兰租了一间小屋暂住，夫妻俩相依为命，过着清苦的日子。
次子黄汉森被害、“宝芝林”被焚给飞鸿心里笼罩上沉重的阴影，他本来是个开朗的人，经过这几件事的打击，心情渐渐变得忧郁起来。
就在“宝芝林”被烧毁后不久，其长子黄汉林又告失业，令资财付之一炬的飞鸿再受打击。经不住这一连串打击的飞鸿，终于忧郁成疾，躺在了床上。
听说师傅病倒了，徒弟们都来看望他。大家问寒问暖，有的还给他请医生来诊治。经过莫桂兰的悉心照料，飞鸿的病有了好转。但他精神上受到多次打击，他的病一直没有彻底好起来。
转眼到了1925年。广州革命政府平定商团暴乱后，广东革命根据地仍然存在潜在的危险，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之机，以7个军约六万多兵力图谋攻取广州。为了消除这个隐患，1925年1月，广东革命政府决定出师东征。3月双方在棉湖激战，革命军大败陈炯明的叛军。
飞鸿身体略有好转时，莫桂兰陪他去散心。过去飞鸿忙，极少有时间陪莫桂兰上街。有一年新春社日，飞鸿曾携莫桂兰到四牌楼一带看灯饰。那时他们新婚不久，“宝芝林”生意还不错，飞鸿对莫桂兰说：“‘宝芝林’已经办出了特色，你要把它经营好，一代代传下去。我老了，你还年轻，今后‘宝芝林’主要靠你经营。”这番话就像是昨天讲的，仿佛还回响在耳边，而如今“宝芝林”却化为乌有了。莫桂兰想到此事，难免也生出不少伤感。
那次新春社日，夫妻俩请了辆黄包车，一齐到城隍庙看花灯。在城隍庙，他们逛了夜市，看了许多民间表演，如鲤鱼跳龙门灯、莲藕灯、雄鸡灯、百子千孙灯和走马灯等，玩得很开心。而今再次陪飞鸿出来，却是这般光景。莫桂兰希望飞鸿的病早点好起来，她想看到一个健康开朗的飞鸿。
不久，飞鸿再次病倒，住进了广州城西的方便医院。这次病得比过去更重，从此一病不起。
自知没有多少日子留在世上的飞鸿，让莫桂兰坐在他的床边，他摸着她的手，认真地对她说：“我不能陪你多久了，以后的日子只能靠你自己。你还年轻，如果有了合适的，你就找个老实人再嫁吧！这样下半辈子也有个依靠。”
莫桂兰忍不住淌下泪来：“别说这些，你会好起来的，会的，会的……”
飞鸿摇摇头：“我知道自己的事，好是好不起来了。还是那句话，将来你还是找个人家再嫁，这样我在地下也就瞑目了。”
莫桂兰答道：“现在已是民国三十六年，改嫁也不是件不光彩的事，但我生是黄家人，死是黄家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