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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是把自己最珍贵的保留起来。我并没告诉他们何以您的剧作使我感到如此亲切，也并没提您一生的战斗和胜利怎样感染了我，没提到您在探索人生奥秘上所表现出的坚强毅力，您对公认的艺术教条规范的彻底蔑视，以及您决心走自己的路的英雄气概。
“作为新一代的人中曾受过您的教诲者，我在此向您致敬——不是谦卑地，因为您大名鼎鼎，而我则是个无名小卒；也不是懊丧地，因为您是位老人，而我还年轻；也不是冒昧或伤感地，而是欢欢喜喜地。我怀着希望和爱慕之情向您致候。”
詹姆斯·乔伊斯
1901年3月
乔伊斯认为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一种青春的执拗的美，像一股劲风向他吹来。他崇拜易卜生在艺术上追求真实，对人生则超然独立。他欣赏易卜生缜密的逻辑，佩服他敢于从宗教的束缚中摆脱出来。
在易卜生的剧本中，乔伊斯最倾心的是《培尔·金特》。他弟弟斯坦尼斯劳斯在日记中写道：“吉姆＇注：乔伊斯的爱称＇告诉我，他想把《尤利西斯》＇ 注：当时还只是一个短篇，想扩大为一部长篇 ＇写成一个都柏林的培尔。”从整个作品的脉络看，确实是这样。布卢姆也像培尔那样，离家外出流浪，只是《尤利西斯》中的布卢姆只走了十八个小时，而培尔则浪荡了一生。最后，两个人物又都回到妻子的身边。《尤利西斯》中的另一主要人物斯蒂芬和培尔一样，也充满了幻想。两人都在母亲弥留之际，仍然拒绝皈依宗教。五幕诗剧《培尔·金特》中也有一些内心独白。有时通过琐事来抒发人生哲理，如培尔剥葱那一景以及对地球讲的那番感慨万分的话。读《尤利西斯》第十五章，最使人想到易卜生的影子。酒醉之后与妓女厮混的斯蒂芬多么像妖宫中的培尔！山妖听到教堂钟声和索尔薇格的歌声，就一哄而散；斯蒂芬则被布卢姆救了出来。乔伊斯还曾于一九一八年写过一部题名《流亡者》的剧本，描写一对未婚男女带着个六岁的娃娃从意大利返回都柏林。人虽已归故土，精神上却仍处于流亡状态。
乔伊斯和易卜生最主要的共同点还在于两人都是当时他们所处的社会的叛逆者。乔伊斯于一九0 五年在给他弟弟斯坦尼斯劳斯的信中就曾说：“你时常反对我的社会主义倾向。难道你不能清楚地看到对无产者解放的拖延吗？教会分子或贵族或中产者的反动就意味着各种虐政的恢复。看来在欧洲重新恢复教会的权力就等于回到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自然，耶稣会士在给叛教者施轮刑或把他们拉上拷问台时，并没使人折腰。”（见理查德·艾尔曼：《詹姆斯·乔伊斯》第197页）
一九三六年乔伊斯对人说：“爱尔兰不喜欢我，正如挪威不喜欢易卜生。”他们二人在描绘各自社会中的人物时，笔下确实都毫不留情。然而今天，他们二人却又都成为各自国家——以至世界的光荣。
乔伊斯是怀着对于他所处的环境强烈的不满而开始他的文学生涯的。一九0 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他在致娜拉的一封信中，就谴责了当时他所处的社会，甚至自己的家庭：
“我从心中摒弃这整个社会的结构；基督教，还有家庭，公认的各种道德准则，当前社会的阶层以及宗教信仰。我怎么能爱我的家！我不过是来自一个为遗传下来的挥霍行为所毁坏的中产阶级。我母亲估计是被我父亲的疾病以及历年的苦恼折磨而死的。当我望到她躺在棺材里的那张脸时，我看到的是那么灰暗，为癌症所折磨的脸。我知道我看到的是一个受害者的脸。”
当时他与这位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娜拉相识才两个多月，真是满腹牢骚。接着他还写道：“六年前我脱离了天主教会。我对教会恨之入骨。我发现由于我本性的冲动，我不能再属于它了。我在当学生时就曾偷偷反对过它，拒绝为它任职，因此而沦为乞丐。但是我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如今，我用笔和口公开反对它。”（见艾尔曼：《詹姆斯·乔伊斯》第169一170页）
天主教会之外，乔伊斯还痛恨异族统治者——英国。全书许多处都从正面或侧面写到这个“家里的陌生人”。当时，都柏林社会贫富悬殊。当我译到“大厅里翩翩起舞的宫廷那五颜六色的服饰，外面却是悲惨的庄稼人，他们饥肠辘辘，面带菜色，吃的是酸模叶子”（《尤利西斯》第十一章）时，只觉得仿佛是在读杜甫。
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伟大作品，其创作者除了精湛艺术之外，都必具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乔伊斯正是怀着这样的心开始创作的。
一九0七年他在的里雅斯特演讲时说：
“爱尔兰的经济及文化情况不允许个性的发展。国家的灵魂已经为世纪末的内讧及反复无常所削弱。个人的主动性已由于教会的训斥而处于瘫痪状态。人身则为警察、税局及军队所摧残。凡有自尊心的人，绝不愿留在爱尔兰，都逃离那个为天神所惩罚的国家。”
《尤利西斯》中所揭示描绘的都柏林社会真实吗？最好的证人莫如比乔伊斯年长近二十岁，也是在都柏林长大并且同样具有改革社会热忱的萧伯纳了。他曾几次在函文中证实《尤利西斯》描绘的真实性和必要性：“我对它＇《尤利西斯》＇最感兴趣，因为我年轻时也曾在都柏林生活过。我认为他的写法具有经典性。我不认为在坦率描写性的方面需要什么限制。我不能使用乔伊斯先生的语言，我的手太拘谨，没法落笔。当我在都柏林时，年轻的医学生确实是那样，言语脏得很，在性行为上也不检点。他们认为那样才充满活力和富有诗意。我很想把那帮青年组织成一个俱乐部，让他们来读读《尤利西斯》，让他们回答像不像。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就要再问一声：‘我们要不要永远这样下去？’我希望他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把乔伊斯所描绘的消灭掉。那时《尤利西斯》就不存在了。那时，就像今天来翻阅十二世纪的地图。把《尤利西斯》这本书禁掉，那就等于把污秽物保护下来。那不是道德之举。倘若一个人朝你举一面镜子来照你本来的面目，即使把镜子打碎也是徒然，不如还是找块肥皂和水把脸洗一洗呢。”（艾尔曼：《詹姆斯·乔伊斯》第576页）在另一处，萧伯纳还说：“在爱尔兰，人们如果要使猫干净，就用它自己的爪子来揉它的鼻子。乔伊斯把这种办法应用到人身上了。”他认为乔伊斯在揭露现实的丑恶方面，“超过了我们时代所有的小说家”。
乔伊斯不仅揭露丑恶，他也通过主人公布卢姆写出人性的善良。在第十五章中，他还写到布卢姆的一些乌托邦思想：“我主张整顿本市的风纪，推行简明浅显的《十诫》。让新的世界取代旧的。犹太教徒、伊斯兰教徒与异教徒都联合起来。每一个大自然之子都将领到三英亩土地和一头母牛。豪华的殡仪汽车。强制万民从事体力劳动。所有的公园统统昼夜向公众开放。电动洗盘机。一切肺病、精神病，战争和行乞必须立即绝迹。普遍大赦。每周举行一次准许戴假面具的狂欢会。一律发奖金。推行世界语以促进普天之下的博爱。再也不要酒吧间食客和以治水肿病为幌子来行骗的家伙们的那种爱国主义了。自由货币，豁免房地租，自由恋爱以及自由世俗国家中的一所自由世俗教会。”
布卢姆这个人物刻划得真实无比。他在生活中固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这个犹太人在为人方面远比与他妻子勾搭成奸的爱尔兰人博伊兰要忠厚善良，有头脑。他曾领着一个陌生的年轻盲调音师过马路（第八章），尤其是对青年斯蒂芬·迪达勒斯的爱护，真是感人至深。
在西欧反犹排犹之际，作者偏偏以布卢姆这样一个匈裔犹太人为此书的主人公，并把他塑造得既富于同情心，又可敬可亲，这本身也是他对他那个时代的挑战。
三
匈牙利文艺理论家卢卡契（1885一1971）在《小说理论》（1971）中，认为文艺复兴后诞生的西方小说，是以探索人类内心世界为主旨的。小说描绘的是内心的探险，也就是灵魂自我寻找的历程。就英国小说而言，他这一论断未必能概括十八世纪以来的所有的小说。但本世纪确实有好几位小说家在这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如法国的普鲁斯特，英国的维吉尼亚·吴尔夫和美国的福克纳。其中，以乔伊斯的成就最为显著，影响也最深远。《尤利西斯》是意识流小说的开山之作。
意识流是十九世纪末西方小说发展起来的一种写作技巧。这一名词最早是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其《心理学原理》（1890）一书中开始使用的，原指人类的意识是流动的，千变万化，而不是固定的，有条不紊的。后来心理分析家弗洛伊德进而提出意识与潜意识的学说。在文学上，则指小说家不加评论地描绘人物通过联想、回忆等内在的思想活动，随时对外界事物所起的反应。也可以称作内心独白。
法国作家纪德在一篇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讲中，曾指出在十九世纪就已有人用这种内心独白写小说了。除了《罪与罚》的作者之外，英国诗人勃朗宁以及美国小说家及诗人爱伦·坡都曾使用过。自然更早还见于莎士比亚的戏剧。狄更斯在小说里，也曾使用过这种手法。还有一位与乔伊斯同时代的英国女作家多洛泽·瑞查德逊（1873一1957），她著有《朝圣旅程》洋洋十二卷，写的也都是人物的思绪、印象、回忆和感觉，也都属于“内心独白”。
最早启发乔伊斯从内心来描绘人物的是法国象征派小说家爱德华·迪雅尔丹（1861一1949）。他曾在所著小说《月桂树被砍》（1888）中，全面地使用过内心独白。整部小说什么事也没发生，只描写了一位初出茅庐的小伙子邀请一位漂亮女演员赴晚宴，基本上都是内心独白。乔伊斯是一九0 二年的一天偕一位遏罗（即今泰国）朋友赴音乐会的途中，偶然在火车站上买到此书的。他一口气读完，颇受启发。他从不讳言迪雅尔丹是这一小说技巧的先驱，后来并与之结识。《尤利西斯》的法译本在巴黎问世时，迪雅尔丹还曾向乔伊斯表示祝贺。但乔伊斯绝不模仿。他在《尤利西斯》中实际上已另辟蹊径。
内心独白是指人物想表达什么，不说出来，只在心里想，然而还是有条不紊的。乔伊斯笔下的意识流则捕捉人物头脑中那毫不连贯，变幻无常，东一鳞西一爪的思绪。它凌乱芜杂，漫无边际。令人惊奇的是，这部主要以布卢姆为主人公写都柏林几个市民从早晨八点到午夜共十八小时的活动的小说，一方面纷纷扬扬，而在结构上又是最周密严谨不过。
常有人把意识流同心理分析混为一谈。其实，心理分析乃属医学范畴。当然，文艺批评家也可使用这一方法来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心态。说来真巧，乔伊斯写《尤利西斯》时，心理分析在欧洲正方兴未艾，而乔伊斯所侨居的瑞士苏黎世，又正是心理分析大师卡尔·容格（1875一1961）的故乡。他们两人有过交往，但是谈得并不投机。容格读完《尤利西斯》之后，曾给作者写过一封毁誉参半的信，说：“我花了三年时间才读通它。我很感激你写了这么一部大书，我从中获益不少。但我大概永远不会说我喜欢它，因为它太磨损神经，而且太晦暗了，我不知你写时心情是否畅快。我不得不向世界宣告，我对它感到腻烦。读的时候，我多么抱怨，多么咒诅，又多么敬佩你啊！全书最后那没有标点的四十页＇按：指第十八章中摩莉的独白＇真是心理学的精华。我想只有魔鬼的祖母才会把一个女人的心理捉摸得那么透。”容格最后这句话似是称许，又似是调侃。他说三年才把此书读通，并非夸大其辞，再也没有比我们这两个中译者更有同感的了。
理直德·凯因在《寓言式的航海家》（1947）一书中，认为“乔伊斯就像十八世纪写（格列佛游记）的斯威夫特或后来写《培尔·金特》的易卜生那样无情地揭示了社会的病疾。他描写的是人在空间时间永恒中所走过的道路。他是以显微镜般的准确度来反映现代西方文明的矛盾和缺陷的”。
当乔伊斯着手写《都柏林人》和《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时，他就已开始试用零星细节来塑造人物了，而不像亨利·杰姆斯那样以突兀情节为小说的骨架，却通过细节，通过内心活动来描绘人物的精神面貌。在写《尤利西斯》时，他的这种创作方法就更臻于成熟了。在这部旷世奇书中，作者写出了生活在都市的现代人的失望和寂寞，灵魂的空虚�