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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按照自己的权利，林登·B·约翰逊正在为参加竞选而努力，因此，许多人认为，政治上的得失是他决定任何问题的基矗然而，我不能苟同这种观点。我并不认为，这一观点可以完满地解释，在当时，为什么他会做出反对空袭北越的决策。当时，即使是阮庆本人也反对此种行动。
并且，我之所以反对这一举动是因为，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我希望能够避免风险，避免中国或苏联的报复。任何一届总统均有足够的理由来考虑国内的政治，然而，如果以此为依据，来解释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B·约翰逊两届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的失误，则是我无法苟同的。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应总统之要求，在华盛顿的一次颁奖宴会上，我做了一次主要的发言，面对美国公众概括性地描述了我们在越南的情况。十分凑巧的是，在前一天，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J·威廉·富布赖特——后来，成为我们最坦率的批评者之一——在参议院做了一个题为《旧神话与新现实》的重要演讲，对于越南问题，他所提出的观点与我次日晚上发言的主旨不谋而合。在谈到谈判时，他说：“在当前的军事环境下，我们无法设想利用谈判，在保持南越自由的前提下，结束这场战争。”因此，他接着说道：事情似乎非常清楚，仅有两种现实的选择摆在我们的眼前：使用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来扩大冲突的规模；或者，做出新的努力，来增强南越人的实力，使其在现有的水平上，进行战争并取得胜利。执行部门的主管官员必须对这一问题进行彻底的审查；并且，直到他们对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做出估价，确定其可能性和可行性之前，以我之见，我们似乎仍不能做出选择，只能利用眼前最为有效的手段，去支持南越的政府和军队。无论何种特殊的政策被决定，有一点必须是非常明确的，即在尊重越南的情况下，美国将继续义不容辞地履行其承诺和责任。
在我的讲话中，依据我的观察，我对越南问题发表了几点坦率的看法：我指出，“毫无疑问，南越的局势正在日趋恶化；”“目前对这一形势做出估价仍明显存在着困难，该战争的形式和特点决定，得到的信息并非总是可靠和可用的；”“越共从本民族的人民中得到了大量的支持，这意味着，政治和经济问题与军事的解决方式同等重要，”并且，“越南前进的道路将是极为漫长的，充满着重重的艰难和挫折。”这些观点无疑都是准确真实的，然而，接下来我对我们方针的选择谈了看法，即早先我向总统提出过的那些选择，这次，听众们将会得出结论，我并未就我们的问题，做出必要的回答，而且，我声称道：中国共产党人的利益是十分明显的。每当苏联发出警训式的调子时，他们就会公开谴责莫斯科，指责他们已背叛了革命的事业。他们将美国视为一只纸老虎，并坚持认为，在自由世界的核防务和常规防务面前，通过缓慢而卓有成效的运动，越南就可以进行其“解放和统一”的革命斗争。因此，北京似乎认为，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个绝好的时机，运用越南作为试验品来展现自己的新战略。北京认为，越南的胜利将为中国的论点提供有力的佐证，为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服务。
在北京尚未开放其档案之前，我们将无从得知中国地缘政治的目标，也无法检验我的判断的正确与否。但是，当时，我的表述代表了我高级助手们的共识——包括军方和政界——只有一个人是例外的：我的私人助理亚当·亚莫林斯基，尽管，他并非一位中国问题的专家，但他说，我的判断是错误的。这一事例再次体现了我前面提到的观点：在对缺乏经验的领域中进行决策时，高层的政府官员需要随时得到专家、内行的帮助。如果我们的身边有更多的亚洲通，或许，我们就不会如此浅薄地分析中国和越南。在古巴导弹危机之时，我们曾得到了内行的指点；在我们处理有关苏联的事务时，我们也通常得到了这种帮助；然而，在我们面对东南亚的事务时，我们则无法借助类似的力量。
几天之后，NBC电视台的记者彼得·哈克斯在我五角大楼的办公室里，对我进行了采访，会面即将结束时，他问道：“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这个国家会考虑重新侵入北越？”我回答说，在从南越返回后，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向总统汇报的选择之一，正可回答这一问题：南越之外的军事行动的介入，尤其是反对北越的军事行动。我结论性地指出：“无论最终我们被迫使用什么样的行动方针，或其它的方法，都只能将它视为一种补充，而不能用它替代南越自身的前进。”
我将这种说法作为一种信号，提醒人们注意所有可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事情。
大约正是这时候，一九六四年四月，阮庆将军改变了他的想法，开始以一种进攻姿态来反对北越了。漫长而乏味的战争使人感到厌倦，南部战局毫无进展，加之河内的不断介入，令人极为愤怒和烦恼，阮庆开始将眼光投入了北方，急于在那里找到突破口。在五月四日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会见中，他提议应向北越发出警告，他们在南越进行的任何骚扰行动都将会得到严厉的报复。并且，他特别问道，美国是否准备轰炸北越。总统向我建议，在我与西德首脑会见之后，从波恩的返回途中，在西贡停下来，协同马克斯威尔·泰勒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保罗·D·哈金斯和阮庆，对这个问题进行再次的审查。
五月十三日，我在西贡会见了阮庆。他说，自从我三月份访问以来，他的确已改变了自己的看法。秘密的34A计划在反对北越方面，并未取得有效成果，并且，它似乎也难以取得这样的效果（我同意这一判断）。与他三月份的说法恰恰相反，阮庆争辩说，他在南越的基地的确还缺乏稳固和力量，但这可能正是一个立即向北越发动攻击的恰当理由，而不是等待那些弱点被纠正。
然而，在我启程离开西贡之前，阮庆又突然再次变换了想法。这时，他对我说，他不想对北越进行立即的空中袭击，因为，他并不准备动用南越的军队来参与行动，也并不希望使用美国的战斗机。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激烈地表示反对，他要求立即对北方进行打击，这包括切断进入南方的物资和人员输送，和摧毁河内进行战争的信念。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还指出，可能会出现另一次政变来推翻阮庆，在这种情况中，“美国应当做好准备，极有可能会在金兰湾里指挥这个国家的行动。”我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然而，在如何阻止政变，或者说，一旦其出现之后，应对其做出何种反应上，我也无力向总统提出像样的建议。
正是在这种信念发生动摇和混乱的情况中，我发表了一个心血来潮和欠加考虑的公开发言，从那时起，这一发言一直紧紧地追随在我的身后。四月二十四日，在国防部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出现了下述的对话：记者：部长先生，参议员（韦恩）莫尔斯（俄勒冈州的民主党人）已经将此称之为“麦克纳马拉的战争，”您对此有何看法？
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这是一场美国政府的战争。我按照总统制定的政策行事，并明显与国务卿进行了紧密的合作。我不得不说（在上面的意义上），我并不反对称它为麦克纳马拉的战争。
我认为，这是一场极为重要的战争，我愿意与之发生联系，并为赢得其胜利做出任何事情。
我试图说明，面对重大的分歧和冲突，我感到，我有责任去做任何事情，以尽可能地维护国家的利益。南越人提供的情报中存在着虚假和不实之处，身处于西贡和华盛顿两地的美国军政官员，对问题的理解又存在众多的分歧。有鉴于此，总统和我都一致认为，必须派遣一名总统身边的助手，每隔三十或六十天出访越南一次，亲自将考察的结果向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做汇报，并通过新闻界告知美国人民。这一差遣自然落在了我的身上，结果，与华盛顿的其他任何高级官员相比，在战争问题上，我的看法对公众的观点有了更为紧密的影响。这是一个铁的事实，我从不试图否认这一点。在其它的政府中，这一角色或许会属于其他人，然而，在此届政府中，正是我扮演了这一角色。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五日，中央情报局向总统、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就越南问题提交了一份专门的情报分析。其提供的消息是令人沮丧的：整体而言，南越的形势仍处于极为脆弱的状态之中。尽管，南越在战争中的实力已有所增强，但是，从整个国家来看，越共的压力并未减弱，并继续侵蚀着政府的权力，暗中破坏着美国和越南人的计划，以及打击着南越的士气。还无任何迹象显示，这种趋势已到达“底点，”如果在年底之时，这种衰落的趋势仍不能被阻止的话，南越的反共立场将极有可能无立足之地。
由于并无现成的计划来阻止“衰落的趋势，”几天之后，我们批准那些秘密行动计划继续延长四个月，它们原定于五月三十一日结束。虽然，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承认，34A行动计划到此时还未收到像样的效果，但他们认为，该计划还是具有“走向高峰”的潜力。然而，事实证明，在此之后，该计划的实施仍未取得更大的效果，并且，极有可能，它最终也导致了北越在东京湾（即北部湾——译者）做出的重大反应。
面对中央情报局令人沮丧的估价，以及联席会议成员的强烈建议，总统要求国务院和国防部准备一个涉及政治和军事的综合计划，对北越采取逐步升级的行动。结合这个计划，国务院拟定了一项议案，以期得到国会的批准，同意美国在印度支那地区扩大军事行动。
这正是一个起源，后来它成为了东京湾议案。此举正反映了林登·B·约翰逊总统常常念叨的警戒，即，如果事态的发展迫使我们扩大战争，我们也必须避免杜鲁门总统在朝鲜所犯的错误，即在国会尚未批准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除非它也处于“起飞”之中，否则，国会是绝不会对“紧急着陆”负责的，林登·B·约翰逊说。因此，他执意认为，如果他不得不发动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在印度支那地区的任何重大军事行动，都首先要得到国会的批准。三月二十四日，乔治·鲍尔手下的一个小组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草拟的国会议案，该文件批准总统在南越和老挝政府的要求下，“使用任何手段，包括动用军队”来保卫他们的安全。同一天，我们（不包括总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研究了这个草案。我认为，如果总统决定，在未来的两至三个月中将动用美国作战（而不是训练）部队的话，那么，我们就应立即着手提交这份议案，否则，我们还需等待时机。
尽管局势仍不明朗，但是，我们全都认识到，轰炸北越或派遣美军作战部队进入南越，都将会带来极大的风险。马克斯威尔·泰勒认为，南越政府的崩溃或胜利都不会在短期内出现，因此，在秋季来临之前，美军仍应该按兵不动，而不是扩大行动。三月二十六日，我们与总统进行了会晤，但最终毫无结果。他要求我们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保罗·D·哈金斯的继任者驻越军援司令部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以及费尔特的继任者火奴鲁鲁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海军上将小格兰特·夏普进行会见，讨论未来的事态发展。
威廉·威斯特摩兰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八年，担任了美国军队在越南战区的司令员，在导演的眼里，他的确具有一副标准的将军形象。他举止潇洒、坚毅果断、极为坦率。他毕业于西点军校，二次大战和朝鲜战争期间，他均任作战部队的军官，并是美国军事科学院的前任负责人。威廉·威斯特摩兰既没有巴顿那样的自负，也没有柯蒂斯·E·勒梅的固执，但却分享了他们的坚毅和对国家的忠诚。
火奴鲁鲁会议于六月一日召开，地点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宽大的会议厅里。在以前的场合中，至少某些与会者是充满了信心的，然而，这次则截然不同，几乎每一位到会者均流露出忧郁和担心。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仍然对事态的发展抱有乐观的态度，但是，他的看法极为孤立。
讨论围绕着一份草拟的行动计划而展开，该计划在华盛顿已被拟定，但尚未得到总统、迪安·腊斯克或我的认可。其主要的内容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