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中的经验……将会给装备优良和机动性强的美国正规军造成严重麻烦”。至于空中轰炸，该计划指出，“大家普遍认为……河内领导层能够承受我们给予的这种惩罚……理由是，北越的经济基本上是以乡村为主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工业生产在整个经济当中所占份额极小，即使中断也无足轻重”。
这份计划书的结论使我极为不安，但对五角大楼和政府其它部门的其他人似乎没有任何影响。这也许是因为八月份来自越南的消息令人鼓舞。美军在与越共军队的第一次重大战斗中大获全胜，这次战斗于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间发生在海军陆战队朱莱基地以南的巴唐半岛上。这次战斗和伯纳德·福尔一九六五年秋季在《新闻周刊》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使许多人相信美国的努力不会失败。伯纳德·福尔是著名的印度支那问题专家和评论家，他强调美国介入越南的重大意义。
在美军涌入越南之时，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分发了一份论述美国在南越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军事战略的机密文件，题为“关于在越南共和国的军事行动”，注明的日期是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该文件限定我们的目标是，“迫使越共和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相信他们不可能获得军事胜利，从而在越南共和国结束战争，并达成有利于南越（越南共和国）和美国的协议”。地面战争将分三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都有具体的时间表。第一阶段是阻止共产党的进攻——“防止输掉战争”，期限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第二阶段将对共产党部队予以反攻，实施“赢得南越民心”的安民计划，期限为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除非共产党屈服，第三阶段将“摧毁剩余的越共军队或使其丧失战斗力，并彻底摧毁其根据地”，期限为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文件强调：“从政治和心理方面考虑，冲突必须自始至终保持越南内战的色彩。”显然，这个条件达不到。
威廉·威斯特摩兰还制定了他在双管齐下的军事战略——总统、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包括我在内的其他高级官员都赞成以这一战略为基础结束战争——的指导下履行自己职责的计划。这一战略的主要方面是地面战争，旨在使河内和越共相信他们不可能用武力夺取南越；其次要方面是轰炸北越，旨在削弱河内的意志和其支援越共的能力，加重其支援越共所付的代价。我们相信这样双管齐下会使问题得到解决。
有些批评家断言美国在越南缺乏军事战略。事实上，我们有一个总的战略，但对其结果的预测有很大的纰漏。威廉·威斯特摩兰的战略有这样一个假设：安民计划和空中轰炸将使共产党难以在南方招募到新兵，难以得到北方的增援，从而无法弥补美军和南越军队给他们造成的损失。这个重要的假定完全低估了共产党的这种能力：边作战边在南方招募新兵；顶着我们的空袭从北方增援。而且，美军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都想当然地认为，美军和南越军队能够迫使越共和北越正规军在战场上进行常规战争。这样，美军的机动性和强大的火力，加上空中轰炸切断来自北越的供应和增援，定会迫使他们寻求和解。如果越共和北越军队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不打常规战争，而是采用游击战术，我们认为美军和南越军队在安民计划的强有力支持下，能够进行有效的反游击作战。
我们都相信在南方实行安民计划是一项保险政策，可以确保叛乱分子在南方得不到供应，募不到新兵。七月十七日威廉·威斯特摩兰在西贡的会议上阐述了这一战略，我在七月二十日给总统的备忘录中提到了它。
事实证明这些假定都是错的。我们未能迫使越共和北越军队按我们的预期打常规战争。我们未能进行有效的反游击作战。空中轰炸未能大幅度削弱北方向南方的人员渗透和物资供应，击破削弱北越继续作战的意志和决心。
在华盛顿的默许下，威廉·威斯特摩兰打了一场消耗战，其主要目的在于发现并消灭越共和北越的正规军。如果不作进入北越的决定，这项策略似乎是行不通的，而进入北越要冒与中国和（或）苏联开战的危险（这是我们决心避免的），也与我们不把地面行动扩大到老挝和柬埔寨的意愿不符。威廉·威斯特摩兰推测，摧毁越共和北越的正规军可使西贡政权在政治上得到稳定，并赢得南越人民的忠诚，从而会迫使敌对势力撤退或者通过谈判达成有利于南越的解决方案。
军事史学家、原陆军少校安德鲁·F·克雷平内维奇指责威廉·威斯特摩兰自欺欺人。他认为威廉·威斯特摩兰“制定的是更适合陆军的一惯战法、军队结构和信条的一个战略”。他解释道：“陆军不通过入侵北越来打赢决定性的歼灭战，而认为消耗战略最适合其准备进行的那种战争……这是陆军使用其成功诀窍——发挥美国的特长和物质及技术优势，让国家承受大量美军的伤亡——的必然结果。”安德鲁·F·克雷平内维奇继续写道：为了在越南使用以前历次战争中成功的战略战术，陆军没有充分发挥其能力，没有谋求以可以接受的代价成功地镇压暴动。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致力于消耗敌军而不是击败敌军，因而失去了给暴动者以致命性打击的许多机会……此外，为了最大程度地使共产党在战斗中遭受损失，陆军常常脱离反暴动策略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人民。“
威廉·E·德普伊将军是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八年间威廉·威斯特摩兰的作战指挥部军官和各项计划的主要制定者。一九八八年他发表了一个略有不同但同样说明问题的观点。他说：“（我们）最终认识到，我们不可能使（越共和北越人）经常作战以赢得一场消耗战……我们骄傲自大，因为我们是美国人，我们是陆军士兵或海军陆战队，我们能赢。但事实证明那是错误观念，胡志明小道从来就没有被关闭掉，各处的避难所也一直存在。那是一种导致失败的观念。”
为什么失败了？小布鲁斯·B·帕尔默将军（前面书中引述过他关于空袭的观点）做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解释。小布鲁斯·B·帕尔默写道，参谋长们“深受‘能行’观念的影响，不能发表……消极言论，也不能显出不忠诚。”
这确实是导致失败的部分原因。但是，总统、我以及总统的其他顾问必须分担如下责任：同意用常规军事战术与不惜大量伤亡的敌人在一个缺乏基本的政治稳定的国家作战。
这样的战斗赢不了，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那年秋季，随着我军规模的不断扩大，共产党相应地在南方招募了更多军队，在北方加强了防空力量，还通过胡志明小道加强了人员和物资的输送。毫无疑问，他们是在适应美军越来越多这一新情况。威廉·威斯特摩兰对此做出了反应。在九月初要求增派三万五千军队，使美军人数在年底从十七万五千增至二十一万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增派军队的压力越来越大。十月中，威廉·威斯特摩兰向我们提出了他重新估计的一九六六年所需军队的数字。此前他说到一九六六年七月需要二十七万五千人，现在他说要三十二万五千人，以后可能会更多，而且不能保证美国实现其目标。
威廉·威斯特摩兰增派军队的要求使我们感到不安。我们担心这是个无底洞。战争的势头和事态的发展大大超出了七月底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估计和九月初威廉·威斯特摩兰的预言。我感到我们正在失去对事态的控制。
当参谋长们要求把空袭北越的范围扩大到河内—海防地区和邻近中国的其它地区时，这种担心就进一步加重了。总统和我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因为我们怀疑这样的空袭能沉重打击越共在南方坚持作战的能力或迫使河内停止斗争，也因为这类行动将增加我们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危险，就像十五年前在朝鲜发生的事情一样。
鉴于政府内部对空袭行动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我要求总统授权一个特别小组研究空中轰炸对河内的作战意志和能力的影响。林登·B·约翰逊总统同意此议，指派汤米·汤普森、马克斯威尔·泰勒、约翰·T·麦克诺顿和威廉·P·邦迪研究此事。汤普森小组于十月十一日提交了报告，其结论与总统和我的判断十分接近，所依据的理由也大体相同。扩大空袭行动可能引起中国和（或）苏联强烈的军事反应。轰炸海防和其它港口可能会炸沉苏联的船只，将强化北越对通过中国的陆路运输的依赖，从而增加北京对北越的极端主义影响。北越似乎不愿在受到进攻的情况下进行谈判。汤普森小组建议暂停轰炸以试探河内是否有兴趣和谈。
现在回过头看，一九六五年秋亚洲其它地方的事态发展已大大改变了区域力量平衡，已严重影响了美国在越南的利益关系。然而，我们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中国遭受了一系列挫折。八月初，由于喜马拉雅山麓克什米尔地区的领土纠纷，苏联的盟国印度与中国的盟国巴基斯坦之间发生了冲突。
十月，印度尼西亚发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在此之前，雅加达一直在向中国靠拢。例如，八月十七日，印度尼西亚领导人苏加诺发表谈话痛斥华盛顿，并谈到了“北京——雅加达——河内——金边”轴心。但不久以后，在印度尼西亚的重大政治事件中未获成功，遭受了悲惨的失败。反共情绪和排外情绪充斥全国各地。结果，苏加诺的权力被剥夺，三十多万共产党员遭杀害。东南亚地区最大最有影响的国家改变了政策和方向，权力落到了独立的民族主义者苏哈托的手中（现在他仍在位）。
乔治·F·凯南的遏制政策是我们承担保卫南越的义务的重要理论根据。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他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说，中国“已在印度尼西亚遭受了重大挫折……”这次事件大大地削弱了美国与越南的利害关系。他说现有的多米诺骨牌已经不多，而且都不大可能倒了。
乔治·F·凯南的观点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未对我们的行动产生影响。但是，一九六五年九月二日中国国防部长林彪的讲话对我们产生了影响。林阐述了“人民战争”的概念，呼吁“农村地区”（发展中国家）通过武装革命接管“城市”（工业化国家）。他嘲讽了在越南的美国军队，说越南人民的“阶级斗争”必将使到处扩张的美国遭受可耻的失败。约翰逊政府（包括我在内）认为这篇讲话有好战和侵略意味。在我们看来，林的讲话明确显示出“多米诺骨牌理论”有合理的根据。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清楚，在一九六五年秋的一些事件之后，中国把注意力转向国内，并于次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一系事件使中国在十多年的时间内没有再积极介入国际事务。但是，由于囿于原来的预测，也由于忙于应付发展极快的战事，我们和其它西方国家的大多数领导人一样，仍然把中国视为对东南亚和世界其它地区的严重威胁。
由于中国转向内部事务，美国增加了在越南的力量。战争越来越像是美国人的事情了。这在美国引起了一些批评，但民意测验显示广大民众仍然支持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政策。在国会中持严厉批评态度的约有十名参议员和七十名众议员，包括J·威廉·富布赖特、迈克·曼斯菲尔德和韦恩·A·莫尔斯等很有影响的人物，但是，国会总体上仍持支持的态度。除少数著名的专栏作家外，新闻界也在继续支持总统。
此时，反战抗议活动还不多，还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日下午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天黄昏时分，年轻的贵格会教徒诺尔曼·R·莫里森在我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窗外约四十英尺处自焚身亡。莫里森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是贵格会在巴尔的摩的斯托尼教友会的干事。
他把一加仑汽油倒在自己身上。当他点着火时，怀里还抱着年仅一岁的小女儿。旁边的人见状大喊：“救救孩子！”他把孩子扔到地上，孩子没有受伤，活了下来。
诺尔曼·R·莫里森死后，他的妻子发表了一项声明：诺尔曼·R·莫里森以他的生命来表达他对越南战争造成的巨大的生命损失和灾难的担忧。他是在抗议我国政府在军事上深深地介入了这场战争。
他认为全体国民必须讲出对国家采取的行动的看法。
诺尔曼·R·莫里森之死不仅对他的家庭来说是个悲剧，而且对我和我们国家而言也是个悲剧。这是对许许多多越南和美国青年的生命遭受杀戮的严重抗议。
他的行动使我极为震惊，我竭力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