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如果从叙利亚公众舆论的观点来看，塔杰丁远远不能享有阿塔西总统所能享有的那种全国一致的支持；但如果塔杰丁遇到富有战斗性的民族主义派的反对时……却具有阿塔西所缺少的素质：大胆果敢，政治敏锐，手腕高明，精力充沛。他已经同我们携手合作。我们可以信赖他会恪守诺言，不会为外国人的献媚所勾引，或为其威胁所吓倒。
谢赫·塔杰丁同近东国家的委任统治强国曾有过长久而变化多端的政治联系的历史。本《概览》前几卷中对此已有一些记载。盟国占领大马士革后，继续执政的哈利德·阿兹姆临时政府现已辞职，一个新政府随之组成，新政府中虽然容纳了三个“持不同意见的民族主义分子”，但民族集团当前的领导人则均被排除在外。9月27日，贾德鲁正式宣布了叙利亚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这种独立和主权仅仅因为当前战争的迫切要求而受到限制。新国家有权任命其国外的外交代表，并有权征召自己的军事力量；但在战时，这些军事力量以及一切公用事业，尤其是交通工具，都应受盟军司令官的支配。盟军司令官和总代表也将同叙利亚共和国的宪兵队、警察以及安全当局保持最密切的合作。“战时的叙利亚确实需要保卫，不只是为了抵御外来敌人，还要防备内部敌人。”11月26日轮到宣布黎巴嫩独立。贾德鲁直言不讳地宣称，黎巴嫩仍然是法国政策的一个“人为的结构”；它本身没有任何聚合力，相反，它是处于的黎波里民族统一主义的一种离心力压力之下。然而，由于“遍于各地、异口同声的……而且异常迫切的”公众舆论使他确信，如果没有法国的继续帮助和友谊，黎巴嫩的独立是不能想象的，他在声明稿中宣布，“自由法国认为，黎巴嫩国在政治上和领土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完整性不容任何侵犯”；斯皮尔斯（根据外交部的指示）对他的保证是否明智提出了疑问，他把这说成“与其说是恶劣的描绘，还不如说是一种拙劣的攻击”。德高望重的艾尔弗雷德·纳卡什保持了总统的职位，把两个主要党的领袖排除在外；受到排挤的政党领袖之一贝沙拉·扈利指责新政权不符合宪法，独立是虚假的，要求举行新的选举。他得到马龙派大主教的有力支持。
英国立即承认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而且非正式地敦促美国予以承认，它提出的理由是这将给中东带来更大的稳定，并增强盟国在那里的地位。然而国务院却犹豫不决：如果不谈判签订一项新的条约而就予以承认，可能要损害1924年同法国签订的条约中所规定的近东国家美国公民的权利；他们仍然同维希政府保持着关系；而自由法国提出的在近东国家居于首要地位的要求，含意又十分复杂。他们还主张，只要拖延承认，他们就可以留有余地，以便坚持要法国人澄清其提出的特权要求，这一立场却是英国人所难以坚持的，因为他们早已原则上接受了这些要求。不过美国政府还是在11月19日发表了一项声明，对两国人民的这种自然与合法的愿望表示同情。埃及对黎巴嫩拒绝予以承认，而伊拉克则对两国都拒绝承认。事实上是已经存在的局面并无变动。贾德鲁不受两国政府立法权的限制，继续发布命令，而且仍旧控制着这两个国家的共同经济利益，以此作为“一种保证，以防两国政府企图逃避义务……不同法国订立条约”。民族主义者日益激烈地反对法国不断利用军事安全条款以达到政治目的，彰明较著的是公安部（付托给一个“对东方人圈子里的纵横捭阖和阴谋诡计深有经验的人）所执掌的镇压大权，以及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和白报纸的控制和配给。
这时，近东地区法英军事指挥部的关系已经安定下来，从技术角度来讲，堪称融洽无间，它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取得战争的胜利而奋斗，而从个人角度来讲，也能相互容忍（事实上常常是亲切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双方政治机构之间的关系却不能与此相提并论，前面已经剖析过的那些根本分歧，甚至连纯粹的技术问题都难免要被波及。
例如1941…1942年冬，粮食的严重匮缺是一个头等重大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叙利亚人的囤积居奇（大量的是属于投机牟利的性质，同时也是由于对国家的政治和战略确实有前途茫茫之感和缺乏适当的管理所致）。粮价上涨到战前的十一倍，是1941…1942年世界粮价的两倍半；有些地区和城市贫民受到饥饿的威胁，在一些城镇发生了严重的骚乱。根据驻开罗的国务大臣建议，斯皮尔斯代表团设法通过中东补给中心从海外进口小麦以打垮囤积商人的集团。但由于现有补给不足，他们弄到手的不满十万吨；商人们动用他们埋藏的大批金币，把进口的粮食悉数购进；“市场象海绵一样吸尽了粮食”；这一试验对粮价的水平还不曾产生任何实效就不得不予以放弃，不过它毕竟还是渡过了饥馑，也制止了抢粮的骚乱。叙利亚出产它所需的大部分粮食，但谢赫·塔杰丁的政府拒绝同法国人所创立的混合办事处合作，除非其中也有他们和英国的代表参加，理由是他们不愿意从属于总代表，也不想领教法国特种后勤部队官员和奉法国之命征购粮食的宪兵队的那种独断专行的办事方法。既然无法使贾德鲁满足他们的要求，叙利亚政府就（不免使贾德鲁觉得恼火）求助于斯皮尔斯，他已于1942年2月8日被任命为驻叙利亚和黎巴嫩公使。斯皮尔斯向贾德鲁表明，粮食问题如不解决，事关军事安全，因此建议，粮食的征购和分配应委托英国第九军总指挥官负责。然而这样做是法国的特权和尊严所不能容忍的。经过在贝鲁特和开罗的长期谈判，终于在5月16日达成协议，建立了一个粮食局，由一名叙利亚人任局长；法国、英国和黎巴嫩都派人参加；由英国人主持财务以保证提供资金；法国总代表和英国公使有共同的最后裁决权。英国人和法国人担任董事的人数相等，有一大批法国和英国征购人员，各级机构都有叙利亚的地方官员任事。这一新的机构行使其职能直到战争结束，使粮食的消费和出口得到足够的供应，只是价格上涨在所难免。可是对贾德鲁来说，这样的解决办法乃是“胜败参半”，因为他不得不允许英国人在按照委任统治权和利特尔顿…戴高乐协议规定的法国人权力范围内享有对等的权利。他声称，粮食局的创立，使斯皮尔斯的“一大批经济官员在这个国家里充斥泛滥，这些人大都是政治宣传员”；但是，为了对付法国人的批评而为他的政策辩护，他争辩说，在这个问题上也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法国人必须作出抉择，如果不同英国人妥协，就是实行决裂，而决裂就意味着自由法国在近东国家的权力到了末日——
老实说，尽管黎巴嫩人对此可能会感到懊恼，而叙利亚人却不会。……因此必须坚持……象保卫军事阵地一样，有时打打，有时也谈谈，必要时把战壕和外围工事放弃给敌人也可以。但不论发生什么情况，要固守阵地的中心。
这时，法国人和英国人对民族集团领导人舒克里·库阿特利的态度，是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之一。盟国占领叙利亚不久，他小心谨慎地离开了那里。贾德鲁把库阿特利说成是一个危险的煽动分子，是轴心国的间谍，证据是他在1941年初同德国停战委员会进行过谈判。民族主义者反对谢赫·塔杰丁无疑是引起这种说法的部分原因。贾德鲁要阻止库阿特利回国，理由是他会立即引起国内骚动。但另一方面，英国人把他视为基本上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只要向真正独立采取若干切实可行的步骤，他是愿意同盟国合作的。他们向法国人指出，把他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更可能引起骚动，而不是防止骚动。因为如果民族主义者继续受到挫折，在某个对于盟国事业不利的时刻，他们就可能倒向德国；英国人终于说服法国人，在1942年夏天准许他回国。在此期间，正如贾德鲁所承认的那样，黎巴嫩宪法仍被停止实施，几乎成为一件怨声载道的事情。4月4日，斯皮尔斯通知他，英国政府希望早日举行选举，并为同一目的继续对纳卡什总统施加压力。贾德鲁获悉两个互相竞争的黎巴嫩政党的领袖中更加具有泛阿拉伯倾向的贝沙拉·扈利正在进行活动，企图博取埃及和伊拉克两国首相的支持，乃于4月29日向伦敦的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建议，说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开这种令人讨厌的选举要求，那就是重新召集法国人于1939年9月停止行使权力的国民议会；但是民族委员会否决了这一建议，法律上的理由是那一届国民议会的任期已满。5月15日，英国新任驻节中东国务大臣理查德·凯西，重申英国政府的要求：早日宣布叙利亚和黎巴嫩将于11月举行的选举。贾德鲁同凯西第三次会晤时，认识到必须作出让步，“出于无奈而只得抓住这唯一的机会”向民族委员会提出建议，务必要在6月15日前后宣布此事。民族委员会勉强同意，把责任推还给贾德鲁；但在6月15日前，情况变化到了贾德鲁认为在他意料之中的地步：英军在托卜鲁克以南的一场决定性的坦克战中，吃了败仗，接着就在西部沙漠全线退却。那一年近东国家也就没有举行选举。贾德鲁的保持威望政策只赢得了几个月的时间，恰似前朝法兰西的一个农民攒积下几枚铜币一般；1943年的事态发展证明，贾德鲁是小事聪明，大事糊涂。
7月，贾德鲁和斯皮尔斯之间发生了一场新的争端，这使他同斯皮尔斯断绝了来往，国务大臣为了息事宁人，写了一封信给贾德鲁，下面是信中的一段：
斯皮尔斯将军已向我绝对保证，他绝不会以破坏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影响或阻碍你的活动为己任。他还进一步说明，任何诸如此类的态度，同他所接到的指示，同首相1941年9月9日在下院的声明中所阐明的英王陛下政府的政策，都是背道而驰的。……
你作为法国民族委员会的总代表和近东国家总司令，斯皮尔斯将军完全承认你的特殊地位和权利。至于我，我敢相信，鉴于英王陛下政府目前在近东国家的独特利益，你将承认英王陛下驻叙利亚和黎巴嫩公使在目前情况下所承担的特别责任。
贾德鲁接受了这一保证，虽然他不见得不会注意到，1941年9月9日丘吉尔的声明对利特尔顿…戴高乐协定以及据他说还有其后的换文所确认的那些法国权利，包含有某些限制。在此时期，戴高乐巡行中东，抵达开罗。他立即拜访了凯西，凯西要求他同意宣布近东国家举行选举。7月初（即撤退到阿拉曼之后），贾德鲁曾同意在8月份宣布举行选举，如果届时英国在西部沙漠重新获得军事优势的话；但戴高乐当时却直截了当地回答说，近东国家的选举是法国的事情，目前英国人还是专心致志于更加紧迫的事情——打击隆美尔——为好。尽管英国不断呼吁戴高乐返回伦敦，有紧急事务等待他去处理，但当时他还是在近东国家逗留了一个月，公然表明要显示他的决心，对所谓英国要剥夺法国的委任统治权的种种伎俩，寸步不让。当美国驻贝鲁特领事（一个过去亲维希的人），在其总领事休假不在的情况下，要求他对英国的“越权行为”提出一份备忘录时，这位刚愎自用的将军告诉他，他决心要同英国人“立即摊牌”：如果他们不把斯皮尔斯调离，一切合作都将就此结束；法国将准许这两个国家独立，但非要等到两国人民为此作好准备不可，而这在几年之内也许还办不到——这一声明促使科德尔·赫尔批评它同上一年贾德鲁屡次发表的有关独立的声明不相协调。8月28日，戴高乐在贝鲁特向法兰西联盟中心讲话时又一次强调，“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领土的各个部分和一切民族或宗教集团……几千年来都不知真正的民族独立为何物”。他宣称，现在举行选举是不合时宜的，而且断言，这一问题的决定和时间的选择，法律上纯粹是法国当局的权限。
机器的速度，思想和利益的渗透，以及经济因素的彼此重叠，把这个世界缩小到如此地步，显而易见，独立和孤立不再有丝毫的联系。任何国家如孤立无援就难以自立，更无发展可言。叙利亚和黎巴嫩懂得，不论是为了它们的进步，还是为了它们的防务，都需要同法国结成紧密的联盟。法国也相应地不想放弃它执行了这么许多世纪，历尽盛衰而引为自豪地传布文化的使命，也不准备取消因同叙利亚和黎巴嫩结盟而理当承担提供安全的保证。
6月份第八集团军在西部沙漠所遭受的损失，使奥金莱克将军把驻扎在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